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安全格局演变研究

黄河三角洲湿地作为暖温带最年轻、最广泛、保存最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其环境和生态健康情况对与其连接的水陆生态系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P-S-R模型构建黄河三角洲湿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分析其在2000—2020年的湿地生态安全状况。结果表明，黄河三角洲的湿地生态安全状况总体趋于恶化，但趋势有所减缓；生态安全指数的均值由2000年的0.602 9下降到2020年的0.558 8，评价等级由预警变为不安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长是造成黄河三角洲湿地压力增大的主要因素。为了确保湿地的生态安全，要合理调节压力指标，加强对湿地的保护与管理。     

基于能值理论的陇南市生态足迹动态分析

为了克服传统生态足迹法在不同功能土地进行统一换算时产生的较大偏差,采用能值—生态足迹方法对2005~2015年陇南市生态足迹进行动态分析,从而科学评价该地区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状况。结果表明:2005~2015年陇南市人均生态足迹从1.827hm2增加到3.111hm2,呈波动上升趋势,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波动起伏状态,略有下降,生态系统由生态盈余转向生态赤字,陇南市生态系统由可持续发展向不可持续发展状态转变。     

基于生态足迹的南疆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南疆地区生态系统原本较为脆弱,最近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与各种经济发展战略的推动,该地区环境形势逐年严峻。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应用生态足迹法对南疆地区2000至2014年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发现期间生态足迹趋于增长的趋势,但是生态承载力没有呈现变化,保持平稳的水平。从南疆各地区同一时期的生态足迹变化情况来看,各地区生态足迹趋于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生态足迹较高的地区有阿克苏地区,而较低的有克州和和田地区,其他地区的生态足迹也趋于不断增长的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南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可持续性较差,生态系统支撑能力呈逐年降低的态势。     

三维生态足迹模型下西藏生态承载力分析与提升对策研究

本文运用三维生态足迹模型,采用西藏2015-2022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西藏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结果表明：一是西藏人均生态足迹为下降-上升-下降趋势,年均值为6.18hm²/人,其中草原的生态足迹占比最高,为89.45%。二是西藏人均生态承载力年均12.0115hm²/人,呈现先迅速下降后大幅上升,又小幅度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草地人均生态承载力最高,林地人均生态承载力仅次于草地。三是西藏整体生态盈余,建设用地和耕地为略微超载状态,林地、草地和水域为生态盈余状态。四是西藏建设用地和耕地足迹深度年均值为3.11和1.50,草地足迹深度在0.5-0.9之间波动上涨,林地和水域的足迹深度都接近于0。最后从健全碳交易市场,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推进西藏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2000—2020年广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评估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简称广西）社会经济稳步发展,但部分因素依然制约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持续提升。分析2000—2020年广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特征及二者关联性,可为广西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供参考。本文运用单位面积当量因子法、生态风险核算模型、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核算2000—2020年广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风险指数,并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及其相关性。结果表明,2000—2020年广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减起伏,从2000年的25 240.24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25 251.56亿元,总体增幅为0.05%。生态风险等级总体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各区域面积表现出增减起伏的走向。从数量相关性来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风险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从空间相关性来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风险在空间上呈聚集分布,呈显著的负相关。广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风险呈负相关,二者的结合研究可以更好地体现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变化,为生态系统修复及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支持。     

基于生态福利的陕西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使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最低的经济发展。生态福利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生态资源投入与福利产出之间的关系,是衡量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本文综合应用人类发展指数和生态足迹的方法,构建生态福利指数,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评价了陕西省近20年经济可持续发展现状。研究结果表明:1990—2009年间,陕西省人类发展指数、人均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生态福利指数呈现先波动变化再平稳上升后下降的变化。陕西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经历了可持续性减弱到可持续性增强再到可持续性减弱的转变,总体趋势仍是可持续性减弱的。陕西省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全面综合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更要关注教育、医疗等非经济福利的提升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与生态融合发展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贵州省2006~2015年经济、生态的评价指数,采用耦合协调对贵州省区域的经济、生态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度量。研究发现,贵州省经济、生态发展的协调性越来越高,从前8年的经济滞后型发展到生态滞后型。这是由于贵州省的经济发展依靠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提出利用大数据技术完善生态环境监测制度;大力发展大数据、大健康产业等新兴产业;建立完善经济生态协同机制促进贵州省经济生态协调发展。     

基于DEM的三岔河流域河网提取分析

文章选取贵州省三岔河流域作为研究区域,基于DEM数据,利用ArcGIS软件平台下的水文分析模块自动提取河网信息,采用均值变点法拟定最合适的集水面积阈值,分析了河网分布与地形地貌以及坡度的关系特征。结果表明:采用均值变点法确定最佳集水面积的阈值为1 100,计算出的三岔河流域的河网密度为1.722 km/km²,河网主要分布在丘陵和小起伏山地,河网密度随着坡度的增大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     

区域生态足迹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以恭城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为例

生态足迹模型通过将人类的全部消费所占用的生态足迹与自己所拥有的生态容量相比较来反映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压力,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定量方法。本文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恭城实验区2001——2012年的生态足迹进行计算和动态分析,并引入万元GDP生态足迹、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以及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能力指标对其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分析。结果显示,恭城实验区2001——2012年间呈生态赤字状态,且人均生态赤字逐年增加,生态供需矛盾不断加剧。万元GDP生态足迹呈下降趋势,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呈微幅上升趋势,而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能力则有明显的提高,表明恭城实验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正处于以资源消耗为基础的较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过渡阶段。     

