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视角下纯农社区的乡村治理逻辑——基于鲁北地区S村的个案观察

自治是中国乡村治理的一贯制度特征;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是分析乡村治理过程的有效线索。通过对S村灌溉、复耕、修路和规模种植等集体行动事件的"深描",以实现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场景化解读;同时,对案例的反思和案例间的对比,发现中国乡村治理中的集体行动机理。从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的交互影响来看,中国乡村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包括选择性作为、双重性效应、权宜性嵌套和带头人依赖等四方面内容,这也构成了中国的乡村治理逻辑。     

村庄民主与治理有效：集体经济实力如何影响村民自治

集体经济实力与村民自治效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集体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8年数据,利用多层回归模型与工具变量法,本文从民主自治的过程维度与有效自治的结果维度实证考察集体经济实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效应及约束条件。结果发现,第一,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具有显著的民主增进效应,利益关联强化有利于提高村民选举参与率,尤其是中低社会阶层的选举参与率。第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并不必然推动村庄有效自治,集体经济的治理效能还受到村庄社会关联度的调节,即在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中,才能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动员作用,推动集体行动达成与村庄治理有效。     

农村公共池塘资源的“嵌入式自治”及其制度逻辑

自主治理理论与中国现实情境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张力。立足于实践经验,本文尝试借鉴嵌入理论来分析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如何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群自治,进而提出“嵌入式自治”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构建纳入政府干预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对安徽省W区在河长制政策实施背景下的小微水体治理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解码国家“嵌入”与社群“自治”互动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在自治组织失能、治理规则缺失、社会资本流失的情况下,政府以目标嵌入矫正了基层组织目标偏差、以制度嵌入解决了制度供给的二阶困境、以资源嵌入提高了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从而激活了社群内部的应用规则、关键群体以及社会资本,撬动了其“自治”潜能。但“嵌入式自治”本质上受行政逻辑所主导,存在着行政替代自治的可能。本文拓展了自主治理理论,在实践层面为小规模会共池塘资源乃至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思路。     

用水者规模、群体异质性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自主治理绩效

本文以内蒙古、陕西、宁夏、河南、山东5个省份100个位于黄河灌区的村庄为例,通过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用水者规模、用水者群体异质性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自主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用水者规模存在显著而稳健的"门槛效应",当用水者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用水者的经济、社会以及其它维度异质性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自主治理绩效的影响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总体来看,用水者规模的门槛值介于300~348户之间,经济异质性和社会文化异质性原本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自主治理绩效的负向影响在用水者规模超越门槛值后分别减小了72.36%和71.64%。     

国家公园联动发展区宅基地盘活的模式选择：基于群体利益异质性的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群体利益异质性视角,通过比较百山祖国家公园联动发展区内两个典型村庄的特征,辨析经济和社会利益异质性对宅基地盘活的农户自组织模式与政企合作模式选择的影响,为因地制宜选择国家公园联动发展区宅基地的盘活模式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1）群体利益异质性所引致的选择性激励能促成宅基地盘活的集体行动;（2）资源禀赋、群体规模、人口流动频率的村庄特征影响群体利益异质性程度;资源禀赋较好、群体规模较小、人口流动频率较低的村庄经济和社会利益异质性较强,资源禀赋较好、群体规模较大、人口流动频繁的村庄经济利益异质性较强但社会利益异质性较弱;（3）经济和社会利益异质性均较强的村庄更容易形成农户自组织的宅基地盘活模式,经济利益异质性较强但社会利益异质性较弱的村庄则适用政企合作模式。研究结论：群体利益异质性是影响国家公园联动发展区宅基地盘活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单一的强经济利益异质性不足以促成宅基地盘活的集体行动,还需发挥社会利益异质性对农户的内生激励作用,更好地落实国家公园全民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     

公司治理对制造企业碳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制造企业是打造制造强国、打赢“双碳”攻坚战的重要力量。碳绩效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和低碳发展的综合指标受到普遍关注。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A股制造企业为样本,探究公司治理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能显著提升制造企业碳绩效;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公司治理能通过提升数字化转型程度以及缓解融资约束的方式推动碳绩效的良好发展。此外,受区域异质性的影响,公司治理对东部地区的制造企业碳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对中西部地区影响并不显著。     

成都市幸福村土地综合整治中的治理结构改善研究

研究目的：以成都市幸福村为例,在分析土地综合整治中治理结构变化的基础上,解释治理结构改善的原因。研究方法：采用自主治理理论对土地综合整治中的制度创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新型自治组织对传统组织既有替代又有补充作用,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并改善社区自主治理结构,保证自主治理效率;社区参与治理,改变了政府或市场的治理模式,提高了制度绩效。研究结论：鼓励社区自主治理发展,选择政府、市场与社区在各自领域内协同配置资源的治理模式,有助于保障农民权益,降低社会风险和促进城乡统筹。     

