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蔓延、多中心集聚与生产率北大核心CSSCI

水平的蔓延和立体的多中心集聚是城市空间扩张的两种形态,它们如何影响城市生产率,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土地集约化利用有重要参考价值。现有文献仅停留在分析城市蔓延对生产率的影响,并认为蔓延不利于生产率提高。本文认为,现代城市扩张不是过去那种单一住宅部门围绕市中心向外水平蔓延的模式,而是呈多中心集聚的模式,如服务业集聚于市中心而制造业集聚于外围次中心,并通过空间结构优化,在不显著增加通勤成本的同时,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有利于生产率提高。本文运用1997—2013年中国286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水平蔓延对城市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但不一定是负面影响;多中心集聚显著提高城市生产率,主要源自制造业次中心集聚及其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效应。结果还表明,多中心集聚效应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城市存在差异:在多中心城市加速发展期最为显著,大约对应2003—2011年城市生产率的变化;其对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的城市正向影响显著,而对规模过大的城市影响不显著。因此,加强多中心集聚并适度控制蔓延以优化空间结构是城市扩张中经济高效运行的关键。     

金融集聚的内在动因分析

金融集聚形成动因问题上,本文对国际金触中心形成的微现理论基础进行了探讨.从金融本身的特点出发,本文提出了如下观点:(1)金融集聚作为产业集聚的伴随物,随着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发展;(2)金融本身的高流动性加速了金融集聚;(3)金触成长至高级阶段成为经济主导与核心,其对经济的主导性促进了金融集聚.从空间经济学及相关的视角来看,本文认为:(1)集聚的空间外在性是金融集聚形成的基础;(2)不对称信息与默示信息所要求的金融主体的空间邻近促使金融集聚的形成;(3)金融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促使金融集聚的形成.     

城市群人口集聚促进域内企业创新吗

人口和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但跨行政区划的城市群人口集聚能否促进域内企业的创新活动仍有待检验。本文利用2007—2019年的上市公司样本，结合专利申请数据，在构建相关城市群人口集聚指标的基础上，对其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于城市自身发展所产生的集聚效应，跨区域城市群人口集聚有利于域内企业创新，并且在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表明城市群人口集聚能够弥补本地市场发展条件的不足，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机制分析表明，城市群人口集聚有利于城市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知识交流；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要素流动壁垒，促进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不同城市间的分工深化也能够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企业创新。本文研究为更好发挥城市群的创新要素集聚和创新活动聚集、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相关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低碳理念下的城市设计初探

为了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低碳城市”成为近几年来世界各国研究的热门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人口不断的向城市集聚,城市规模日益扩大,经济不断发展,对能源的消耗和CO2的排放量也与之俱增。如何打造“低碳宜居”的城市,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城市设计是从三维的角度对城市的空间进行的设计,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     

中国城市规模偏差研究

有别于探讨单个城市最优(绝对)规模的研究,本文从城市体系角度,运用Gibrat对数正态分布定律,以2011年为例,检验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实际规模与理论规模偏差,并划分出偏大、合理和偏小三种类型:偏大城市集中在3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特大城市,偏小城市集中在人口规模100万左右的中等城市,而通常以绝对规模衡量的人口50万以下的小城市却相对合理。进一步地,构造居民效用最大化目标函数,分析市场机制下的集聚效应和政府引导下的公共服务对城市规模偏差的影响。多元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偏大城市由显著的集聚效应和优越的公共服务共同引致,其中,集聚效应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多样化就业和提升工资水平等途径推进城市规模过度增长,然而拥挤效应开始显现;相对偏小的中等城市尽管有一定的集聚效应,但滞后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却制约了城市规模的合理增长。该结果间接表明,绝对规模小的城市因具有的公共服务功能超越了经济发展功能而相对合理。因此,中国城市体系优化的重点是加快发展具有一定集聚效应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的中等城市。     

