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的环境责任问题研究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由于受到历史、制度、思想等各方面的影响,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过于重视经济效率目标的追求,而忽视了生态环境责任的承担,引发了一系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的问题,阻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给企业、社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我国应提高国企管理者及全体员工对承担社会环境责任的认识和意识,明确国有企业具体相关环境责任,加强对国企生态环境责任履行状况的监督和控制并加大执法力度,对企业的生态环境责任承担情况给于合适的奖惩。     

论循环经济法中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我国循环经济法中的重要制度之一.它将生产者对其产品所负的责任延伸到产品生命周期后的废弃物处置阶段,有利于节约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我国已基本形成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体系,但在责任划分与追究力度上仍有不足,为了完善这一制度,应明确与细化生产者责任以及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跨国公司在华环境管理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我国在大力引进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已经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本文通过分析跨国公司在我国实行环境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指出跨国公司在我国环境管理不善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是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责任缺失。为此,文章从加强环境执法力度、改进现有政府考核体系、明确政府责任制、缓解政府间委托代理问题四个方面给出了应对措施。     

国际经济法视域下海关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和营商环境建设的法律职能探究

海关作为国际贸易的第一前线,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将实现商品审查全面化、权利维系平衡化、侵权责任规范化、保护范围广泛化、产权监督国际化、执法模式私法化,为良好营商环境建设奠定完善的制度基础。     

前瞻型环境战略——大型国有企业应采取的环境战略

本文结合中外学者的研究,从社会责任和给企业带来的正效应两个方面探讨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推行前瞻型环境战略的必要性。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其应担负的社会责任,首先从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引出前瞻型环境战略,并从组织能力和竞争优势两个方面分析了前瞻型环境战略给企业带来的正效应。前瞻型环境战略一方面使大型国有企业承担起与自身匹配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应率先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     

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浅析

目前,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既有政府和原因,又有会计人员和中介机构方面的.而执法者执法力度不够,缺乏良好的外部机制等因素直接导致了违规性会计造假、规范性失真问题.应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还应规范单位负责人的责任,提高会计主体行为的规范程度,遏制会计信息披露失真的发生.     

浅议农村金融生态法律环境的完善

现代社会,金融与法律的关系十分紧密,农村金融法律制度也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也是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最主要的因素。农村金融法制是否健全能够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稳定,也能够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内部结构的平衡。因此,我国应从转变立法理念。优化农村正规金融法律环境与农村非正规金融法律环境。建立严格的农村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加大执法力度。提高司法效率几个方面,努力完善农村金融生态法律环境,以此促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健康发展。     

欧美石油公司保护环境对我国石油企业的启示

通过对欧美石油公司保护生态环境承担社会责任事例的了解与研究,结合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生态环境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要求,在6个方面为我国石油企业保护生态环境提出了启示.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与水生态环境保护对策初探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保护是前提，建立鄙阳湖生态经济区要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特别楚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笔者建议要采取建立环挪阳湖区环境保护执法机构，严格执法；加强舆论导向，使“琢晓保护”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着力点，明确产业功能定位；兴建控湖工程，加大环境保护支持力度等措施。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目标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正确认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目标的一致性,促进二者的均衡发展,对现代企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主要还存在无公平竞争意识、诚信与道德缺失严重、忽视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等问题。企业应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大社会责任宣传力度,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加快构建社会责任战略体系,从而有效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目标的均衡发展。     

环境执法监督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吗？

中央对地方的环境执法监督是中国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环保约谈这一准自然事件出发，以合法性理论和震慑理论为基础，考察了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显著地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即与未被环保约谈地区企业相比，环保约谈显著地促进被约谈地区企业的绿色转型；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主要发生在被环保约谈的下一年。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渠道探索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通过降低企业运营效率、提高企业环境成本、提高环保处罚力度，进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研究结论揭示了环境执法监督的长期经济后果，为完善中国生态环境督察体系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企业环境绩效评价国内外研究综述及展望

随着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对企业增强环境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建立企业环境绩效评价体系刻不容缓。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绩效评价标准以及建立环境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其结论是:我国应该在生态伦理这一新视角下建立企业环境绩效评价体系。生态价值下,企业应该对其环境绩效评价体系进行重构,以企业生态责任为核心,将生态伦理的坚持生态效益、生态友好两大基本原则作为评价依据,依据清洁生产、绿色管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态伦理规范确定评价维度。     