制度能力对农户合作供给农田灌溉系统的影响分析——基于黄河灌溉区6省份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黄河灌溉区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和制度能力三层次分析框架,利用双栏模型分析了知识性资源、关系性资源和动员能力三层次制度能力因素对农户合作供给农田灌溉系统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黄河灌溉区农户以投资方式合作供给农田灌溉系统的支付意愿水平为每年每户77.6~232.4元,以投工方式合作供给农田灌溉系统的支付意愿水平为每年每户1.8~4.6天;知识性资源、关系性资源和动员能力三层次因素对黄河灌溉区农户合作供给农田灌溉系统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村庄的灌溉规则执行情况、村委会或水利协会对农户使用灌溉设备的支持力度、对农户参与灌溉系统供给的尊重程度和组织农户学习有关灌溉技术的强度因素显著影响农户投资灌溉系统的合作意愿程度;村庄灌溉设施供给规则、村委会或水利协会对农户使用灌溉设备的支持力度、联户促进灌溉有关的集体行动能力、为灌溉系统供给争取财政补贴的能力、组织农户学习有关农田灌溉技术的强度和农户获取灌溉信息的容易程度因素显著影响农户投工农田灌溉系统的合作意愿程度。     

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悖离——来自安徽省寿县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厘清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显著影响因素、因素间层次关系及关联关系,为完善农地整理项目长效利用机制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以安徽省寿县的334户农户为调查样本,基于“动机—机会—能力”理论分析框架,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对悖离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并借助解释结构模型识别系统关键因素及层次关系,依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诠释因素间关联关系。研究结果：（1）农户3个维度13个因素是悖离的显著影响因素,其中,能力维度的显著因素总体影响最弱,机会维度的显著因素总体影响最强。（2）导致悖离的深层因素是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与非农业收入比例等禀赋异质性。（3）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进一步诠释了农户禀赋异质性从深层根源上影响了治理结构形式与激励措施的绩效,农业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组织等“小组织”更能促成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集体行动。研究结论：不同层次关系因素导致了农户后期管护意愿与行为悖离。建议从增加农户就地非农就业机会与收入、提高政府后期管护角色地位、推进农地流转等入手,助推农户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     

农村治理基础的转型与农民再组织化

当代中国农村治理基础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建国后实行了很长时间的集体化,使国家的治理深入农村基层,是农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绑缚一体的结果;改革开放后尚有农业税费将农民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收农民的税就得为他们提供保护;免税后,则是国家对农村的扶持(主要是财政投入)义务和农民自组织(社会团体)共同维持治理的合法性。农民再组织化既是对农村治理基础转型的回应,也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应对。     

富人治村、制度约束与公共物品供给——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例

改革开放后,由乡村企业家担任村干部的富人治村现象出现且普遍化,但对富人治村的效果,研究者各执两端。本文利用2014～2016年27省份756个村庄的治理调查数据,分析了富人治村对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代表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富人治村能够显著提升灌溉设施维护频率,但对整体灌溉状况和集体行动组织影响有限。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制度约束产生的交互作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网络规模并不能影响富人治村的治理绩效,但正式的基层民主制度可以显著提升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在劳动力外流、乡村治理衰败的背景下,兼具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威的富人村干部逐渐超越传统的宗族网络,成为乡村公共事务中的主导性力量,而基层民主的发展则对富人村干部扩张中的权力构成了约束,激励其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何以破解农业推广组织合作的集体行动困境——基于金丰公社的案例分析

农业技术与知识的准公共性,容易诱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使农业推广组织合作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本文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以金丰公社为例,分析伙伴选择与制度约束对农业推广组织合作的影响,探索治理农业推广组织合作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市场导向与关系导向的伙伴选择有利于规避成员搭便车行为,促进异质性知识和资源的获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可以约束与激励个体采取有利于集体利益的行动,实现合作网络的自组织管理;伙伴选择与制度约束机制在集体行动中存在交互影响,有利于破解组织合作的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在推广组织合作过程中,需要结合资源、能力与业绩等市场特征,考虑认同、信任与声誉等社会关系选择合作伙伴,并利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加强关系治理,从而构建互利互信、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共用土地资源治理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考察社会资本是否影响成员在共用土地资源治理集体行动中的参与积极性。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经济计量模型法。研究结果:社会资本变量中成员关系网络的质量和社区非正式规范水平两变量影响着成员在集体行动中的表现。成员的网络规模和关系强度以及成员社团活动参与影响了成员对社区非正式规范的评价,间接地影响了成员的行为选择。研究结论:无论是结构性社会资本还是认知性社会资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成员在农村共用土地资源治理集体行动中的参与积极性,因而应着力培育和构建农村社会资本。     

