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探讨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工的大量出现对我国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当“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发展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时,我们应从更多方面更全面地关注他们的特点和发展。本文主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以及如何让其更好地发展做出了分析。     

“民工荒”的反思：浅析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的重要性

新生代农民工对我国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是大中型城市中二、三产业迅速崛起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为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社会的进步,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取代了上一代农民工的主体地位,成为我国新时代的建设主体。但“民工荒”现象也随即暴露出来。笔者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点出发,通过他们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现状进行分析,提出问题与改进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进入新世纪,新生代农民工在其就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民工荒""民工潮"时而出现,而提升其就业能力是稳定就业、实现融入城市和职业向上流动的关键。笔者根据全国总工会、国家政策研究室、国家统计局等权威机构的调查数据,就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西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征与城市化的政策响应研究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就业-定居-生活”城市化过程中,其城市就业特征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状态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对以陕西省为重点的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情况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趋于多样化,服务业的就业吸纳潜力巨大;就业城市规模选择偏好于所在省份的大中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在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方面存在显著的需求;城市就业收入成为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多数家庭年收入处于城市中低收入范围;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保障受到极大忽视。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目标来看,需要从发展战略与规划方面做出的城市政策响应包括：提升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吸纳能力;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城市居住为核心促进农民工公平公正地城市化进程;加强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保障和城市化需求的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分析的视角

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共同构成了其"驻"与"返"判断的两个重要因素。不同的社会资本类型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为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相关组织系统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提高他们的活动效率。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排斥"却制约了这种资本的效力,从而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留在城市完成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必须明确以下路径:从滞留(共栖),到城市适应,再到城市融入(竞争、合作、内化与认同等),最后实现融合(共生)。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住房制度创新对策

居住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社会后,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下来并融入城市社会,最终完成向市民转化的关键问题。目前,由于我国现行住房制度的束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居住场所还面临许多制度性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与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规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职业技能缺乏、居无定所、身份认同困难等因素严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由此也衍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甚至在城市出现了＂新二元结构＂现象。因此,必须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种种障碍,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以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与城市适应研究

与以往研究只强调农民工返乡创业不同,通过调查认为创业取决于创业的制度环境、个人素质和创业机会等,不管是在农村创业还是在城市创业,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在城市中创业成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结合学者将城市适应划分为社会适应、文化适应、心理适应和经济适应,探讨了创业与城市适应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可以提高经济资本,是城市适应的基础;可以增加社会资本,是城市适应的保证;可以提升文化资本及心理认同,是城市适应的归宿。因此,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以创业地域多元化和制度的开放性、实施资产社会政策和制定更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     

共青团组织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治理对策

针对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点,分析共青团组织开展此项工作的困境,并从组织、引导、服务、维权四个方面提出了共青团组织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治理策略,最终达到促进这个群体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目的,以体现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和尊重。     

学习成本、同群效应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提高他们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认知度。本文运用广东省东莞市与昆山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学习成本、同群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综合认知度位于中等偏下水平,加班、工作强度以及从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的学习成本,对政策认知度产生负向影响。企业与社区的政策宣传、农民工之间的政策谈论、农民工加入正规组织产生了农民工之间的正向同群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有正向影响。出生年代、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实证分析与城镇化道路选择

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驱动力。本文借鉴西方城市学理论,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对移民问题的分析框架,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制度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等维度透视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剖析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对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上海城市的劳动力新移民研究

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中，有关对中国城市农民工的理解多半是放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等既有的框架内来进行探讨与解释的，其政策的落脚点和解释的出发点都放在“外来”和“流动”上。如果说这些农民工在20世纪80年代进城的初期，其特征多半是流动人口或外来人口，还可以理解，那么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那些已经生活在城市数年甚至10多年的农民工，难道还是城市的“流动人口”？他们是否有长期移居城市的愿望与期待？     

企业管理者对新生代农民工激励机制的分析

代工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吸收了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但企业管理者还未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点与诉求,当下用工市场频繁出现的"民工荒"和"高离职率"说明企业对他们的激励机制存在不足之处。本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激励机制因素,并通过实证分析修正了其激励因素模型。     

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课题组以在沈阳、大连、丹东、本溪、朝阳、铁岭6个样板城市中工作、生活的350名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从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状况、对流出地的看法两个方面进行调查,在对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辽宁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整体状况进行了描述。     

第二代农民工权益保障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又称"二代农民工"、"民二代",主要是指"80后"、"90后"的群体,年龄从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第二代农民工的出现,尤其是今年以来,富士康跳楼系列事件和台州民工相约自杀事件的出现,更让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成为了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第二代农民工权益保障面临着: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等一系列问题。要真正将农民工权益保障落到实处,必须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监管法律的实施,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新机制、新方法,各级工会进一步加大切实维权的力度。     

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跨文化适应路径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为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作了巨大贡献,但却难以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这为社会的稳健发展埋下了隐患。新生代农民工跨文化交际与文化适应是其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模式与家庭稳定性研究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对他们婚姻与家庭的问题研究,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当前,我国学者在婚姻观念、通婚圈、择偶、婚前性行为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模式和家庭稳定性的关系研究明显不足,有待系统和深入。     

继续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及教育措施

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使其个人得到了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离城返乡,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取代了第一代农民工开始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教育程度不高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这种现状势必制约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也对其个人带来不利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论企业柔性管理下新生代农民工能动性的激励

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城市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由于当前时代背景与自己心理特征的原因,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与尊重,传统的刚性管理已越来越不适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管理,而柔性管理已经成为激励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能动性与积极性的一种良好的管理方式。     

从“生存”到“发展”：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问题——基于“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进城心态差异分析

通过对“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对比,发现他们在进城打工动因、城市认同感以及就业途径和择业观念上均存在差异,农民工的行为导向逐步由生存理性走向发展理性。在发展理性的驱动下,真正愿意返乡并把农村和土地当成生存之路的农民工其实只占小部分,数量占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面对金融危机仍坚持返城务工。由此认为,金融危机下解决农民工出路问题应重点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及其行为差异,农民工对自身的定位和行为选择差异将决定政府政策制定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