政策偏向、省会首位度与城市规模分布

2010年后,部分省份强化了提升省内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政策导向,这种以行政手段提升首位度的做法,会对城镇格局以及居民福利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基于量化空间模型,将影响城市规模的因素分解为生产率、用地指标、用地结构、就业机会、外生舒适度与住房有效供给率等维度,利用反事实方法评估了提升首位度的相关政策对居民福利、GDP以及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当省级层面给予省会及副省级城市更多用地指标时,可以在提高这些城市首位度的同时提升总体GDP水平,但会导致均衡时居民福利水平有所降低;②GDP与福利的非同步变动,源于户籍制度影响下人口要素与土地要素的空间错配,即省会及副省级城市人口集聚不足而一般地级市用地约束加强;③若降低落户门槛或消除省内城市间住房有效供给率的差异,均能使GDP与福利水平同时提高,且城市规模分布向Zipf定律收敛。为此,以提升经济密度为导向,以渐进的户籍改革为手段推动人口向省会及副省级城市集聚,多管齐下提高省会及副省级城市住房有效供给水平,是优化城市规模分布、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关于大庆适度人口问题的研究及其意义

大庆资源的开发利用及社会协作刺激了人口的快速集聚,到1999年底,总人口已经达到245.8万人。人口集聚在促进大庆繁荣的同时,不适度的人口增长也制约了社会经济继续快速高效地发展,在资源储备、环境保护、劳动就业、社会治安等方面都出现了急待解决的问题,人们不得不重视人口这一关系到大庆持久繁荣的问题。由于大庆在我国资源型城市中具有代表性,所以研究大庆适度人口问题不仅关系到大庆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于西部大开发中资源型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根据生产资料与劳动人口、生活资料与总人口、当前经济与未来发展等之间的关系,大庆的适度人口应是能带来相对最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并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相对稳定的人口。     

京津冀地区主要城市集聚差异研究

本文依据相关理论构建城市集聚测度模型,对京津冀地区主要城市的集聚度进行了测算,并使用传统差异系数研究了京津冀地区内部主要城市间的集聚差异,利用区域特定差异指数判断了京津冀地区空间差异的方向,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对城市集聚影响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为：京津冀地区主要城市近10年来的城市集聚程度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城市间集聚程 度差异明显;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外围地区的差异增大,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差异不明显;出口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及第三产业对城市集聚水平影响显著,是影响城市集聚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城市间集聚加剧的重要直接驱动力。     

雄安新区的集聚规模与结构探讨北大核心CSSCI

2017年4月初中央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后．雄安新区的发展定位与规划便引起了高度关注。从现有的研究与讨论看,学术界围绕雄安新区的设立背景、战略意义、其发展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关系以及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观点,但几乎都是原则性的,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特别是缺乏对雄安新区的集聚规模与结构的讨论。雄安新区建设是一项历史性工程．为了保证其成为“我们这代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切忌随心所欲、急于求成。在制定雄安新区发展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前。有必要弄清楚事关全局的集聚规模与结构问题,即未来人口与经济集聚规模到底有多大？城市发展以哪些产业与技术为主导？     

城市规模、城市结构、产业集聚度与城市能耗

能源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人口、产业、交通、建筑等各要素决定了城市能耗的高低,它们共同形成了不同的城市规模、结构,以及产业结构。本文利用全局主成分析法与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东、中、西部城市的规模、结构、产业集聚度的差异所引致的城市能源消耗增长率完全不同。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东部地区应继续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和技术优势,并大力提高城市交通运行效率。同时,中部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强城市用地的合理规划。西部地区则应提高城市密度,改善大而散的城市结构。     

城市规模、城市结构、产业集聚度与城市能耗

能源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人口、产业、交通、建筑等各要素决定了城市能耗的高低,它们共同形成了不同的城市规模、结构,以及产业结构。本文利用全局主成分析法与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东、中、西部城市的规模、结构、产业集聚度的差异所引致的城市能源消耗增长率完全不同。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东部地区应继续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和技术优势,并大力提高城市交通运行效率。同时,中部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强城市用地的合理规划。西部地区则应提高城市密度,改善大而散的城市结构。     

江浙沪城市的经济集聚扩散能力分析

城市集聚与扩散是城市流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两者具有不同的方向,同时存在于城市的功能运动中.研究城市区域内部各中心城市经济集聚和扩散的能力,对于中心城市正确进行战略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江浙沪城市从业人员数量作为城市功能的度量指标,计算出能够判断城市某个部门是否具有外向功能的区位商,将具有外向功能的部门的外向功能量累计相加,得出该城市总的外向功能量,并据此判断出江浙沪各城市经济集聚和扩散能力的强弱.     