土地流转促进黄土高原区农户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吗?——基于集体行动中介作用与政府补贴调节效应的分析

本文利用黄土高原区849户农户调查数据,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法从行动信息、行动参与、行动组织和行动效果4个维度对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运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方法,考察了土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对农户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土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通过改变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行为的间接影响,并对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影响水土保持实践过程中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土地流转面积对修筑梯田、使用地膜和造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影响并不显著;土地流转期限对以上4种措施的实施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集体行动在土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影响农户修筑梯田、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和接受政府补贴较少农户的造林活动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但在土地流转面积、流转期限影响农户地膜使用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3)政府补贴在农户集体行动影响造林和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过程中发挥调节效应,但在集体行动影响造林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为负,在集体行动影响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为正。     

民间协会的集体行动——以"管水协会"为例的分析

局部区域性共享资源的治理应采取以社区自治为主，政府间接支持为辅的方式。由于共享资源的性质决定了社区自治具有集体行动的性质，因此需要围绕协会的组织与领导实现共享资源治理中的成本投入以及收益的分享。本文认为，以协会的组织和契约性规则为正式制度，结合互惠合作为核心的群体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管水协会”这类民间协会的集体行动机制，实现共享资源的社区自治。     

异质性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15年陕西、山东、河南、宁夏和内蒙古五省1570户农户和100个村庄的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利用Tobit模型,选择经济异质性、退出选择、社会异质性和性别四个维度来表征异质性,考虑农户和村庄两个层面,实证分析异质性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水平较低,经济异质性中,农业收入和小农水供水量的增加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庄层面的姓氏异质性和是否成立农户用水者协会以及农户层面的是否担任行政职务是影响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三个重要社会异质性因素;而退出选择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影响较为复杂,取决于退出选择和集体行动的具体特征;性别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村庄特征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

本文在集体行动理论基础上建立理论框架解释村庄特征影响村民形成集体行动,进而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内在机制;利用CGSS村级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说.研究表明,村庄规模显著负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村庄密度显著正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而基于宗族结构的传统社会关联影响并不显著.     

异质性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

本文利用2015年陕西、山东、河南、宁夏和内蒙古五省1570户农户和100个村庄的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利用Tobit模型,选择经济异质性、退出选择、社会异质性和性别四个维度来表征异质性,考虑农户和村庄两个层面,实证分析异质性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水平较低,经济异质性中,农业收入和小农水供水量的增加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庄层面的姓氏异质性和是否成立农户用水者协会以及农户层面的是否担任行政职务是影响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三个重要社会异质性因素;而退出选择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影响较为复杂,取决于退出选择和集体行动的具体特征;性别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大小兼容”的农地连片经营如何实现——以江苏盐城亭湖区“小田并大田”为例

解决农地细碎化问题、实现农地连片经营有利于现代农业发展。本文把以自主治理为核心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拓展至协同治理情景,并结合江苏盐城亭湖区的改革实践,分析如何在农地细碎化治理的同时,让小农户和规模农业经营主体都能获得合意面积的连片农地。研究发现：农地连片经营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可用耕地面积、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但是,由于涉及多个相关主体且异质性农户的农地经营需求不同,“小田并大田”的集体行动难以达成。亭湖区的经验表明：构建发挥各方积极性的协同治理机制,提供具有充分包容性的制度安排,以“承包权不动,经营权连片”方式推动改革,是改变农地细碎化利用状况、实现“大小兼容”农地连片经营的有效途径;“政府支持+村民自治”是推行“小田并大田”的重要思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经营权的“统”,赋予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的“统”新内涵。本文研究认为,在解决农地细碎化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强化政府的引导支持,充分发挥相关各方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提高制度供给的灵活性,形成尊重农民意愿的包容性改革路径;实现相关主体的协同治理,注重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网络化治理——基于鄂东H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是影响其组织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以鄂东H合作社为例,分析了一个股权配置虚化的合作社是如何通过网络化治理获得良好组织绩效的。研究发现,H合作社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网络化治理:一是合作社通过理事会骨干社员在各村庄设置独立分社的方式,扩张了组织规模,实现了合作社的横向联合;二是合作社各分社通过设置"技术员"角色,实现了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建立了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H合作社网络化治理的实质在于组织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信任机制,从而降低了它在规模扩张和与农户合作中的交易费用。本文研究的启示是: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网络。通过关系网络运作,合作社不仅可以实现跨区域的横向合作,增强竞争力,而且能够动员普通社员参与其发展,保持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因此,网络化治理是合作社的一种重要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