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视阈下企业捐赠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企业捐赠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以合法性视角,运用分层回归的方法研究企业履行捐赠行为的经济动机和制度合法性动机。企业环境不同,行业地位不同,企业捐赠行为的动机也具有差异。     

企业的慷慨因何而来？——基于机器学习的证据

慈善捐赠是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而现有研究仅关注单一特征与捐赠行为之间的联系,缺乏对不同捐赠动机的比较分析,企业捐赠的主导因素仍有待深入探究。文章基于机器学习中的集成学习方法,综合讨论了多维度捐赠动机特征对捐赠行为预测能力的差异,从而识别出影响企业参与捐赠的主要动机,并找出预测能力最强的特征。研究发现：（1）与战略性动机、政治动机和外部监督压力动机相比,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主要受内部治理动机驱使；（2）集成学习方法对慈善捐赠行为的预测能力优于传统线性研究方法,其中渐进梯度回归树具有最强的解释能力和最高的预测精度；（3）在多维度动机特征中,管理层薪酬激励、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销售费用率、分析师关注程度、实际业绩表现和商业信用融资对慈善捐赠行为的预测效果最佳。文章不仅运用机器学习方法有效识别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关键因素,而且对完善三次分配制度、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     

我国企业慈善行为实践轨迹与现状分析

本企业慈善行为决定于企业地位、社会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和政府对慈善事业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问卷调查显示,现今大部分企业有捐赠意识,也有捐赠行动但捐赠额还不高;从捐赠样本企业数看,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情况不同,私营企业最高,其次是国有企业,最后是外资企业。就捐赠动机看,主要是出于履行社会责任,将企业捐赠与企业经济目标联系起来的"战略性企业捐赠行为"还很少。     

国有独资转为国有控股的动因及市场反应——基于湖北宜化集团改制的案例研究

文章以"湖北宜化"控股股东宜化集团的改制案例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国有企业改制的动机及其由此产生的市场反应。研究表明,政府主导下国有企业改制成功是由于满足了政府的政治动机,即政府推动和企业良好经营绩效的有效契合,且湖北宜化股权收购使全体流通股股东获得了超额收益。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由于优质资产的注入,市场对国企改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基于动机认知视角的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基本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

从利益相关者对慈善捐赠动机认知的视角出发,以沪深两市235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对企业慈善动机被利益相关者认知的过程分析,探讨企业基本社会责任调节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作用机制,寻求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实证结果不确定性的根源。研究表明,企业基本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慈善行为动机的判断,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随企业履行基本社会责任状况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化的结果。同时,基本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调节效应对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更加显著。研究结论对现有慈善捐赠文献进行了有益的拓展和补充,为企业慈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上市方式和股权特征及企业绩效分析——基于民营上市企业

民营上市企业在我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上市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上市企业能否健康发展,既关系到民营企业能否通过资本市场完成二次创业,也关系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以A股市场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我国证券发行审核制度和民营企业买壳上市的动机以及成本,并进一步比较了民营与非民营上市公司及直接上市与间接上市民营公司在股权特征以及绩效方面的特征和差异,探讨了造成此种差异可能的原因,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上市背景和上市目的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会影响到其股权结构,然后通过具体的经营行为反映到公司治理领域,最终作用到公司绩效上面.因此对于我国民营上市企业来说,间接上市民营企业的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可能比间接上市民营企业的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更加严重.     

制度环境变迁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慈善的制度动机和市场转型理论,采用中国市场化指数和上市公司捐赠相关的经验证据,探讨中国新兴市场中制度环境变迁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而后,进一步讨论中国市场制度环境变迁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中国企业的慈善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市场化改革可以降低中国企业因"主动配合"或"被动选择"而进行慈善捐赠的动机;(2)有着天然的政治关联和政治合法性、拥有垄断或优势市场地位、面临来自地方政府层面压力较小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制度环境市场化改革在公司慈善捐赠方面所带来的"制度红利";(3)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具备足够政治合法性的民营企业可能在制度动机和政府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不得不"主动配合"捐赠,"被动选择"政治性慈善行为以"购买"制度环境的稳定性或寻求庇护。     

雾霾污染下的污染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

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污染企业正逐渐成为慈善捐赠的主力军。以2009-2016年A股污染类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基于制度理论研究了环境保护政策对污染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有效性,探讨了由雾霾引发的环境质量变化对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污染程度越大,污染企业开展慈善捐赠活动的可能性越低,并且捐赠投入会更少;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不受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的影响,重污染与非重污染企业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表现没有明显差别;此外,污染企业无论是否受到环境规制均不会影响雾霾对其慈善捐赠行为的规避作用。上述结果表明,污染企业在雾霾污染持续加剧的情景下,反而会表现出逐渐弱化其社会责任行为的"异常"现象,相较于慈善捐赠带来的声誉效应(即"雪中送炭"),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更多存在为减少公众关注(即"雪上加霜")的隐匿动机。同时,由于政府环保政策产生的管控压力不足,重污染企业未能被促使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能带来价值回报吗——基于广告营销能力和市场经济环境调节效应的分析

以2012-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为依据,从市场角度探讨企业广告营销能力对"慈善捐赠-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以及在不同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广告营销能力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广告营销能力正向调节"慈善捐赠-企业绩效"的关系,企业的广告营销能力越强,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越强;市场经济环境对"慈善捐赠-企业绩效"的关系存在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处于较低的市场经济环境时,其广告营销能力越强,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大。研究结论为企业经营者进行慈善捐赠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风险与广告投入

