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及产业选择策略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及产业选择,关系到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否健康、迅速地发展。本文通过对市场容量、生产要素优势,以及我国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分析,提出了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及产业选择策略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产业聚集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在地域分布上却呈地区性不平衡,区域差异非常明显。本文从吸引FD I的角度把产业聚集效应划分五个层次的聚集效应,并尝试选取十二个指标来综合反映这五个层次的聚集效应。在此基础上就各产业聚集因子与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不同的产业聚集因子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并得出相应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集中还是扩散？

本文在区分外资企业生产成本和集聚净成本概念的基础上,利用Hotelling选址模型和Stackelberg领导模型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产业集聚规模的扩大,外资企业会在集聚正外部性高于负外部性时选择在集聚中心投资,而在集群达到临界规模后,集聚负外部性超过正外部性时选择在外围地区投资,从而形成范围更广阔的产业聚集区。利用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东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同时,FDI具有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地区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形成跨省区产业集群的趋势增强。因此,各地区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符合本地产业集群发展水平的外资促进政策。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在区位选择上出现向东部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集中投资，并逐步扩大对其他地区投资的趋势，而在东、中、西部地区省际间的分布上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变量，一是由自然禀赋区位变量和经济发展区位变量所构成的硬环境，二是由人文区位变量和政府区位变量所构成的软环境。本文通过选择其区位因素变量，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这一趋势产生的原因，并从政府的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我国理论界关于是否应该将发达国家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目标问题上产生的不同意见，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所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能力的矛盾。实证检验证实我国企业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还是以与我国经贸关系密切、市场规模相对狭小的国家和地区为主。但从长远看，发达国家和地区应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点目标。     

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该文通过对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回顾，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适用性，指出：传统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FDI的现状，促使我国企业FDI的主要动机在于规避各国日渐升温的贸易壁垒、提高自身的研发创新能力及避开国内激烈的竞争环境。这一投资动机也决定了我国FDI在投资区位、投资产业及投资时机等方面的战略选择。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且在区位选择上出现向长江三角洲集中投资，逐步扩大对其他地区投资的趋势。本文通过选择变量建立模型分析了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东部12省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状况，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外商在我国东部地区进行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根据分析结果，对东部沿海地区如何进一步吸引外资提出了相应策略。以期为我国各地区的吸引外资工作提供一些借鉴。     

我国东、西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比较分析

本文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分析,并以东、西部地区各11个省、市、自治区为对象,采用近十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比较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FD I、人均GDP、职工人均工资、市场开放度、劳动力素质五个因素为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重要的影响因素;滞后一期的FD I、滞后一期的GDP和政策因素是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本文的分析结果为东部地区保持自身优势、西部地区逐渐缩小差距的政策导向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依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准

文章从回顾与评价中外学者FDI“区位优势”理论出发,基于区位选择基准视角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三大基准,即“启动成本优势基准”,“投资者区位剩余基准”以及“区位关联度基准”,并指出我国FDI输出区位分布表现出较高的集中度而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应建立多元化的FDI输出区位结构。     

区位选择视角的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举措。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跨国直接投资的一个基本问题,没有有效的区位选择,也就不可能形成有效对外直接投资。根据邓宁的理论,区位选择具有多样性,在所有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中,东道国因素和跨国公司的企业因素最为重要。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应遵循一定的准则,根据企业的投资目标选择不同国家、地区和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战略比较研究

区位因素是影响跨国公司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日本、韩国、美国、港澳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区位选择战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外资对中国物流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随着2005年底中国物流业全面对外开放,外资物流企业纷纷抢滩中国物流市场。本文作者基于2001~2013年18个省13年间外资在中国物流业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资在中国物流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同时检验2005年结构突变,将整体数据按区域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实证分析不同区域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显示:物流业FDI显著追随制造业FDI,2005年前数据和中西部地区数据进出口额显著正向影响物流业FDI。2005年前后,东部和中西部物流业外资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变量存在显著差异。中国物流业全面开放政策对外资进入中国物流业的动因和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中国应根据区域发展差异对物流业外资的审批政策因地制宜,合理引导和规范物流业外资进入的区域。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首先分析了各主要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经验和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其次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提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从比较优势原则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应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从投资时机看，近期对东南亚各国发展产业转移型投资，对非洲各国发展工程承包型投资是有利时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早半拍”的原则，前苏联、东欧和中亚地区应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目标之一；从投资动机看，寻求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区域是欧美等发达国家。     

政府数字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数字化政府作为传统政府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有助于提升地区的区位优势,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东道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中国OFDI数据,实证考察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东道国政府的数字化对中国O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吸引能力更强;机制分析表明,东道国的数字化政府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以及抑制腐败寻租促进了中国OFDI流入。     

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和政策安排

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跨国企业,如何让这些企业选择能发挥我国比较优势,促进产能过剩行业转移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这是一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主导的“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在逻辑上解决了这个矛盾。本文在分析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和政策安排,促使企业在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有利于国内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背景下,不论从理论还是现实角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仍将呈上升趋势.本文结合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现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进行分析,推导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的策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背景下,不论从理论还是现实角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仍将呈上升趋势。本文结合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现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进行分析,推导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的策略。     

论外商投资企业在湖北省的投资区位选择

根据湖北省投资区位优势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状况，结合湖北省主要城市投资区位与产业优势比较，总结出外商投资企业在湖北省投资区位选择的特点，并阐述了与此相关联的区位选择层级梯度。     

浙江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本文从两个层面分析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有利条件，指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通过对浙江省企业的竞争优势、投资现状的分析，主要从微观角度即企业角度提出了如何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提升企业已有优势的同时弥补劣势，从而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