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能源足迹

本文以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将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能源足迹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探讨三者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升级降低能源足迹；绿色金融对环境规制与能源足迹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环境规制抑制能源足迹增长的效应就越明显；绿色金融通过强化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对降低能源足迹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环境规制发挥其正外部性，通过环境规制提升区域创新水平、驱动产业优化升级的效果就越好，进而降低能源足迹。因此，政府在积极推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同时，应重视发挥绿色金融的激励和引导作用，通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为环境规制更好地降低能源足迹“保驾护航”。     

我国制造业升级与现代制造业体系构建的行动策略

“十二五”期间，我国要推进制造业升级，目标就是构建现代制造业体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制造业发展与升级的政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认为：推进我国制造业的升级，构建现代制造业体系，需要启动实施国家制造业升级行动方案。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和空间溢出视角

基于我国省级2003—2020年的宏观层面数据，以实施环境规制面临的成本—收益分析和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理论分析为基础，利用基准模型和空间模型实证分析在环境分权背景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形影响，先促进后抑制，目前已过拐点；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为代表的治理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形影响，先抑制后促进，目前已过拐点；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形影响，先促进后抑制，目前未过拐点。在环境分权背景下，环境分权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产生负向调节作用，缩短其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时间，削弱其作用强度；环境分权对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延长了其发挥正向作用的时间。在时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类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基准结果一致，仅有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的倒U形影响贯穿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东部地区，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强，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不可忽略的空间相关性，治理投资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引...     

促进制造业发展的环境保护税改革研究

制造业发展不仅消耗大量资源，而且会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要协调制造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其必然选择，而绿色税收体系在助力制造业走绿色发展道路上发挥了重要的政策导向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后第一部审议通过的单行税法，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体现“绿色税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其“多排多缴、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价值理念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走上绿色发展道路。但是当前的环境保护税依然存在着法规不完善、征税范围窄、税率形式单一且税额偏低、部门协同不畅等问题，如何进一步完善是文章研究的主要内容。     

开发区政策与制造业发展:基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双重视角

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SM-DID)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双重视角识别了开发区政策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开发区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制造业经济绩效提升,还能够促进其环境绩效改善,进而有效推动制造业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策效应”“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是开发区政策促进制造业经济绩效提升的有效途径,“绿色技术进步效应”和“集聚效应”是开发区政策促进制造业环境绩效提升的有效途径,这些效应共同推动了开发区政策对制造业发展的正向影响。此外,开发区政策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呈现异质化特征,这种异质性与开发区级别、企业性质以及行业特征的差异性有关。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政府制定了环境税费、补贴、排污权交易及押金返还制度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当前,就环境规制是否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经济发展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尚未达成共识。本文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浙江省污染行业企业的数据分析,并考虑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强度,研究发现环境税费、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影响;环境税费、环境规制强度、排污权交易对绿色工艺创新有显著影响;排污权交易对绿色产品创新无显著影响;押金返还对绿色产品、工艺创新无显著影响。     

绿色金融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研究

绿色金融将金融理论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是解决环境规制等问题而衍生的新概念，更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绿色金融“活水”给绿色发展提供了动力，在发展过程中，我国绿色金融的政策体系已逐步建立并趋于完善。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深入探讨分析了绿色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对抑制“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既会由于“蓄水池”动机而上升，又会由于绿色转型的需要而降低。研究为探究绿色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与路径提供线索，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依据。     

六种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一汽企业的实证分析

波特假说提出后,引发了关于环境规制的大量研究,但少有文献研究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文章基于六种环境规制,利用一汽企业的微观数据,比较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化。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主要的六种环境规制对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但政策的实施离不开政府的监管,政府的监管力度保证了环境规制的效果。因此,在制定环境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环境政策的效果,有针对性地实施环境规制;且政府与企业间不是零和博弈,要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提升全社会的环保意识。     

服装制造业绿色创新微观驱动机制和优化路径——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和GSCM战略的分析

在我国ESG评价体系日趋成熟的背景下，我国服装制造业绿色创新仍面临政策扶持不足、GSCM参与度低、组织结构的“非绿色化”及绿色消费环境欠缺等诸多困境，从而导致其ESG表现欠佳。以熊彼特创新理论为基础，从ESG驱动下的GSCM战略视角出发，分析了推动我国服装制造业绿色创新的多方驱动机制，并从完善绿色产品的财税扶持政策、引导企业参与绿色供应链管理、构建绿色企业组织结构及营造绿色消费社会氛围四个维度提出我国服装制造业绿色创新的具体优化路径。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多重性影响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具有多重影响，本文对环境规制与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并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逐步回归法、联合显著检验法和调节效应检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提升的多重中介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有助于碳排放效率提升；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存在既有正向促进也有负向“遮掩”的多维关系；考虑时间和空间外部性，短期内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本地-邻地”溢出效应，长期来看，会抑制邻地碳排放效率提升。因此，需要发挥环境规制对城市减排的结构和效率双向激励，鼓励关联产业合理集聚，重视“本地-邻地”的产业分工协同。     