股权质押使控股股东面临控制权转移风险,其有动机进行市值管理。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股权质押情境下控股股东是否存在调整广告投入的行为。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公司广告投入水平显著提高,说明股权质押情境下控股股东会通过策略性地增加广告投入进行信息管理,而非通过削减广告投入进行向上盈余管理,证实广告具有短期股票回报效应;控制权转移风险较大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广告投入的正向影响更明显,说明股权质押情境下控股股东增加广告投入是出于缓解控制权转移风险的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散户规模较大和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企业,广告更容易吸引投资者注意力,此时控股股东增加广告投入的动机更强,该行为短期内可以提振股价,但没有起到改善经营业绩的作用且加剧了股价波动。本文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联系提供了证据,且对相关部门加强上市公司广告费用监管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股权再融资、盈余管理与大股东的寻租行为

我国上市公司处于大股东的超强控制状态,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大股东在股权再融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本文研究了我国资本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大股东通过操纵报告盈余来改变会计盈余的时间分布和误导投资者,从而攫取更多的隐性收益,造成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降低.研究结果表明:(1)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在股权再融资过程中可以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隐性收益;(2)大股东的收益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而提升,中小股东的财富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而降低;(3)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将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因此,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实现了对小股东财富的掠夺效应,造成了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公司价值、声誉和后续融资能力的下降.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绩效评估研究

运用平衡计分卡探讨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的绩效评估是一个新途径,平衡计分卡不仅注重将战略与短期目标相结合,还重视内部指标和外部指标之间的平衡,更全面更具体的来衡量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的绩效水平。根据高校后勤部门产出的不同将后勤部门划分为营利性部门和非营利性部门两种,分别基于平衡计分卡设计出高校后勤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分析在应用平衡计分卡对高校后勤管理工作进行绩效评估时可能出现的困难。     

中国银行业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绩效分析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近几年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先后有十几家中资银行引入了境外战略投资者。中国银行业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这一改革措施的选取是正确的,但外资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没有必然联系的实证检验结果提示我们,银行绩效的提升不一定非要以外资控股为前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保持国内力量的银行控股权应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从多元化到集中化：全球大型工业企业的经营战略演变

本文根据1980、1990和2000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在全球17个行业排名前12位的工业企业中，多元化：企业数量逐步减少，而集中化企业数量逐步上升。这种由美国企业主导的从多元化到集中化的战略变革，促使企业经营业务集中并获得市场份额的增长和竞争力的提升。这种战略演变源于追求绩效、集中于企业核心能力和简化企业组织的需要。同时全球化竞争以及机构股东的力量迫使多元化企业转向集中化经营。     

终极控制权、大股东制衡与 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特殊资产保护出发,基于终极控制权,探讨控股股东和其他大股东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战略及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1）虽然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显得越可靠和及时,但控股股东无意于提升信息披露的相关性。（2）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高,即其特殊资产卷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卷入信息操纵。提高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但同样无意于提升信息披露的相关性。（3）其他大股东可能阻碍控股股东操控信息披露,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可能对信息披露以及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产生负面作用。（4）其他大股东制衡度与信息披露指数、信息披露可靠性和及时性之间表现为显著的U型关系。     

制造业企业套期保值方案实施的绩效评价研究

套期保值是现代企业规避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最理想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通过套期保值,可以改变企业在原材料采购过程中的被动性,使企业主动控制生产成本,保证经营利润。对企业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进行正确的绩效评价,对提高企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影响企业套期保值效果因素的分析,提出企业可以将期货和现货市场的综合收益以及期货市场套保品种的均价作为评价套期保值绩效的参考对象,能够正确引导企业合理参与套期保值,正确评价套期保值效果。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Managers And Managerial Discretion

Managerial discretion is likely to be beneficial to shareholders because of strategic cross-effects in an oligopoly.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shareholders deliberately retain managerial discretion in equilibrium even when the reduction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 is cost free. It is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 on profits can only be created by power-building (shirking) managers if quantity (price) competition prevails in the market. Consequently, the dominant strategy for the owners of a quantity- (price-) competing company is to employ a power-building (shirking) manager. The strategic effect of such a match between the type of manager and the form of competition exists for all managerial decisions as far as firm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高新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评价

对高新制造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内容进行分类。从业务结构创新、盈利模式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产业链上下游关系、战略领先及匹配程度以及市场表现6个方面构建了高新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评价体系。据此设计商业模式创新评价调查问卷,并收集了在中国创业板37家高新制造企业在上市后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情况,利用专家打分法获得样本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评价指标数据。结合熵权法和系统综合评价模型,对其商业模式创新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现阶段中国高新制造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出明显的发展不平衡态势。最后,针对中国高新制造企业的特点,对其商业模式创新方向提出了具体建议。     

我国国有企业民营化发行后绩效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民营化发行前后的绩效分布和变化特征,并重点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分析了绩效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资本市场成熟度、机构投资者、集权式管理、股权再融资和独立审计选择能够促进民营化发行后绩效水平的改善,市场竞争度、大股东控制度、中央控制、股权制衡度和关联交易对民营化发行后的绩效具有显著负相关影响,而行业管制、投资者保护度、地区市场化和对外担保对民营化发行后绩效的影响效应不明显。可见,影响国有企业民营化发行后绩效变化的原因来自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忽视任何方面都不能全面地解释民营化绩效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