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投资质量视角诠释中国高投资率之谜

中国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的特征不仅与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格格不入，而且与投资理论相悖。本文在提出中国高投资率之谜和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投资转化率和资本折旧率两个反映投资质量的变量对资本存量和投资率水平的影响，从投资质量视角解释中国高投资率之谜。分析表明：中国的投资质量低体现在投资决策失误、工程质量差和中间费用高等方面，从而导致较高的资产折旧率和较低的投资转化率；高投资率对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不高，中国资本依然稀缺，资本的边际报酬率难以进入递减期。解决中国高投资率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投资质量。     

对中国投资率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4％，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相近。但是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这么高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还是罕见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学者普遍认为资本的快速积累是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投资率也持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近年来投资增长很快，投资率逐年上升，围绕“高投资率”的争论与研究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本文将通过对投资率变化趋势、投资的构成以及投资率的国际比较，探讨目前高投资率形成的原因和中国未来投资率的变化趋势。     

中国的铁路还是美国的国债：如何看待中国的“过度投资”（上）

“过度投资”还是“过度储蓄”？在迅猛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经济正在呈现强劲的反弹。随着严重衰退风险的减退，越来越多的市场观察家开始对中国的“过度投资”表示担忧。他们认为，这只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失衡。有关中国的“过度投资”的一个广为接受的证据是其居高不下的投资率（投资／GDP比率）。2008年，该比率一度超过50％，不仅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而且高于本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峰值。尽管目前尚无有关最佳投资率的理论基准，     

中国投资率未必过高

“中国投资率过高”这项论断在国际经济学界和商界中几乎已成定论。然而，倘若我们仔细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就不难发现，中国投资率未必过高。     

对我国投资率的分析

近年来围绕“高投资率”的争论与研究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本文将通过对投资率变化趋势、投资的构成以及投资率的国际比较，探讨目前高投资率形成的原因和我国未来投资率的变化趋势。     

浅谈我国投资与消费的失衡

投资与消费是两种不同的需求，也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同使用方式。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投资消费比例关系不协调的状况不断加剧。这种不协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痼疾”。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的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现状，试图找出解决我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合理途径。     

提高有效投资率，打破低度发展循环—对加快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考

闽西北地区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部资金注入困难,储蓄转化为当地投资的渠道不畅及生产性投资比重小。要加快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必须提高有效投资率,打破低度发展循环。     

中国投资率高低之争凸显微观与宏观的背离

投资效率：微观与宏观的悖离 最近在关于中国投资率高低的争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投资率不是过高，而是太低了。他们认为判断投资率高低的标准应该是投资回报率和利率之间的差距，也就是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距，两者差距越大，说明投资赚钱的空间越广阔。     

中国投资率与投资效率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中国的投资率一直较高，现已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几乎是世界平均投资率的两倍。与东亚地区的日、韩等出现过经济起飞的经济体相比，中国投资率的峰值超过了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其高增长时期曾经达到的峰值，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相近，而高投资率持续的时间则远超这些经济体。中国目前的实际增量资本-产出比已接近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表明随着投资率的过度上升，宏观投资效率在降低，金融风险在增加。中国应进一步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抑制投资率的过度上升。     

谨防变相刺激说误导转型

面对GDP增速下滑，刺激投资的呼声又起，这一次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属于一种变相说法。其中投资“高估说”就是一例。近期有学者在浙发议论，猛批只顾转型不顾增速下滑的政策，示意中国投资被高估，消费则被低估，上下约在10个百分点。进一步看下去，该议论还有个隐含的逻辑，就是把时下沿海地区民企、民资观望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减速，把经济减速归结为投资下降，把投资下降归结为投资率高估。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投资率“实际上”不是过高，而是被高估了，因而还应继续增加投资，而非去刺激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