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之刑法应对——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为背景

在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现象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刑法修正案(十一)》采取了在一定范围上降低相对责任年龄同时维持最低责任年龄的做法。应当看到,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能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而应该通过改革收容教养制度的方法来应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无法处遇的情况。基于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收容教养制度改为专门矫治教育,旨在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改造,但从其规定来看不是十分细致,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规定的思考

根据我国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情况,并参考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认为我国《刑法》等法律中对于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应予以修改,即降低未成年人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标准,将刑事最低责任年龄降低至12周岁,将行政法规当中有关未成年人的适用年龄与《刑法》中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挂钩。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探讨

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严峻,其特点之一是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现象严重。不少人提出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以此打击未成年人犯罪,但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这一观点。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当前应将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限定在14周岁,而不宜降低。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指出,应把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有效区分开来,为确定未成年人应负的刑事责任提供科学、合理的刑法依据;尽量缩短监禁的刑期,适当放宽缓刑的适用条件,尽量使用缓刑,重新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     

浅论刑事责任能力

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对现实司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立法规定应当做到最大程度上的合理与科学。随着现实世界的迅猛发展变化,我国现行《刑法》这方面的规定与客观情况之间的矛盾已逐步凸显,为了缓和以至消除这一矛盾,使《刑法》能更好地调整现实社会关系,我们势必要以刑事责任年龄为重点,综合多方面因素对刑事责任能力中有关规定进行适当修改、调整。     

再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调整问题——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背景

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了部分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并规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核准机制,这是立法对降低论与弹性论的吸收。在核准时应当着重从犯罪目的、犯罪动机等角度判断幼年犯罪人是否具备相应的犯罪控制能力。维持论所主张的刑罚有效性问题仍是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下限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核准的12周岁到14周岁的低龄犯罪人而言,对其可以适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对其有效执行较重徒刑新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才能发挥效用。     

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界定的缺憾

刑事年龄的界定,在定罪量刑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对未成年人的处理上更加明显。文章就目前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对行为人的年龄界定还存在最小责任年龄界定偏高、没有最大责任年龄限制、没有对被害人最大年龄作为加重处罚情节等方面的缺憾。     

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功能初探

功能是某一制度存在的根据。作为刑法制度的一部分,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亦具有防卫社会与保障人权的双保护功能,但与整体的刑法制度不同的是,它更侧重于人权保障。具体来说,它具有出罪功能、刑罚合理化功能、程序个别化功能等。     

从河南吕天喜案看刑事责任能力

在国内外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刑事责任能力一直是争议较多的问题。以河南吕天喜案所引发的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思考,介绍了古今中外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定义,并阐述了笔者的观点以及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相关因素。     

如何对未成年人犯罪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在世界范围内已被列为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公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呈现逐年增多趋势，并且向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方向发展，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危害。在检察工作实践中，如何正确对未成年人犯罪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彰显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个别化的思想，体现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和“双向保护”的和谐统一，确实是一大难题。笔者认为，可以运用以下方法和策略。     

刑事责任概念刍议

我国所谓刑事责任,即是人民法院依照刑事法确认的并由法定机关依法对犯罪人的权利、自由乃至生命予以否定、限制、剥夺而形成的由犯罪人承受的负担。我国的刑事责任乃后果意义上的刑事责任。与大陆法系犯罪成立条件意义上的责任有着原则的区别。大陆法系刑法中所谓责任。是指就犯罪行为对行为人的非难。简单的说就是指非难可能性。大陆法系刑法中所谓责任,显然是在犯罪论中加以探讨的,其本质实际上是一个主观恶性的问题,是一种主观责任。是犯罪成立的罪责要素。而我国所谓刑事责任则不是决定犯罪成立与否的要件,而是犯罪业已成立之后的主客观危害性和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的法律后果的整体评价。     

提取他人遗忘于ATM中银行卡款项行为的法律定性分析

在ATM机上利用他人未退出的银行卡取款的行为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违法、犯罪行为,取款额超过5000元的,应以我国刑法第196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犯罪追究刑事责任;低于5000元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诈骗公私财物进行行政处罚。     

未成年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起始年龄问题的思考

行为能力的确定是民事主体制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我国民法通则规定10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除外),即10周岁是现行法确定的未成年人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的年龄分界点。对此问题,法学家们的看法莫衷一是。笔者分别从学界对此的争论、各国关于该问题的相关立法,以及调整年龄线的可行性几个方面来阐述,支持未成年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起始年龄应调整为7周岁。     

法治视角下的校园欺凌研究

校园欺凌是国家和社会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它不仅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也对学校、家庭、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全社会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怎样预防和阻止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后如何及时帮助受害人,依据法律、法规对欺凌者进行怎样的处罚等。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维护平安校园生活,学校、家庭、社会、司法机构等各个方面应联合起来共同建造防控体系,推动校园欺凌专项立法的实施。     

中职生受欺凌群体心理复原力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文章为探讨心理复原力在校园欺凌与应对方式间的中介作用,为缓解被欺凌群体的消极影响提供实证依据,采用中学生受欺凌行为问卷、心理复原力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回收有效问卷433份。结果显示,中职生群体校园欺凌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心理复原力与积极应对方式存在正相关。校园欺凌、心理复原力和应对方式密切相关,且心理复原力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论刑事责任的概念

刑事责任的研究起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刑法理论,并且一直受到西方刑法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是国外关于刑事责任的理解有着明显的学说对立.根据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要件理论,刑事责任是放在"有责性"中进行研究的,此处的"责任"一般指罪过,与我国的刑事责任涵义不同.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许多条款都对刑事责任作了明文规定.刑事责任的根据作为刑事责任概念的一个相关子概念对理解犯罪及为何承担刑事责任又这重要作用.     

中职校园欺凌的应对:基于同辈调解模式应用与实践路径

本文根据中职校园欺凌现状,结合起源美国的“同辈调解”,提出适用于中职校园欺凌的同辈调解模式,基于平等模式下的谈判,秉承“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服务”的理念,针对性地提出中职校园同辈调解模式应用,创新性的为应对中职校园欺凌提供实践路径。     

浅析社会化理论视角下的校园欺凌现象——兼论社会工作的介入干预

近期,校园欺凌的事件时有发生,并被媒体广泛报道,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校园欺凌事件的主体是在校青少年学生,他们往往由于心智未成熟和容易受到社会外部环境影响,在社会交往中不能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从而造成矛盾,产生辱骂、殴打等情况。青少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校园欺凌就是问题之一。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的助人者,基于社会化理论,会更加关注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社会环境等对人的影响。本文将欺凌事件的相关者放入立体的框架中去理解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有效的介入之道,防范和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此外,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够帮助青少年继续社会化,增强他们的社会参与,以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     

我国行政刑法规范发展趋势研究

文章认为,随着我国行政刑法的不断发展,行政刑法规范可以从独立性散在型立法模式,区分行政犯的主体罪过及违法性认识,规范行政刑事责任的竞合,调整行政犯罪的刑罚,司法化程序实现人身自由罚规范,专设行政刑事审判庭适用行政刑法规范等方面日臻完善。     

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

防卫过当,是指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它是犯罪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但防卫过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不能笼统地定防卫过当罪。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就是防卫人对自己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损害所持的主观心理态度。虽然我国刑法对防卫过当行为应定什么罪名没有作具体规定,但一般司法实践在确定罪名时,都是在认定防卫过当罪过形式的基础上,按照刑法分则相应的条款来定罪的。因此,研究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是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