江苏打造沿江走廊

今后五年内，围绕“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两个方面，江苏要初步建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优势产业为支撑、特色产业相配套的12个国际制造业基地。而依靠长江沿岸城市的资源优势和江苏制造业的配套能力，逐步形成全省全国乃至世界性先进制造业基地，已成为江苏各界共识。     

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本文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区域生态效率指标，实证检验环境规制、财政分权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效果具有空间异质性，在西部地区的实施效果较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产生明显的财政分权门槛效应，在财政分权程度较高时，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尤为显著。上述结论对地方政府完善环境规制政策、优化财政分权制度设计，实现环境规制、财政分权与区域生态效率的良性互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启示。     

"江苏制造"向"江苏智造"发展 ——加拿大制造业智能化经验启示

2017年《江苏省"十三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智能制造是江苏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江苏制造"向"江苏智造"的发展箭在弦上。长期以来,加拿大政府通过鼓励创新、资本支撑和多元化等战略优化提升了加拿大制造业智能化发展与升级环境,制造业企业则利用大数据和各类信息技术平台内外协同,将智能化改造落到实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加拿大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对"江苏制造"向"江苏智造"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分析借鉴加拿大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发展经验,对江苏制造业智能化路径进行探索,提出江苏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鼓励创新、打造制造业智能化产业生态圈等措施建立有助于"江苏智造"发展的政策环境,企业则应通过人才战略、内外集聚等措施主动推进"制造"向"智造"发展。     

激励型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企业绿色形象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正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有利于从根源上缓解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虽然已经发表了大量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但对制造企业在实施绿色创新时的影响机制研究仍然知之甚少。文章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资料,研究了激励型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企业绿色形象间的内在关系,并提出相关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汕头特色产业出口竞争力分析——以玩具产业为例

汕头出口规模持续发展,产品结构和质量向中高端发展,市场日益多元化,环境规制趋严,迫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寻求新出口增长点。运用2010—2017年数据考察国际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在促进汕头玩具出口竞争力提升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越严格,出口竞争力越低;而技术创新对竞争力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政府应制定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创新投入结构,发挥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加快产业向绿色生产转型升级,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     

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自愿性环境规制路径——以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作用与局限性为例

在经济与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当前，兼顾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绿色转型对中国制造至关重要。本文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声誉和组织学习双重效应入手，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其对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从国家认监委网站获得的企业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参与自愿性环境规制在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也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以ISO14001认证为代表的自愿性环境规制通过绿色声誉的需求引导和组织学习的效率提升共同促进了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本文的拓展讨论部分显示，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转型效应在需要大量技术投入才能减排的重污染行业较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企业的“漂绿”行为和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都会抑制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转型效应。为充分发挥自愿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的绿色转型作用，除应降低参与成本、提高企业参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积极性外，政府还应从强化监管和发展绿色金融等方面来克服自愿性环境规制当前的局限性。     

辽宁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现行机制及效果分析

“绿色”与“创新”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强调要协调、绿色发展。绿色技术创新正是融合了这两大发展理念,倡导回归绿色文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辽宁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现行机制主要有：不断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合理运用各类支持手段,引育人才政策不断完善等。同时,辽宁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包括绿色科技企业的数量逐年增加,绿色科技企业质量稳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成果丰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改善效应明显等。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出口——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在2009年成为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国家。出口是一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是早期的粗放型经济的发展方式导致污染物过度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降低环境污染、加强环境治理已成为如今社会的普遍共识。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环境规制的相关政策,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必然会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环境规制与出口贸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2002—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出口存在着正向的创新促进效应和负向的成本增加效应。该政策对企业出口的总效应取决于两者的叠加,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出口的成本增加效应大于创新促进效应,最终减少了企业的出口额,缩小了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范围。结合我国目前的出口发展以及环境状况,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倒逼机制,促进企业研发能力和产业结构提升;二是推行环保认证体系,加强绿色贸易体系建设;三是完善环境税制体系,更好地承担起保护环境的代际责任。     

武汉市“两型”公路交通系统发展的政策探讨

为改善武汉公路交通状况，发展武汉市“两型”公路交通系统，文章提出了如下相关政策建议：调整公路交通结构；提高公路交通系统发展质量；集约节约利用资源；大力发展绿色交通；实现公路交通系统的安全发展：强化公路交通科技创新：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环境规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双向直接投资体系建设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伴随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践行，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是否符合绿色发展要求，是否有助于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目标值得深入探索。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未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容量耦合模型和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度量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计量工具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环境规制可以强化这一正向影响。从门槛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当整体环境规制标准较低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环境规制标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有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可以加强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存在门槛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效应存在双重门槛，但门槛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减变化趋势。因此，我国应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对外投资，为内外资企业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