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贸易隐含碳的非对等性研究——基于全行业视角

首先运用中日投入产出表及贸易数据,测算了2000年～2014年中日27个行业部门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结果显示,在样本期间内,中国一直是贸易隐含碳的净出口国,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隐含碳平均排放量是从日本进口的4.88倍;虽然中国行业部门的碳强度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但总体碳强度依然较高,约为1.32千克/美元,是日本的3倍.其次,采用LMDI分解法对上述结果进行解析,结果表明,正向规模效应是中国对日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负向技术效应则有利于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减少,而结构效应的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对10个服务行业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进行分解,发现中国服务行业在对日本出口中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正在下降,但从服务业贸易隐含碳排放结构来看,相较于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仍然较高.     

湖南省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全球气候变暖,国内外学者开展了许多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但有关湖南省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仍相对匮乏。文章依据IPCC2006碳排放测算模型、投入产出法对湖南省贸易隐含碳进行了实证评估及结构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湖南省2007-2017年进出口贸易隐含碳呈上升趋势,从2007年的41.63亿吨上升到2017年的95.00亿吨;分部门看,2012年和2017年,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部门、化学产品部门的出口贸易隐含碳稳定在前列,进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较多的有金属矿、煤炭采选产品与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部门。(2)影响湖南省贸易隐含碳的因素依据影响力大小依次为直接碳排放系数因素、出口（进口）向量因素和中间投入系数因素。     

中澳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测算及失衡度分析

文章应用投入产出法建立一个测算中澳两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模型,分别运用双区域和单区域投入产出表估算两国贸易商品的碳排放系数,并采用两国近10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测算中澳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及其对中国"碳排放"的净影响。研究发现,以2007年为分界点,中国在中澳贸易中由隐含碳的净出口国转变为隐含碳净进口国;这意味着中国通过中澳贸易向其转移了碳排放,即中澳双边贸易有利于中国经济"节能减排"、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型。文章最后分析了中澳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失衡度,从行业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上述变化的原因;并阐述了本研究的政策意义。     

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环境投入产出研究方法测算我国出口各部门的碳排放强度和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利用SDA与LMDI分解法相结合的方法将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分解为四个影响因素,分别分析直接排放系数效应、中间生产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提出要优化出口贸易产业结构,避免出口资源类产品,限制高能耗产品出口,维持大宗贸易产品出口,支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通过建立合理的碳排放机制推进低碳经济发展。     

进出口贸易对中国隐含碳排放量的影响:2000-2009年——基于国内消费视角的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析

每年大量的"中国制造"不断出口到发达国家,这些出口产品背后的隐含碳排放问题不容忽视.与已有文献主要利用美国、日本等国的数据间接获得中国碳排放率不同,本文通过直接计算中国2002、2005和2007年分产业部门的碳排放率,再以国内消费活动为标准利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估算中国2000-2009年的隐含碳排放量,分析贸易碳排放净差不断增加的原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国内消费的碳排放总量将比国际公布的数据有所减少.中国在2000-2009年间保持贸易碳排放顺差,出口的高增长快速拉动了中国碳排放总量的增加.各国应当共同改善现行的碳排放量测算体制,同时中国也要鼓励低碳产品和技术贸易.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广东省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测算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广东省1997-2011年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化进行研究,分别测算了广东省整体和部门层面的进出口隐含碳排放。研究结果显示,广东省出口隐含碳排放总量大于进口隐含碳排放总量,差额1997年为0.20亿吨、2011年为0.36亿吨,说明广东省处于隐含碳的净出口状态;另外,隐含碳的排放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业、服务业和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部门。广东省应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减少高碳产品的出口,扩大"两高一资"产品的进口,推进节能减排技术研发,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基于环境投入产出分析的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测度研究

文章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法,构建我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测度模型,从国家层面、三次产业层面和行业层面研究了国际贸易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在研究期间内为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净出口国,但产业碳排放系数与净出口碳排放量占国内一次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比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第二产业贡献了全国80%～90%的净出口碳排放量。其中,对贸易净出口碳排放贡献较大的行业包括化学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7个行业。     

