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情境下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并以创新驱动为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使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贡献力量。基于数字技术支撑的发展基础,并结合制造企业所面临的高附加值的“服务陷阱”、生产效率良莠不齐以及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的优先级等问题的转型挑战,选取了2013—2020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回归模型,分析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的协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水平能够显著加强二者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效应,并且数字化的调节效应在中小企业中更为显著。     

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

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战略选择。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逻辑是：以国家数字化转型能力建设为前提，使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赋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协同发展模式并孕育出现代化产业集聚，进而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推动数字化思维的形成。新型工业在应用层面所形成的数字生产力可以赋能工业生产力以形成新质生产力，从而实现效益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的现实要求是：创新数据要素产权制度，提高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数据利用效率；提高数字技术创新投入，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技术经济条件；构建多层次教育新体系，解决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数字人才供需矛盾；发展数字化思维转型模式，形成新型工业化的新思维体系；提高政府数字治理能力，优化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市场环境；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新型工业化支撑体系。新型工业化的战略路径是：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遵循，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型工业化；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的制度优势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新兴产业集聚为主线，发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生态战略支撑新型工业化；强化数字经济政策顶层设计，...     

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赋能农村流通创新发展机理与路径

构建高水平农村流通体系,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及培育大循环新动能至关重要。数字赋能是驱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分析了数字赋能农村流通的作用机理,以及农村流通数字化现状与问题,提出了数字赋能农村流通的具体实施路径。数字技术通过重塑传统流通模式、催生流通新业态新模式、整合集聚要素优化产业链来赋能农村流通体系。当前,农村流通面临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数据整合共享不充分、数据要素价值挖掘利用不够、数字化应用人才不足、流通主体数字能力不强等问题。应通过加强农村流通主体数字化建设、加快完善农村数字流通基础设施、加强农村流通数据的挖掘应用、加强农村数字化流通环境和服务体系建设等举措推进农村流通数字化转型发展。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有效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当下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制度设计,能否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主要借助创新环境优化与创新资源集聚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大规模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营商环境较好、财政压力较小的城市,试点政策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展分析表明：试点政策能通过空间溢出与生产网络溢出带动非试点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试点政策虽扩大了城市内数字鸿沟,但能有效缩小城市间数字鸿沟,促进区域数字转型协同发展。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不仅为化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路径,也为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利润率——数字经济视角下的机制与经验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赋能企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路径。基于2001~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经验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利润率的作用效果及具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利润率。通过使用系统GMM以及工具变量法进一步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两个机制，有效促进了企业利润率的提升。这不仅扩大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研究范畴，也可对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经验依据。     

政府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准自然实验,在梳理政府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7—201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该结论依旧成立。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行业与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政府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上结论能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及助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关启示。     

数字化创新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水平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创新成为企业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来源，然而数字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2015—2019年沪深A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及数字化创新专利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数字金融水平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作用通过降低成本费用与提升劳动效率两种机制来实现；（2）在数字金融水平适度的情境下，数字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而数字金融水平过高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抑制作用；（3）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存续年限以及不同规模的样本公司而言，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网络视角

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数字化水平提升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着力点，是实现企业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10—202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数据，分析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两个层面的异质性：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国有企业和小企业创新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在东部地区、高数字化水平地区以及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样本中表现更突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水平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网络深度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创新网络广度在数字化水平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并未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数字化水平、创新网络以及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为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产融结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或抑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产能结合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可能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选取2010—2021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产融结合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产融结合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即降低债权资本成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子样本中产融结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显著;产融结合下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赋能传统生产模式,从而带动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     

