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政策制定的跨部门协调机制

国家创新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创新政策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多部门推出的创新政策“组合拳”关乎国家创新能力的命脉。因此，实现多部门协同创新即跨部门协调合作显得至关重要。中美两国最初以不同方式组建了国家创新体系，美国以市场为导向，中国以政府为导向，其结果是美国形成了“官产学研用”创新模式，中国仍停留在“官产学研”阶段。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美国形成了“制衡-合作”的跨部门协调主导模式，中国形成了“等级-线性”的跨部门协调主导模式。对比研究发现，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存在创新转化能力弱的问题，而跨部门协调存在协调范围窄、协调方式单一、协调时效性滞后、协调不规范、主体间协调沟通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中国技术创新40年:四阶爬坡轨迹述评

将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技术创新实践描述为“四阶爬坡”，即学习引进补短期、引进模仿改进期、整合助推自创期、自主迭代提升期，并对各个阶段的时代背景及其具体创新模式作出了解释。进而，梳理并讨论了40年间我国技术创新实践的主要特点、基本经验与主要教训。随着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化，特别是国家、业界越来越重视“创新引领发展”，现阶段亟待关注如下几个方面：国际治理结构重构背景下国际创新竞争与合作机制可能发生的变化；大科技时代“引领性科技创新”的发生及实现机制，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应有的结构和体制机制，未来科学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在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中应处的“生态位”；“基于科学的产业”创新和发展机制以及中国情境下创新与发展研究的逻辑构建问题。     

关于区域创新体系中几个关系的界定

区域创新系统是个介于国家创新体系和企业技术创新体系之间的中观层次的创新系统。为了适应区域化和个性化需要，国内许多地区和城市都在着手构建和培育本区域的创新体系。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必须要界定和处理好4种关系，即“区域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区域创新体系”与“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关系，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的关系，不同等级的创新区域之间的关系。     

中外基础研究创新团队资助管理机制比较研究

科技创新需要基础研究引领与支撑，提振基础研究是新时期国家创新行动的重点，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层面，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发展及创新人才与团队培养。选取中国、日本、德国与加拿大基础研究创新团队的典型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世界一流国际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合作研究与培训经历项目”、“中心和重大资助项目”与“合作研究中心项目”，从目标定位、申请方式、资助对象、资助年限、资助金额、团队规模、管理办法、考核方式等资助管理机制的诸多方面展开比较分析，借鉴国外经验，获得体制机制调整与变革启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模仿创新”，站在巨人肩膀上

上期关于新产品和新技术创新的“聚焦”刊发后，收到不少探讨“创新”的来稿。其中，作者尹生的来稿，把“模仿创新”提升到后发国家和企业广泛采用的“后来居上”战略的高度，分析颇有见地，值得一读。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从美国“新经济”看另国家创新系统的重建

在新技术革命对全球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全新影响之际，“新经济”的概念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和使用。而“新经济”的实质在于国家创新体系绵有效性。因此，在我国有必要重构国家创新系统，但中国未来创新系统的重要 结合国情，在构成上以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教育和培训为主核，以国家创新战略为引导，以市场为激励机制，以推动知识流通为中心，创建体系与创新相适宜的法律、金融及文化环境，进而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企业与高等院校的相互关系及对策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各主体在实现其“学习、革新、创新和传播新技术”的主要功能中发挥着中自的作用，并存在着相互联系机制。对“企业——高校”相互关系的现状进行了探讨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科技创新——实践探索与路径选择

坚持科技创新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科技创新契合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现代化逻辑，有助于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提升国家政治发展水平、促进文化产业繁荣兴盛、支撑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科技创新实践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历经“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向科学进军”“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四个阶段。面向未来，科技创新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根本宗旨、以经济转型升级为基本导向、以服务国家建设为发展定位、以建设科技强国为奋斗目标，这也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的有效举措和重要保障。     

