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的几点思考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的里氏8级特大地震举世震惊,全国哀悼.灾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城乡建设遭受严重破坏,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任务十分艰巨和复杂.地震灾后城乡恢复重建规则选址既是重建工作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更是影响重建工作成败的关键.本文是对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的几点浅思,在对国内外地震灾害(包括汶川"5.12"特大地震)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对于灾后重建规划选址的技术原则与相关政策建议,对未来地震灾后城乡重建规划选址等提供有益经验和技术指导.     

震后住房重建透视

住房重建三大问题灾后城市的住房重建是个系统、庞大的工程,涉及政府、灾民、开发商、重建施工企业与银行等众多机构。目前,住房重建主要面临资金筹集、灾后补偿方式与分配原则、住房建设主体等三大问题。其中,资金筹集是保证灾区迅速恢复的首     

灾后重建焦点化效应下灾区地方政府的重塑

5.12地震灾区重建的一个显著伴生现象是地方政府的重塑。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几个重灾县政府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一系列行政改革。考察灾区地方政府的重塑机制和重塑实践,可发现与常态下地方政府改革的逻辑演化不同,灾区地方政府的重塑有独特的发生机理,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特殊外力推动下的重塑。灾后重建的焦点位置——舆论关注的焦点、国家审计工作的重点以及支援城市的援建和交流是推动灾区地方政府重塑的最大外力。灾区地方政府借助焦点效应提升本地形象和知名度是推动政府重塑的内力。由于焦点化效应的短暂性,灾区地方政府重塑的可持续性值得进一步关注。     

鼓励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税收政策解读

为支持和帮助玉树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统筹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又好又快重建家园,保证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恢复重建任务,使灾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恢复并超过灾前水平,根据《国务院关于支持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0]16号）的有关规定,     

四川地震灾后民营企业重建融资问题研究

汶川特大地震使灾区民营企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由于民营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特殊性,其灾后重建的最基本、最主要的问题是资金。对此,在宏观上应注意:改善国有银行的服务,发挥其对灾区民营企业融资的主渠道功能;积极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灾区民营经济发展;建立灾区民营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完善灾区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机制;发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积极为灾区民营企业服务;建立政府专项扶持基金,支持和引导灾区民营企业发展;积极引导民间融资,扩大灾区民营企业资金来源;加强政府的指导和服务,为灾区民营企业融资创造宽松的环境。在微观上应做到:明确产权关系,建立和完善民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企业管理,增强信用观念;适应国家宏观调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内源融资,迅速开展自救;以项目进行融资,积极寻求重建资金。     

“风景救灾”——抗震救灾中风景区规划思路与实践

风景名胜区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不论是对于国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实施,还是对于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或是对于风景名胜区本身,都是一项非常紧迫且意义重大的工作.准确评估风景名胜区的灾损情况,制定丛要的灾后恢复重建计划.是有效指导风景区灾后重建工作的基础.此外,恢复重建规划是分层次的,需要通过不同层次的规划逐步推进风景名胜区灾后重建工作.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灾后重建环境成本控制研究

灾区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归根结底是灾区及其恢复重建环境成本的控制问题.文章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分析灾后重建及其环境成本控制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探讨了通过深化环境成本控制体制机制改革、搞好项目规划及其环境影响评价和承接产业转移引进先进环保技术等制度安排,来实现灾后重建环境成本的有效控制.     

刍议灾后农村联建房屋的权属登记

在“5．12”特大地震中,房屋损毁严重,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都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心工作。按照国务院做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有关规定,地震灾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从多种渠道筹集资金、物资,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为此,各级政府按照《条例》的精神,相继出台了灾后农村房屋重建的具体措施,     

会计信息产权与会计管制

会计信息产权经历了由私人产权到俱乐部产权再到公共产权的历史变迁,其中公共产权是政府管制的结果,是特定阶段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做出的次优选择。但管制下的的通用会计信息无视需求者个性化要求,出现披露不足和信息超载并存以及真实性缺失等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了经济效率。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是恢复会计信息的私人产权面貌,让会计信息商品通过市场交易来达到资源配置最高效率。因此,会计管制可以定位于维护信息市场秩序和制定规范上来。     

汶川地震受灾农民安置及生产恢复对策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已成为当前乃至较长一个时期内的重要工作.这项工作涉及范围广、目标多重、利益关系复杂、耗费时间长,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将其与解决"三农"问题相结合,就农民安置与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等问题综合考虑,更有利于灾区生产恢复和群众生活改善.     

试论城市经营的本质

文章论述了城市公共物品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的相互关系 ,指出城市经营就是对城市公共物品产权的再认识 ,认为公共物品所有权应实现多元化 ,所有权、经营权与管理权可以分离 ;并就城市经营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原因和目标定位进行探讨 ,认为政府应由全能型向专职型过渡 ,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政府应履行好经济制导管理、城市公共物品经营配套、城市整体形象策划三大职责     

城镇建设资金运作与改革

我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严重不足 ,根本原因是城镇建设资金运作有悖于公共财政原理。本文结合公共产品理论 ,提出城镇建设产品的各类资金运作模式。     

城市社区安全新建构——基于杭州市社区民防体系的思考

安全是现代城市的重要公共产品,社区是现代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公共安全产品的供应能力是衡量现代城市建设水平的关键指标之一。当前各种复合性灾害、危机与风险使得社区安全面临愈加严峻的考验,加强社区民众防护工作日益紧迫。社区民防是个全新课题,构成了当前城市安全建设的新路径。杭州市社区民防探索经验,为城市安全目标指引下进一步深化社区安全建设提供了新的对策思考。     

The Henry George Theorem in a second-best world

The Henry George Theorem (HGT) states that, in first-best economies, the fiscal surplus of a city government that finances the Pigouvian subsidies for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and the costs of local public goods by a 100% tax on land is zero at optimal city sizes. We extend the HGT to distorted economies where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increasing returns are the source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city governments levy property taxes. Without relying on specific functional forms, we derive a second-best HGT that relates the fiscal surplus to the excess burden expressed as an extended Harberger formula.     