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机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资源型城市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从技术、组织和管理3个维度构建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水平分析框架,并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30个煤炭资源型城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是多因素相互协同作用的结果。（2）煤炭资源型城市的高水平数字化转型存在技术驱动型、技术-组织驱动型和全要素驱动型3种驱动模式;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有2种且与高水平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3）大数据发展水平、数据开放共享和煤炭资源依赖是驱动煤炭资源型城市数字化转型最关键的要素。各要素在不同路径中发挥不同作用,煤炭资源型城市应结合自身禀赋,合理配置资源投入、减少煤炭资源依赖,选择恰当的路径推动数字化转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企业转型发展的机理、路径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有效解决了"双缺口"问题,但内外循环之间联系的弱化乃至割裂带来了潜在、长远、滞后的影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企业转型发展的逻辑机理是依托于内需牵引和创新驱动,不断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转型路径可归结为"创新为本,分类转型;内需为主,精准对接;供需匹配,动态平衡;数字赋能,提质增效"。转型困境包括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不健全、市场主体缺乏活力、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企业发展"路径依赖症"、出口转内销"水土不服"等。应从企业层面提高企业家危机意识和大局观念,精心培育和呵护创新能力与创新文化,依托内需牵引全面提升竞争力;从政府层面优化职能体系,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完善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系。     

数字经济、两业融合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被视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已成为助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从而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基础上,采用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数字经济、两业融合程度及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相比于数字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影响更大。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确能有效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并以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驱动作用,而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两业融合的推动力度更强。本文最后从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激发两业融合动能以及推进制造业区域数字化协调发展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数据要素市场化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据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要素。将各地数据交易平台的建立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有效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这种驱动效果呈现边际递减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效应等渠道间接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对所在地区产权保护水平、人才集聚水平以及科技支持力度较强的企业驱动效果更为显著;相比较于国有企业、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非高技术企业,数据要素市场化更能助推非国有企业、初创期企业、服务业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政府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策指向。     

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基于2010—2021年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年度报告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分别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具有赋能效应与“过犹不及”效应，而合作伙伴动态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2）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活动的作用效果更明显；（3）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企业双元创新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与价值绩效，具有短期绩效激发和价值增值功能。     

数字中国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机理与驱动因素

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从经济效应、内在机理、驱动因素三个层面系统梳理并整合数字中国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框架。研究表明,数字中国建设促进了我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在多层次多方面的价值提升;内在机理体现在数字化发展能够创造新的供需均衡、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以及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驱动因素主要包含制度政策驱动、市场需求驱动、产业竞争驱动和企业价值驱动四个方面。本研究有助于加深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对数字化发展前因与后果的系统性理解。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未来发展

数字经济盛行,数字化转型赋能。在技术不断更新的时代背景下,未来企业应该怎样走才可以获得可持续发展成为必须研究的命题。数字化转型究竟能给企业带来什么?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现状入手,分析阐释数字化转型能够给企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新工具和新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深度赋能企业“新”发展。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疫”大背景下,企业又怎样能够转“疫”为机,大力推动数字化变革创新进程?企业应明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构建企业能力分析的新标准体系,并抓住数字化转型的自主权,努力在后疫情时代的“壮阔商海”中勇立潮头、扬帆致远。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新华三集团发布的2016—2019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实体企业创新,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吸收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渠道促进实体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已经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实体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实体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大。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方法与路径研究

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驱动的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正在对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产生重要影响。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加快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应用水平总体上还很低,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够深刻,没有形成整体的转型思路和方法。对此,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业务的转型和创新,最终重构整个企业的商业模式、运营模式、服务模式,甚至重构组织和文化。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通过明确数字化转型规划、评估数字化现状、分析数字化转型的突破口、主攻智能制造等措施积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随着大数据与5G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发展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总体的发展质量,数字经济如何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值得探究。从理论机理上看,数字经济将创新成果和创新源泉融于实体经济中,以新一代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全方位变革,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分工的演进,另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发展速度持续提升,但仍然存在数字意识薄弱、数据碎片化、转型服务供给不足、信用评估体系不健全、人才供给不足、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数字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应从数字经济发挥支持作用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与政策机制出发,通过完善数字基础建设、加强数字核心技术供给、加强数字治理制度供给、完善信用评估体系、加强数字化素养教育等路径,推动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融资约束和网络基础设施双视角分析

如何有效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金融发展能否通过技术覆盖“赋能”传统金融，从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呢?为探究金融发展与企业数字化的影响机制，选取2015—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并且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是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主要渠道。在我国经济逐步复苏的背景下，只有持续推进金融发展，重塑传统金融的发展格局，才能为实体企业数字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从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