中国煤炭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聚集经济研究

集经济是一种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获得以提高经济效率和降低经济成本的系统力量,是推动城市形成并不断扩张的基本力量,城市化是进一步发挥城市聚集效应,促进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国外研究表明,城市化与聚集经济表现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运用规范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煤炭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聚集经济理论,针对各个煤炭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和聚集经济水平,提出了进一步提高煤炭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从而提高煤炭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思路和对策.     

关于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资方式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数目迅速上升。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规模也在逐步扩大。然而,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城市交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利用城市轨道交通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也渐渐地形成了一种趋势。然而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体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投资主体仍过于单一;轨道交通建设开发方式过于单一;轨道交通沿线单位无偿受益等问题。     

OEM与发展中国家加工工业集聚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的集聚理论,主要是以垄断竞争的产业组织为背景,依靠自由市场的自然演变来研究集聚问题.以经济赶超战略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政府普遍干预经济活动的状况,因此.这种纯市场的集聚研究方式,显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集聚研究.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厂商往往处于产业内垂直分工的低端水平,厂商的经营收益、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经营风险等与处于产业内垂直分工高端水平的发达国家的厂商而言,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因此,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集聚,必须深入分析产业低度化水平的加工工业集聚现象.文章主要探讨OEM与发展中国家加工工业的集聚问题,并就发展中国家加工工业集聚与加工工业演变进行了相关分析.     

产业集聚、城市规模与碳排放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等283个城市市辖区的统计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城市规模扩张过程中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1)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具有"反弹效应"和"节能效应",产业集聚程度提高1%,城市碳排放下降8.33%~10.57%;(2)不同规模的城市,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是不同的,人口规模在300~1000万的特大城市相对其他规模等级的城市更适合中国的低碳城市化进程。     

杨天举 地级市是城镇化内核

中国的中小城市目前面临的城市发展问题不是考虑如何辐射,而是仍然处于如何聚集的层面上。中国现在有265个地级市,一个地级城市合理的发展规模应该在300万~600万人口之间。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我们认为: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应当是以地级市为中心,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中小城市。如果能够以地级市为中心形成合理的发展结构,中国将在未来实现最大的跨越式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研究城市未来的运营和发展才显得更有现实意义。     

异质性产业集聚及其协同发展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例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运用GMM 动态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产业集聚对城市经济质量的差异性影响。 结果显示： 整体上, 异质性产业集聚及其协同发展均有利于提高城市经济质量, 且制造业集聚与城市效率之间表现为 “U” 型关系; 从区域层面看, 制造业集聚均能够提高城市经济效率, 但中游地区表现不明显, 而生产性服务业及二者的协同作用则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即前者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下游地区最强, 其次是中游地区, 在上游地区则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 而两业协同集聚仅在下游地区能够显著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两业协同集聚效应的发挥不能仅依赖于单一产业的推动发展, 更需要二者之间的相互配合。 因此, 各地区应结合自身发展特点, 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     

非均衡发展战略与干旱区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

干旱区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受制于区域特有的自然地理、资源、土地类型等,它们是人口、产业和城镇发展布局的地理基础.针对这种状况,结合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坚持非均衡发展战略,依靠产业发展促进人口集聚,发挥有限资源的最大效益,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集中发展,着力于城镇内涵的建设.     

资本深化、产业结构与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

提高城市化质量和劳动产出效率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目前关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发达国家城市化平稳期假定做出的,这与中国当前发展情境不符。本文在城市产出总量函数中引入了资本存量和产业结构变量,考察快速城市化时期的资本存量、劳动投入、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等关键经济变量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1995—2010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数据,本文发现:劳均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等因素对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作用,并且呈现阶段性和趋势性特征。总体上看,资本深化的作用最大但呈缓慢下降态势,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的作用为正且呈"倒U型"变动,而人口集聚呈"规模报酬递增",要素投入呈"规模报酬递减"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