唐山大地震后重建与恢复的反思:城市规划视角的启示

中国唐山震后重建的案例,显示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中动员和举国支援下,迅速进行震后重建的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灾后援助,特别是重建是中国政府抵抗自然灾害最重视的环节,也是通常在灾害发生之后采取的应对措施。本文在唐山地震三十后,从城市规划视角对震后唐山恢复进行再审视,对传统的防灾减灾策略进行反思和总结,从而为当代中国城市安全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发生在1976年的7.8级唐山大地震,震前完全没有任何防灾准备措施,造成了24万人死亡的巨大损失。震后虽然面临着数据和资料缺失的困境,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和指挥下,地方党、政、军等力量的全面介入并提供了及时有效的灾后紧急响应措施。唐山震后规划虽然确定了"易地建设、分散发展"的重建规划思路,然而在迅速安置的要求下,后续建设还是不免落入原地重建的方式。在住房恢复方面,采取了"统一建设、统一分配"的模式,然而盲目提高建筑标准造成了时间和财力浪费,也引发了重建进度的拖延。在公共住房供给滞后的同时,大规模简易住房的兴建也给未来城市发展埋下了二次改造的隐患。唐山震后恢复的积极作用在于,为中国建筑防灾法规的完善和广泛推行提供了契机,也为八、九十年代制订和修编抗震标准积累了第一手资料。然而,这种"举倾国之力,助一城之建"的一腔热情进行城市物质空间重建与重置的带有特定时期的特点,当代中国城市防灾减灾更应从长远视角出发,促进城市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楼巴与城市机动性探析——以广州碧桂园凤凰城为例

广州是中国房地产最早开始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地方。随着广州城市各空间的拓展以及居住新城的出现,产生了大量的通勤交通的需求。在城市公共交通网络体系未成熟之时,楼巴这种由开发商运营的服务成为居民出行主要的交通方式。     

面向应急指挥过程的智能决策方案分析研究

面向应急指挥过程的智能决策系统既能发挥计算机迅速处理突发事件的优势,更主要的是根据人工智能中案例推理方法对历史案例进行检索和适配,找出最匹配的预案知识,制定出应急方法。本文针对某城市一高新科技园区内发生的各种公共事件进行应急处置,提供一体化综合应急调度平台。当园区出现应急事件时,平台能够提供快速响应,并触发相应的应急预案流程。     

关于北京发展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战略的思考

北京在中国和国际上的地位决定了它必须是一个具有较大经济规模的且具有经济活力的城市。要实现这一目标 ,北京市就必须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大力发展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北京市目前的状况是单厂的企业多 ,真正复合型的公司企业少 ,真正形成规模经济的公司少 ;发展高科技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发展和壮大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经济 ,也必须有大公司和企业集团为基础 ,发挥其带动和辐射功能 ;北京发展大公司和企业集团 ,必须以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和竞争力为目标 ;基本的途径是建立新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治理结构 ,理顺公司内部的各种关系 ,强化大公司和企业集团的战略管理职能 ,重点提升以技术为核心的企业竞争优势 ;大力开发适应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发展的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开发与管理人才     

2014青岛世园会公示语英译存在问题及翻译对策研究

公示语广泛应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英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可以为外国游客提供直接导引,而且对一个城市的都市形象也起着重要的提升作用。本文梳理了2014青岛世园会公示语英译现状,提出了具体的语用翻译失误之处并给出建议翻译版本。     

When Social Infrastructure Deficits Create Displacement Pressures: Inner City Schools and the Suburbanization of Families in Melbourne

Under advanced capitalism, gentrification converges with the post‐Keynesian ‘unhinging' of the state from the project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cluding its responsibilities for collective consumption (e.g. housing, schools).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scrutinizes this convergence through the ongoing assault on social/affordable housing, and yet anaemic housing welfare is not its endpoint. The social contract is further fractured through the ongoing discreditation and dismantling of the full gamut of legacies of the publicly regulated Keynesian inner city, including essential social infrastructure. Focusing on public schools, as an essential site for social reproduc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 struggle for the city under neoliberal gentrification may be emerging along additional (non‐housing) vectors. Based on a qualitative study of families' experiences of poor public education provision in central Melbourne (Australia),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xclusionary effects of gentrification likely exceed residential encroachment as state subsidization of residents continues to yield to the subsidization of capital. In particular,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life‐stage specific, infrastructure‐related displacement pressures wrought by a state failure to provide adequate public primary schools in the ‘regeneration' of central Melbourne, and it illustrates how these pressures prompt housing strategies that unevenly divest families of the locational advantages secured in the inner city. Highlighting the role of public school deficits in the reluctant suburbanization of lesser‐resourced families assists in foregrounding state complicity in displacement dynamics and the potential for these to magnify socio‐economic, gendered and socio‐spatial inequalities across the 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