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能力再分析--以新疆为例

本文利用历年新疆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出就业弹性，对新疆经济增长和三次产业发展对就业的拉动能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疆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就业人数的增加，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促进了就业结构的转变，但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就业人数增长速度，就业弹性较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较弱。     

产业集聚、经济增长与山东区域差异

在运用就业人数、增加值及固定资产总额分别测算HHI指数、产业区位熵指数反映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基础上,采用2005-2010年山东17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高附加值制造业在地区间的集聚程度逐年上升,而且在地区间存在两极分化趋势;制造业就业人数集聚指数及固定资产总额集聚指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不明显,增加值集聚指数与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制造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带来了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加剧了山东区域差异。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1985年～2006年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通过ADF检验和格兰杰检验,运用OLS实证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总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就业增长.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方面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变动的影响正向关,对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变动的影响负相关,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     

中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的产业救济效果研究（1997～2007）

本文在理论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全面实证评估了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的产业救济效果。通过选取1997～2007年全体、国有和外资企业加总的行业面板数据,搜集在此期间我国发起的所有对外反倾销案件,采用系统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措施对于行业出口、产值、就业人数、利润、企业数目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救济作用。结果发现,中国对外反倾销的产业救济效果良好,尤其明显地提高了行业利润、产值、企业数、生产率以及就业人数,但对出口影响较微弱;同时效果主要体现在行业总体和私营企业上,对国有和外资企业基本无显著影响;比较而言,行业利润和生产率的救济效果最突出,其次是产值、就业和企业数目。出口基本无显著影响。由此政策上应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我国的反倾销申诉与执行机制。     

碳税对区域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广东省主体功能区的模拟分析

一、引言 所谓主体功能区是指,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按区域分工和协调发展的原则划定的具有某种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的空间单元.差别化的财政政策是推动我国主体功能区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广东省是国家发改委确定的首批低碳试点省份之一,作为一种环境税,碳税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有助于能源结构的改善及碳排放量的下降.张明文(2009)、刘洁(2011)、张志新(2011)、盛丽颖(2012)、王文举(2012)等基于面板数据分析了能源税或碳税对中国不同省市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了碳税在中国不同地区产生的效应不尽相同,征收碳税会拉大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我国应当实行有差别的碳税政策.本文主要利用2000-2011年按广东省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区域面板数据,研究征收碳税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广东省未来制定碳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论述了汇率变动对就业影响的原理后,选用1980-2006年的数据,采用协整分析进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第二产业年底就业人数、第一、第三产业年底就业人数构成比重与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与第一、三产业年底就业人数、第二产业构成比重并没有明确的长期均衡关系。     

服务业结构升级能够推动产业发展吗？——基于有效结构变化指数（ESC）的实证分析

推动服务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创新性地将有效结构变化指数(ESC)应用于我国2008—2017年29个省份的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研究发现:ESC的影响效应主要通过延迟效应与加速效应传导,但两者在对服务业不同发展指标上的影响呈现差异;我国服务业ESC可推动服务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但会抑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服务业平均工资的增长;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服务业ESC是驱动服务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的重要来源,生产性服务业与非高端服务业ESC则会显著抑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上还有巨大空间与潜力,可通过结构持续优化来有效发挥结构配置效应,促进产业发展,并推动经济增长。     

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主要利用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从1978—2006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及相关检验方法,对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人口城市化水平长期决定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却没有长期决定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发展的结论,同时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提出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论述了汇率变动对就业影响的原理后,选用1980-2006年的数据,采用协整分析进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第二产业年底就业人数、第一、第三产业年底就业人数构成比重与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与第一、三产业年底就业人数、第二产业构成比重并没有明确的长期均衡关系.     

日本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产值和就业两个角度梳理了1955～2009年间日本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发现三次产业升级进程明显,特别是在第二产业内部,日本制造业升级更加突出。本文定义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种指标衡量,计算结果显示日本产业结构一直处在向高级化和合理化转变的过程中。通过检验日本47个县55年面板数据产业结构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均有正面影响,但是在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最后在借鉴日本产业结构发展的基础上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相关建议。     

广东第三产业发展与促进就业增长问题研究

一、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的实证分析 以广东为例，对三大产业的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采用1991—2003年广东GDP和就业人数变化情况， 所得回归方程：JYZRS=3077．394＋0．091715GDP （30．14845）（0．003770） （102．0747）（24．32462） R^2=0．981748 SE=46．90830 DW=1．262550 F=591．6869     

浙江省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主要利用浙江省1978～2010年间的年度就业人数与人均GDP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使用就业弹性、Grange因果关系、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对经济增长与就业情况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单向的格兰杰原因,即经济增长是就业的格兰杰原因,而就业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并且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最后,在文章结尾处就此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选取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K-Means聚类分析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就业水平进行测度评价,通过面板模型、分维度回归、门槛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就业水平二者均在时间趋势上呈增长趋势,空间特征上均表现为东部高、中西部低;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信息化发展、数字交易发展、数字金融普惠发展能显著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互联网发展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呈“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差异显著。     

金融危机背景下再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检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危机频发,引发对金融发展、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新思考。本文收集了39个国家和地区1994～2007年间的年度数据,利用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分析方法,针对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通过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构建误差修正模型,检验金融发展、政策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因果关系。     

汇率变动对工资和就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由Frenkel两部门理论模型,采用IMF提供的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实际汇率升值会显著减少贸易部门就业,即人民币升值使贸易部门就业人数显著减少,非贸易部门第二产业工人就业人数会增加,对第三产业工人就业影响不大,但就业工人实际工资水平都会有所提高。所以本文的结论是,人民币升值能提升中低阶层福利水平,支持人民币升值。     

江苏省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关系研究

利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了江苏省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和就业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说明第一产业产值不是第一产业就业的格兰杰原因,但是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是第一产业产出的格兰杰原因。第二产业的产值是第二产业就业的格兰杰原因。第二产业的就业不是第二产业产值的格兰杰原因。第三产业就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互为格兰杰原因。     

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优惠投资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本文利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的优惠投资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传导机理,揭示了政府的优惠投资政策在节省生产成本、扩大就业规模、提升技术效应等方面对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并构建了政府优惠投资政策指数,使其能更合理地反映我国政府优惠政策下的投资状况。本文利用我国198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显示,政府优惠政策对工业集聚水平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政府应加大开放力度,尤其要强化中西部地区产业选择的优惠投资政策,以便缓解甚至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孝感市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1992-2009年孝感市的历史时间序列数据,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基本结论为:从总体上看,孝感市经济增长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均具有较紧密的相关关系。但三大产业的发展与其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不一样的,通过运用经济模型,得出第二产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次是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又次之,并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互动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实证分析

利用2013—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PVAR(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动态影响关系，从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3个维度分别考察对共同富裕福利性、保障性、发展性3个层面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突出，呈现地区差异化的特征；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互动效应关系，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支持共同富裕提供新的动能；共同富裕的发展间接促进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共同富裕发展性水平，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共同富裕福利性以及保障性水平的提高。根据所得结论，提出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以数字技术完善城市发展网络、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等建议，以促进我国整体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我国对外贸易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利用1978～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就业效应。结果表明,出口对国内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口对国内就业具有地区性差异;长期来说,不能以出口为导向来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调整进口商品的结构,对解决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存在着严重的资本替代劳动现象,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解决我国的就业不能脱离其他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将对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汇率政策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