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核算与分配问题研究

现代贸易方式不仅导致贸易利益在全球价值链上进行分配,还带来了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分布。两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除了表现为贸易经济福利的分配,还表现为贸易隐含碳福利的分配。本文将贸易增加值分解法结合MRIO模型对2000—2014年中美双边工业品贸易增加值所隐含的碳福利分配及影响机制展开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中,碳福利逆差在中国,碳福利顺差在美国;(2)中美工业品贸易碳福利级差经历了“先扩大,后收窄”的过程,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双边碳福利不平衡状况重新呈现扩大趋势;(3)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价值链地位提升以及对美进口规模扩大都有助于改善碳福利逆差的局面,但美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中间品和最终品需求以及双边复杂的技术关联结构仍是中国碳福利逆差的主导因素;(4)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可能将导致对出口国加征关税会通过降低进口消费侧排放的方式恶化加征国的贸易隐含碳福利。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同时覆盖中国加入WTO以及美国次贷危机两个重要节点,这对于重新审视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下双边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为中美未来贸易谈判以及全球碳排放责任认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方向。     

中日贸易污染条件研究——基于MRIO模型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对2000-2011年中日贸易隐含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对日本拥有大量的隐含碳顺差,中国单位出口的平均污染量是其从日本进口的5.3-7.5倍。因此,由于出口产品远比进口产品更为"肮脏",中国成为日本转移高碳产业的"污染避难所"。在此基础上,采用SDA法对影响中日贸易污染条件变迁的效应进行分解。结果显示,中国碳排放强度效应和日本中间投入结构效应为负,对改善中日贸易污染条件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中国中间投入结构效应、日本碳排放强度效应、中国出口结构及日本进口结构效应为正,加剧了中国贸易污染条件的恶化。     

中日贸易污染条件研究——基于MRIO模型的分析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对2000-2011年中日贸易隐含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对日本拥有大量的隐含碳顺差,中国单位出口的平均污染量是其从日本进口的5.3-7.5倍。因此,由于出口产品远比进口产品更为"肮脏",中国成为日本转移高碳产业的"污染避难所"。在此基础上,采用SDA法对影响中日贸易污染条件变迁的效应进行分解。结果显示,中国碳排放强度效应和日本中间投入结构效应为负,对改善中日贸易污染条件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中国中间投入结构效应、日本碳排放强度效应、中国出口结构及日本进口结构效应为正,加剧了中国贸易污染条件的恶化。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的碳排放与利益：测算与比较

文章运用环境MRIO模型测算和比较了中国与36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和增加值贸易余额,全面揭示了贸易所带来的利益与碳排放的关系。主要结论包括：首先,总体来看中国历年贸易隐含碳排放和增加值贸易都为顺差,且呈同步递增趋势,表明中国是碳排放净移入国的同时也是净贸易利益的获得者。其次,中国对26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和增加值贸易呈现双顺差,其中对台湾地区和印尼呈现双逆差,与上述国家（或地区）双边贸易引致的碳排放净流入（或流出）与贸易净利益（或损失）之间呈现互补关系;中国对俄罗斯和印度的增加值贸易顺差而贸易隐含碳排放逆差,使中国获得贸易利益和环境改善的双重收益;对德国等6国的增加值贸易逆差而贸易隐含碳排放顺差,使中国获得贸易损失和环境恶化的双重损失。最后,中国各国（或地区）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折算金额后占增加值贸易余额的比重差异较大,总体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具有更高的碳排放效率。     

