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 ——基于陆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借助陆港通这一外生事件,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有效降低高管超额薪酬,约束高管的自利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陆港通交易制度发挥治理作用的潜在途径是通过提高股价信息含量产生股价信息反馈效应,促进股价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指导作用,或者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降低公司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压缩高管超额薪酬的攫取空间。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激励的有效性,但是其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治理作用受到管理者权力的强烈约束。上述研究不仅是对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超额薪酬领域研究的有益拓展,而且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进行相关制度建设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与公司业绩——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研究

以2005—2011年沪深两市1236至210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以及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占比越大、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越大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股权集中度、公司为国有控股、董事会持股董事会越多、监事会持股监事越多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因公司治理引起高管获得的超额薪酬与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一个有效的、具有良好独立性的董事会通常按企业绩效为经理人定薪,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经理人的道德风险,使其行为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但如果董事会受经理人控制,董事会的监督流于形式,便可能导致经理人自定薪酬、经理人薪酬与企业效益背离的现象发生。因此,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敏感性研究便成为文章研究的意义所在。     

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公司绩效和治理结构

公司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主要指CEO薪酬水平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薪酬数额的差别。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差距和公司未来绩效之间关系进行了检验 ,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大薪酬差距可以提升公司绩效。该结果支持薪酬激励的锦标赛理论而不是行为理论。本文还发现 ,影响我国公司薪酬差距的主要因素不是公司外部市场环境因素和企业自身经营运作上的特点 ,而是公司治理结构。本文认为 ,我国上市公司应适当提高薪酬差距以维持足够的锦标赛激励能量 ,而提高薪酬差距的主要出路在于进行治理结构改革。     

从国美“黄陈之争”看公司治理

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是现代企业广泛存在的现象,公司治理确保在这种分离下企业经理人不会违背所有者的利益,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包括了激励性薪酬、大股东控制与董事会等。本文通过国美控制权之争,分析了这些制度安排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董事会结构与经理薪酬关系的实证研究

经理人的薪酬激励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研究热点。对经理人进行薪酬激励可以降低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成本。如何更好地激励经理,进而降低代理成本,影响着公司治理的效率和效果。文章从董事会结构出发,以200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数据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经理薪酬的决定因素以及制约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结论及建议。     

可转换债券在我国公司薪酬激励中的运用初探

可转换债券是指在特定时期和条件下可以转换成普通股的公司债券。它包含债券和股票的买入期权,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最成功的金融工具之一。将可转换债券运用到公司薪酬激励中,是指公司根据规定,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即经理人)在其任职期间,按约定的价格(低于债券面值)购买并持有可转换债券,任职期满后,持有该债券的经理人可以将其转换为普通股获取红利或利得,也可以要求公司赎回该债券获取本金和利息。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新型薪酬工具,可转换债券在对经理人的短期和长期激励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恐惧管理理论下同事离世与高管薪酬自利研究

本文基于行为金融的研究视角和框架,创造性地将心理学中的恐惧管理理论引入代理问题的讨论之中,认为专业的企业管理者也无法避免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可能会加剧第一类代理问题。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高管同事离世事件作为外生冲击,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死亡提醒对CEO薪酬自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经历同事离世事件后,CEO的货币薪酬与超额薪酬显著增加,即死亡提醒可能增加CEO对物质的追求,引发代理问题。这种现象在年轻和权力较大的CEO样本中更加明显,且死亡提醒的作用具有一定持续性。本文的结论揭示了同事离世等突发事件冲击可能会影响高管心理状态,从而产生对公司决策和治理行为的影响,从行为金融的视角丰富了公司治理的相关文献,对于缓解代理问题、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的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公司治理、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2007——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高管薪酬、公司治理情况和盈余管理等数据,除了研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之外,还研究了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情况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Huson、Tian、Wiedman和Wier(2012)的数据模型,在其模型建立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和改进,经过实证研究得出相关结论,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持股比例对高管薪酬有负向影响,独立董事人数对高管薪酬有正向影响。本文研究证明,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的越好,高管薪酬受制约性越高。另外,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呈正相关关系。高管利用盈余管理来增加薪酬,是现存的主要问题。同时,公司治理对于盈余管理有一定的影响。这为公司制定高管薪酬的标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财务报告问询函影响高管超额薪酬吗?