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述评

中国社会保险法经历了初创与调整、破坏、重建、全面建设和发展等阶段。社会保险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保险概念的界定达成共识,制度框架已经明确;制度转型的任务基本完成,国家立法具备了较好的基础;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依据;社会保险法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立法开始提速。但社会保险立法存在理念落后,基本法律缺失,法律规范不统一甚至混乱,法律实施机制偏弱,缺乏法律救济制度等问题。加快和完善社会保险立法必须树立科学的立法理念,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强化社会保险法律的实施机制,健全社会保险权利救济制度。     

走向善治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问题研究

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冲击着旧的僵化和顽固的体制,促使统治和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和服务型政府转变,推动着我国从善政走向善治。要有效构建基于治理理念的善治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我国应坚持党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大力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创新政府和社会治理方式,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权力运行,并借鉴国内外政府改革中的成功经验,以大力推动善治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更好发挥政府服务于民的作用。     

环境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组织可见度”是否起到中介作用

我国现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下,企业对于信息披露的方式、时间等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力。因此,企业这一社会责任的自觉履行需要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动机支撑,但其作用机理是否有效,投资者的关注度及解读尤为重要,亦即“组织可见度”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以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2013-2017年样本,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依次从分析师关注水平和媒体关注水平两个角度衡量组织可见度,检验其是否具有中介效应,并分析所有权性质差异下的不同结果。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能提升企业价值,组织可见度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使用分析师关注水平衡量组织可见度时,该中介作用只体现在国有企业中;当使用媒体关注度衡量组织可见度时候,该中介作用在两种类型的企业中均只得到了部分体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本意是通过其影响企业的市值表现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其环境社会责任,本文通过揭示其中组织可见度的中介作用,有助于启示企业对其市值管理、有关管理部门对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引导时的操作思路。     

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启示

费尔巴哈哲学认识论将人类的哲学视野从宗教的天国下降到现实的人间,开启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路线。但其以感性直观的反映论理解对象世界,没有将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终而陷入唯心史观。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认识论则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为出发点,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来认识对象事物的表象和本质,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找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进的规律,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从感性直观到理性认识、从直观反映论到实践认识论、从个体存在和类意识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方面。     

Facing society's demand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nagement in practice

Although managers must stay abreast of all socictal concerns in developing organizational objectives,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seems to be a major issue for consumers in the 1990s. This increased environmental concern leaves managers no choice but to go beyond mere social obligation when it comes to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Society is demanding social responsiveness at a minimum, and the call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ems to be getting louder and clearer.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ponse business has made to this call fo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nvironment.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will address the impact of increased business awareness on: (1) the passage of laws and legislation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social obligation); (2) specific organization actions to meet consumer demands (social responsiveness); (3) specific organization endeavors which reflect a sincere attempt to address the environmental issu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 awareness of these activities should aid managers in developing future plans which will allow them to become more responsible for our environment.Allayne Barrilleaux Pizzolatto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at Nicholls State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usiness ethics, managing by fun, and job applicant testing. Dr. Pizzolatto has published in various journals including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andLabor Law Journal.Cecil A. Zeringue, II is a MBA student at Nicholls State University. He is also the general manager/system analyst of an electrical supply company.     

虚拟水贸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目前我国不合理的用水方式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与影响,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虚拟水贸易加剧了缺水地区的用水压力;水资源过度开采,造成地下水漏斗,海水倒灌;影响土地的利用结构,导致土地沙漠化;挤占生态用水,影响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下虚拟水贸易发展的对策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坚持可持续发展政策,保护地下水资源;继续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控制人口增长,调整饮食结构和消费模式。     

政府治理与国有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完善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是政府、企业及学术界近年研究探讨的热点问题,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设计思路和指标选取上亟待改进。研究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的影响,结合EVA及BSC,降低财务指标权重、增加非财务指标权重,提出量化社会绩效指标、增加环境绩效指标以完善国有企业绩效评价体系,重新构建政府治理下的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母国的监管义务与法律对策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深入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新时期。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复杂,中国企业面临社会责任风险以及沿线国腐败程度较高等新问题。现有国际规则无法有效处理东道国经济发展与这些问题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仅威胁中国企业的经济安全,更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实践中,东道国宽松的法律环境、负责任的主权和维护国家形象的需要为母国监管提供了现实基础。因此,中国应以"自我约束"和"规则导向"为前提,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强化国内投资法律体系,从企业社会责任和海外反腐败两个方面积极承担投资母国的监管义务,主动规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实现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互动。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中国应针对海外投资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专项立法,提高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标准,区分企业性质、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标准以及建立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在海外反腐败方面,中国应完善惩治海外投资腐败行为的立法并加大执法力度,同时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刑事司法协助以及提高惩治海外投资腐败活动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