湖南省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区域的识别研究

提高湖南省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生态系统环境承载力，对于维护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选用空间形态学方法（MSPA）、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和电路理论模型，判别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区域。研究表明：生态保护重点区域共识别生态源地17742.35km2，廊道121条，长579.73km；生态修复重点区域共识别夹点42个，障碍点29个，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低值区面积4044.46km2；基于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区域的生态现状，制定针对性生态保护修复策略，为研究区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青海省生态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能值生态足迹模型,测算了2013年青海省46个市、县(区)的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GIS技术分别从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人均生态赤字、生态压力指数、生态安全指数角度,分析了青海省生态经济空间差异。揭示了青海省生态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一是生态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距较大;二是能源消费不均是影响生态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主导因素;三是生态压力指数空间分布不均衡,四是东部城市群生态系统处于危险状态。提出了青海省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2000—2020年台州市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研究

土地利用变化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以台州市为例，分析其2000—2020年土地利用及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变化特征。InVEST模型计算结果显示，2000—2020年，台州市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累计下降186.8万t。2000—2020年台州市土地利用变化趋势主要为耕地转为建设用地，2010—2020年转化速度有加快的趋势，有519.2 km²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使得这一时期台州市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下降速度加快。碳中和路径下，台州市应着力提高城区集聚度和首位度，严格限制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提高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     

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水平评估

协同创新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显著特征，也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京津冀区域创新系统及子系统协同创新水平的演变趋势进行评估分析。结果显示：2012—2020年，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水平呈现不断提升趋势；京津、津冀、京冀创新子系统向均衡发展演变支撑区域整体协同创新水平提升；河北创新系统有序度的快速增长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度的提升做出了显著贡献。研究结果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成效提供一定研究支撑，同时为“十四五”期间京津冀完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等方面提供了启示。     

中部六省耕地生态足迹动态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文章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分析了中部六省耕地生态足迹演化趋势,利用SPSS 26.0探讨了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山西等四省人均耕地生态足迹波动上升,湖北等两省相对稳定。河南人均耕地生态承载力呈波动上升趋势,山西呈波动下降趋势,安徽等四省相对稳定。河南等五省耕地资源呈现可持续利用状态,山西则为不可持续状态。中部六省耕地生态足迹变化驱动力和演变趋势存在差异,江西和山西呈现增长-下降-增长的态势,湖南、湖北和河南呈现增长-下降态势。通过提高耕地产出能力、优化配置耕地资源、建设高标准农田等,利于实现耕地可持续性利用。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武汉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文章运用生态足迹理论和模型,对2002—2007年武汉市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定量计算。结果表明武汉市的生态系统处于过度开发之中,全市年人均生态足迹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远大于年人均生态承载力的增长,资源的消费严重超过了资源的再生能力,生态资源压力巨大,表明武汉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不可持续性的状态。针对目前的情况,文章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发展循环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人们行为观念等实现武汉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慈溪市沿海滩涂围垦区生态服务价值时空演变

滩涂的匡围与开发对沿海地区土地利用和生态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以慈溪市滩涂围垦区为研究对象,利用1990年、2000年、2010年3期遥感数据,提取不同时期土地利用信息,分析慈溪市开展滩涂围垦和建设导致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结果表明:第一,从1990年到2010年,慈溪市滩涂围垦区的土地利用变化主要体现在由于滩涂淤涨,20年间海域面积共转化385km2,82.71%转化为滩涂生态系统。第二,1990年到2010年间,慈溪地区滩涂围垦开发,原有滩涂共有77.54%发生转出,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幅度最大为17.91%,其次为养殖面积的增加。第三,从1990年到2010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总体看,20年间,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不一致,其间接的生态服务功能由32.18亿元上升到52.61亿元,呈现上升趋势。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的耦合研究

区域的城市化进程离不开生态环境的依托,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压力;生态环境同时也会通过影响经济的增长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作用。考虑到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之间的这种耦合作用,应结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域的实际情况,从增强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规划合理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化进程、建立完善的循环经济体系和鼓励生态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等方面来协调统筹该区域经济增长、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政策演变、规律总结及发展趋势

城市群是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空间组织形式,发展城市群可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群内各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增强城市群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我国地域广阔,各城镇地缘相接、人文相通,有着较好的互补关系并逐成网络体系,城市群建设深深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国际竞争力,城市发展方针指引我国城市发展方向和趋势,尤其是"十三五"规划提出城市群的具体政策措施,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格局等等,为我国城市群发展指明了方向,各地积极探求适合本地特色城镇化的路径。鉴于此,在新区域发展战略和城市群趋势背景下,顺应国家构建科学合理城镇化战略新格局的历史机遇,有效把握大中小城市协调的政策演进,明确城市群城市层次的规模结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生态结构等关系,归纳总结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趋势。     

关于建设广西北部湾生态城市群的思考

广西北部湾作为后发展地区,面临工业化、城市化与环境保护的两难选择,走城市群发展生态化道路是化解发展难题、实现新跨越的唯一正确选择。文章认为,北部湾生态城市群建设既要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观,立足生态资源优势与特色,实施建设生态广西战略,又要通过区域协调与发展,使北部湾区域形成一个空间结构合理、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和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基于EF模型的清水江流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价

在提取贵州省清水江流域2010—2014年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其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万元GDP生态足迹进行测算与分析,并对清水江流域生态环境可持续能力进行评判。结果显示：2010—2014年清水江流域生态足迹值分别为1.546（hm2/人）、1.848（hm2/人）、1.707（hm2/人）、1.973（hm2/人）、1.955（hm2/人）,呈现上升趋势;生态承载力值分别为1.228（hm2/人）、1.223（hm2/人）、1.214（hm2/人）、1.205（hm2/人）、1.196（hm2/人）,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生态赤字出现,且呈现上升趋势。反映出研究区生态环境处于弱持续发展状态,生态环境系统开发利用空间较小,承载能力明显不足,此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潜力有重要胁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