本文基于201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考察财务报告问询函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务报告问询函显著抑制了高管超额薪酬,尤其在国有企业中,财务报告问询函的上述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务报告问询函也会显著抑制高管借助经营业绩进行薪酬辩护,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分析师跟踪对财务报告问询函与高管超额薪酬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且上述效应在国有企业中的影响显著。本文从高管超额薪酬视角表明财务报告问询函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拓宽和丰富了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理论研究,为证券交易所继续推进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监管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高管人力资本、高管报酬和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中部地区上市公司为例

高管人力资本、高管报酬和公司绩效三者之间体现何种关系特征,是企业配置高管人员有效实施高管报酬激励的重要依据,是提升公司绩效的有效保证。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任期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与高管报酬存在负相关关系;高管年龄与公司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与高管报酬存在正相关关系;高管的教育背景与公司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与高管报酬存在正相关关系。公司治理因素尤其是股权因素对高管人力资本特征与公司绩效、高管报酬的相关性有很大的影响。     

“债转股”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

"债转股"对高管激励具有显著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债转股"公司来说,"债转股"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债转股"能提高对公司高管的激励效应。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要结合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当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时,可以引进新的股东改善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以更好地激励高管;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支配权的让渡必须依靠各产权主体之间的资源谈判来完成,应使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更好地发挥相机治理及其对高管激励的替代效应。     

国际化战略实施、公司治理与中小企业商业模式转型

中小企业国际化扩张会对企业商业模式转型产生何种影响？中小企业公司治理能否有效解决商业模式转型中的代理问题？基于资源依赖和公司治理视角,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方法研究发现：①从短期看,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战略对商业模式转型有显著抑制作用。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在国际化环境下获得的资源对商业模式转型存在积极作用,但影响效果不显著;②高管短期薪酬激励对企业商业模式转型有显著消极作用,高管持股激励对企业商业模式转型具有积极影响,但影响效果不显著;③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由管理者自利行为引发的代理问题,公司监督能力越强,商业模式转型程度越大;④国际化战略实施和公司治理间的强化作用不显著。     

Firm performance,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Pakista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firm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compensation in an emerging market, Pakistan. Using a more robust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estimation approach for a sample of non-financial firms listed at Karachi Stock Exchange over the period 2005–2012, we find that both current- and previous-year accounting performances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CEO compensation. However, stock market performance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We further find that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CEO compensation, indicating some kind of collusion between management and largest shareholder to get personal benefits. Inconsistent with agency theory, CEO duality appears to have a negative influence, while board size and board independence have no convincing relationship with CEO compensation, indicating board ineffectiveness in reducing CEO entrenchment. The results of dynamic GMM model suggest that CEO pay is highly persistent and takes time to adjust to long-run equilibrium.     

努力不足、过度冒险与金融高管薪酬激励

次贷危机后人们普遍将金融高管薪酬激励不当视为引起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提出了相应的薪酬改革原则和方案,那么如何理解金融高管薪酬激励的特点及这些改革举措呢?本文依据金融中介的基本职能(通过收集信息和积极监督进行资产组合投资)和(投机性)金融资产的泡沫特性,认为金融高管的薪酬激励需要同时考虑诱导努力和风险控制,当面临经理可以同时控制努力水平和资产选择的双重道德风险时,由于资产选择对努力的替代效应,线性激励会导致无关性结果即激励强度与努力水平无关,造成努力不足,而投机性资产的泡沫性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应,并诱发经理的过度冒险行为,即使存在良好治理的董事会时也是如此。各种薪酬改革措施和监管政策讨论需要同时解决努力不足和过度冒险这两个基本问题。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Overpayment to directors and future operating performance

This article derives the predicted excess compensation from corporate governance variables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irector excessive compensation on future operating performance. By using the data in Taiwan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overpayment to directors will decrease the futur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the firm.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regardless of analysing in the form of fixed compensation or performance-based compensation.     

论高管薪酬管控

委托-代理关系导致高管高薪激励的必要性,但事实表明:高管高薪并不一定带来高绩效.经济波动对高管薪酬合理化提出新的要求,理论梳理有助于进一步明确高管高薪及其社会控制的必要性.我国高管高薪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薪酬水平主观定位偏差、资产所有者监管缺位、高管薪酬制度不完善等.国外治理经验表明:高管薪酬控制可以采取控制奖金、离职金及股息等收人直接限制高管薪酬水平,也可以通过征税调节过高薪酬,并建立严格的高管薪酬管理制度,各国已陆续颁布了一些关于加强企业高管薪酬监管的政策规定.针对我国特殊的国情,高管薪酬管控应着力完善薪酬委员会制度健全薪酬管理制度、优化内部薪酬结构、完善绩效考核办法,必要时直接采用薪酬水平限制.     

WHY HAS TOP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CREASED SO MUCH IN CHINA: A EXPLANATION OF PEER‐EFFECTS

Top executive compensation can be affected significantly by peer group pa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peer effects on the change in top executive compensation based on evidence from China.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if the top three executives' compensation was lower than the peer group median level in year t ? 1, the percentage change in the top three executives compensation in year t would be higher by 0.225%, and that the absolute level of pay would increase by 51 000 yuan. Furthermore, better performance, faster growth and state ownership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peer effects, while corporate governance variables do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