1998-2010年江苏省引进FDI与碳排放的相关性评估

概述了1998-2010年江苏省引进FDI的规模和结构特征,应用Kaya恒等式评估了1998-2010年江苏省的年度碳排放量。应用单整检验和EG两步检验法,证明了江苏省FDI规模与碳排放量存在协整关系。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了滞后期为1-3时,江苏省FDI变化是碳排放量变化的原因,但碳排放量变化不是江苏省FDI变化的原因。从产业结构看,江苏省第一产业FDI的变化与碳排放变化不存在因果关系;江苏省第二产业FDI的变化从长期看是碳排放量变化的原因;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江苏省碳排放量的变化均是第三产业FDI规模变化的原因。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度研究——基于碳排放责任界定的视角

贸易自由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考虑进口中间投入产品的影响后,建立经济模型,分析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其中特别注重对再出口贸易和部门分解的分析。结果表明:2007年,我国生产隐含碳比消费隐含碳高4.53%,净出口隐含碳达2.98亿吨。我国的CO2排放贸易条件是0.93,这说明我国单位出口的碳排放强度小于单位进口的碳排放强度,国际贸易总体上来说有利于中国的节能减排。"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出口隐含碳最多的部门,进口隐含碳最多的部门是"化学工业"。隐含碳贸易顺差最大的部门是"纺织业",逆差最大的部门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再出口隐含碳最多的三个部门,说明这些部门有很大一部分产品属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对我国进出口隐含碳有较大的影响。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碳排放权价值的中美贸易利益评估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利用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6-2008年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碳排放权价格,评估了中美贸易利益。结果表明,2006-2008年中美贸易的结果是中国无偿为美国排放了二氧化碳。考虑到碳排放权价值后,中方贸易利益减小。中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低价格出口模式不可持续,中国有必要调整外贸政策。     

中日货物贸易中的碳排放问题研究

首先使用中国2002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和日本2000年、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中日两国主要贸易产品的碳强度进行了测算。然后选取典型产品,采用行业面板数据对中日两国的货物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日本的主要出口产品中,除钢铁及其制品外,其他产品的碳强度均高于日本;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越强,其碳强度越高,而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与碳强度无显著关联;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可以明显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碳强度;机械制造业存在日本向中国的产业转移现象;从降低碳排放的角度出发,日本的出口贸易结构优于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     

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碳排放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1978~2010年三次产业数据,采用Moore结构变动指数,测度出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变动指数,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分析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变动与碳排放量波动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碳排放量波动的原因,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碳排放量波动的影响稳定,并有较强的滞后效应。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我国实现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     

贸易开放提高了二氧化碳排放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采用中国 1990—2010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选取排放总量和碳强度作为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实证考察贸易开放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 ( 1) 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碳排放,"向底线赛跑"假说揭示的环境负面效应强于贸易的环境收益效应。(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中国成立,人均收入是影响碳排放的关键因素。( 3) 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存在时空上的结构性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开放对环境的负面效应有所减弱; 相对于内陆地区,贸易开放对沿海地区环境的负面效应要小。在分析实证结果背后原因的基础上,得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中国消费碳排放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采用(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2002-2009年中国二氧化碳的生产排放、消费排放、出口排放及进口排放,并采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对消费排放与出口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生产排放量与消费排放量分别从405509.15MT与407266.16MT增加至602281.91MT与573106.09MT。除2002年外,其余年份生产排放量都大于消费排放量,缘由在于此间出口含碳量都大于进口含碳量。分解结果显示,在研究期间,国内最终需求规模和进口规模的扩张是消费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出口规模是出口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最终消费及中间产品的需求逐步趋向于高碳排放产品,中间投入技术呈一定进步趋势,但能源效率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但能源结构和出口结构仍不够理想。     

两岸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采用Novy模型测度1997—2010年间中国大陆与台湾按照HS编码划分的各行业的贸易成本,在此基础上建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GMM估计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两岸各行业贸易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并且各行业的下降幅度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两岸各行业的平均关税水平、各行业的贸易开放度、两岸人均收入水平差异以及台湾当局对大陆的经贸政策,对于两岸贸易成本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主要政策含义在于,两岸可以搁置政治上的争议,继续挖掘贸易成本下降的渠道,加强彼此之间更加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以实现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