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国际化是增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构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2014-2016年我国“一带一路”沿线68个国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二次指派程序方法对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以创新主体交互、创新活动融入、创新资源流动、创新绩效提升为本质特征；国家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东部沿海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较高，中西部高新区创新国际化水平较低；国家高新区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技术水平、政策质量等差异对创新国际化水平差异影响显著，自然生态环境差异对创新国际化水平差异影响不显著。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江苏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基础条件与对策研究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历史悠久，有效地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更好地融入欧洲经济圈。江苏省地处“一带一路”的交汇点，拥有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对外科技创新合作基础，中欧班列的运行进一步促进了江苏省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然而，与不断增加的经贸合作相比，双方在科技合作和交流方面的活跃度亟须提高。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入手，梳理了江苏省与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合作的现状和挑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推动双方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务实合作。     

创新体制机制 服务海外领军人才创新创业

近年来，无锡市滨湖区始终把引进、培育和加快科技项目产业化，作为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提升的重要抓手，大力实施“无锡千人计划”、“530”计划等，引进海外领军型人才来锡创新创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截至目前，滨湖区共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人才5名，引进“江苏省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人才11名，引进“530”人才331名，累计引进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600余名，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国家高新区“以集群促发展”政策是否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兼论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结构的技术互补效应

本文根据2011年科技部启动实施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来设计准自然实验，采用2007—2016年中国城市层面的独特数据，实证考察国家高新区“以集群促发展”政策对所在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高新区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且经过系列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基准结论依然成立。政策差异化视角的研究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培育政策对城市创新的激励效应明显弱于试点建设政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实施创新集群政策通过政策效应、协同集聚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三种机制影响城市创新。进一步讨论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具有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技术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对国家高新区制度设计及产业政策体系变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吉林省四平市被正式批准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近日．四平市被正式批准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成为吉林省首个地级“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特色发展、协调发展，四平市树立大科技意识、创新意识，用科学发展的理念．领航经济社会各项事业。     

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的命运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一论述充分说明了创新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一般来说，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其中，理论创新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前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只有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才能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革与完善，促进民族进步和国家的兴旺发达。     

如何避让创新的陷阱

自从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郑重地提出中国将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总体目标以来，“创新”一词正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执政能力”等一样，成为当今使用频率最高的热门词组之一，由此也引发了我们对创新意义的深入思考。     

政府创业支持与国家创新绩效：文化价值观的调节效应

创业作为实现创新的过程，对创新绩效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文化价值观作为社会“软实力”的重要指标，能够对创新过程施加重要影响。以文化价值观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政府创业支持与国家创新绩效关系模型，并通过全球54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政府政策支持、资金可获得性对国家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权力差距、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负向调节政策支持与国家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个人主义正向调节资金可获得性与国家创新绩效间的关系，而男性气质不存在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对政府制定有效政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实践与思考——以江苏省实践为例

科技创新合作已成为构筑“一带一路”创新发展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驱动力。江苏省以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的实践为基础,并借鉴其他省市实践经验,针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合作机制、合作资源和合作积极性等方面开展科技创新合作的挑战,结合国家总体部署和自身重点工作,为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提出了对策,即量身打造“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体系机制、统筹整合“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全域资源、充分调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企业积极性、持续探索“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创新模式。     

国家科技金融战略框架初步成型

新年伊始，着眼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部和“一行三会”（中央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不断完善沟通机制，积极推进工作试点，初步形成“国家科技金融战略框架”。     

军民融合型国家科技创新系统体系构成与运行研究

军民融合型国家科技创新系统是国防科技工业和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基础与内在动力。从国家创新系统（NIS）的视角出发,对我国科技创新系统发展现状、构成及问题进行了描述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包括政府、军方、国家实验室、军方实验室、大学及产业界共同构成的军民融合型国家科技创新系统——“六边形”模式,并分析了“国防需求牵引”、“市场需求牵引”和“科技自由探索驱动”三种动力机制下军民融合型科技创新系统的运行过程、关键环节及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