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发展阶段:储蓄率与经济增长

高储蓄率对于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根据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人均GDP划分标准,选择了31个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国家,使用1991年—201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储蓄率对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对于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阶段的我国来说,高储蓄率对于进一步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阶段应该维持高储蓄,充分利用高储蓄的优势,将高储蓄安全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推动经济增长,最终完成工业化。     

解读我国的高储蓄——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及其对未来经济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且持续上升,目前我国国民总储蓄率已经达到51．4％。本文从宏观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我国高储蓄率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我国高储蓄率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讨论我国目前这种高储蓄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可持续的问题,最后就如何提高我国的消费需求,降低国民储蓄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中国已进入财富激增时期"暴富"考验中国崛起

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持续奋斗160多年，终于开始实现国家的崛起，工业化的崛起和经济总量的崛起，并向技术崛起和文化崛起扩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革命胜利建立强大国家，结束战败和内乱；出现特大人口增长；人口结构年轻、储蓄率高，长期保持40%的储蓄率，投资数量巨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国内外经济提供4亿廉价劳动力，现在又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在家庭、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下，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充分、最艰苦的20年教育投资，为未来技术管理文化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最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本。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中的某一阶段出现充足供给劳动力和高储蓄率给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人口红利之后将面临高老年人口比所导致的人口负债。本文在理论层面讨论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人口红利期劳动力增长和高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人口红利期之后必须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才能保持可持续增长。研究了中国充分挖掘人口转变潜在贡献的现实困境,给出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理性建议。     

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1952—2006年的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1952-2006年样本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中国储蓄率、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在此基础上使用脉冲响应函数、Granger因果检验、方差分解模型以及动态相关系数等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储蓄率、投资率之间体现出较强的当期相关性,具有影响关系上的近似对称性;三者具有类似的波动模式,它们之间存在稳定的影响关系和影响方向.经济增长率分别是投资率和储蓄率Granger原因,但反向因果关系不成立.投资率与储蓄率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说明了投资效率不高.为了增强投资的产出效应,应当适度改善投资结构,加强对可贷资金的引导和规范,保证储蓄向投资转化渠道的畅通,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当放在启动消费上.     

从家庭养老角度看老龄化的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

本文在迭代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养儿防老的机制,探讨了微观家庭的消费、储蓄、后代教育投资决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模型的分析表明:在养儿防老机制和生育控制情况下,高储蓄往往伴随着高的教育投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增加,后代的教育投资量和投资率也将增加。从宏观层面上看,工资收入比重的增加,人均资本装备率的提高都将增加对后代的教育投入,这同中国目前的高储蓄、高教育投入的现状是吻合的。老龄化程度增加虽然降低了家庭储蓄率,但并不必然导致经济的衰退,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取决于老龄化程度、资本产出弹性、教育部门资本投入产出弹性等参数。本文为老龄化趋势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判断提供了基础,并讨论了维持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樊纲：经济可保持20年高速增长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近日在上海参加一个论坛时表示，如果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渐进，教育作用逐步发挥，经济结构调整不断进步，城乡居民充分就业并保持较高储蓄率，中国经济就至少还可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     

正确认识中国高储蓄率的成因和形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增长、高储蓄率的宏观经济特征，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本来源，同样使得另一些人增强了对居民过度储蓄造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的共心。总需求是否会抑制总供给，居民若更加倾向于储蓄而减少消费，则可能造成经济衰退。     

中国经济走势：平稳较快的增长

从短期来看，我国确实存在使经济放缓的因素，但从长期的增长因素看，中国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以及比较旺盛的市场需求，还有充裕的劳动力，都可以支撑中国经济比较快的增长。     

战后日本高额储蓄的维持、转化及其启示

二次战后,日本凭着国内外各种有利条件,通过改革和调整,促成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直至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令人注目的世界经济强国。从某种角度来看,战后日本是以“储蓄大国”转变成“经济大国”的,这一经验值得我们探索与借鉴。一、战后日本如何提高和维持高储蓄率日本经济界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高增长率没有高的储蓄率是不可能维持的”。持续的高储蓄在相当大程度上支撑了战后日本的高投资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为中国刺激消费出谋划策——国际大行十一月交锋热点集粹

伴随着中国经济稳步快速地发展,更好地把握中国经济的走势一直就是国际投行研究的重中之重。伴随本轮经济周期而来的高储蓄率带给国际金融市场不少忧虑,为了解决高储蓄率的问题,同时也出于为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的需要, 为中国刺激消费出谋划策成为了国际投行关注的又一焦点。     

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与经济增长: 理论模型与中国经验

利用世代交叠内生增长模型,本文考察了现收现付制与生育率、储蓄率、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将子女的人力资本引入父母的效用函数。理论模型表明,现收现付制会促进人口增长,降低储蓄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并不确定。本文利用中国31个地区的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降低了居民储蓄率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占居民收入的份额,不利于经济增长。利用制度外资金来解决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转轨成本问题和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将有助于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从而对经济增长有利。另外,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将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促进就业根本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巨大的失业压力同时并存,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研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劳动就业问题,对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充分就业和丰富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理论都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论点

曾培炎:中国经济处于新一轮增长上升期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新一轮增长的上升期。主要是,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市场潜力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国民储蓄率高,基础设施继续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等等。——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财富》全球论坛发表演讲     

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90—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影响一个国家居民储蓄率的因素有很多,比如GDP、投资量、劳动量、居民消费水平、通货膨胀等。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对一国居民储蓄率有影响,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阶段是有差别的。居民的高储蓄率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个特征,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对我国高储蓄率的现状及其原因通过计量建模的方法进行了分析,最后根据模型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高储蓄率的“囚徒困境”分析

美国的次贷危机已开始向房地产、消费等实体经济扩散，全球经济将继续降温。鉴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愈加明显。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被摆在突出位置，并被反复强调。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背负巨额不良资产的同时还能正常运转，其原因在于储蓄率居高不下，银行有源源不断的社会资金流入。如果哪一天储蓄率下降，     

对中国投资率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4％，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相近。但是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这么高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还是罕见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学者普遍认为资本的快速积累是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投资率也持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近年来投资增长很快，投资率逐年上升，围绕“高投资率”的争论与研究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本文将通过对投资率变化趋势、投资的构成以及投资率的国际比较，探讨目前高投资率形成的原因和中国未来投资率的变化趋势。     

人口老龄化、储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基于索洛模型引入老龄人口因素推导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收集整理中国31个省市及自治区2005—2019年的数据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储蓄率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储蓄率跨过门槛值后,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得到显著减弱。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源何在

在以往20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世人瞩目的高速增长,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开始了高速增长的进程,这一进程一直延续了20年,创造了GDP年均达到9%的世界经济增长奇迹。还在国外经济学家剖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和试图核实9%的增长率的准确性时,中国的经济奇迹已成为公认的事实。目前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否就此结束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阶     

“去杠杆”抑或“去管制”:新常态下的“去杠杆化”之路

<正>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通过降低社会金融杠杆率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又一次成为热点问题。中国全社会杠杆率由1996年的113%增长至2013年的215%,增长了90.6%,特别是2008年之后,在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推动下,社会杠杆率出现了迅速上升的态势。"杠杆"本身是现代金融市场中的重要工具,通过适当的运用杠杆工具,可以有效提升优化金融资源利用率。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私人消费部门的金融杠杆率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内部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