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对城市用地的影响研究 ——基于经济增长的中介视角

以中国25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匹配倍差法(PSM-DID)分析高速铁路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影响,同时运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经济增长在上述关系中的作用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高铁对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则不具显著性。从人口规模的视角看,常住人口大于600万的城市受到高速铁路的影响更大且方向为正,小于600万的城市受到的影响则不具显著性。在高速铁路对城市建设用地产生影响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的广义中介效应,且占直接效应的6.37%。其中,东部城市的广义中介效应最为明显,占直接效应的8.64%,而其他城市的影响则不具显著性。     

长三角区域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为研究对象,剔除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选取2010～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长三角区域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科技创新在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所起到的效应。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在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即营商环境能够通过科技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长三角区域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市场垄断程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基于价格不确定性

采用社会福利和价格不确定的有关理论与方法,研究了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垄断程度对社会福利所造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垄断程度给社会福利带来负面影响,并且随着垄断程度的提高,负面影响日显,与市场垄断程度呈负相关。在一定条件下,即使考虑价格不确定性因素,社会福利也是随垄断程度的增大而渐减。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本文建立面板分位数模型,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分析并验证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条件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具有条件特征,当产业结构达到一定层次时,数字经济才能释放积极影响,产业结构层次越高,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越强。因此,应注重推动两化融合,增加与新范式兼容的有利因素。     

不同类型耕地流转去向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为解决耕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粮化”问题,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类型耕地流转去向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并探寻实现粮食产业规模化经营的有效主体。结果表明：2011—2020年,中国耕地“非粮化”率在0.285～0.305之间波动且呈现上升态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耕地“非粮化”率大致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升高的格局;流转入专业合作社与企业的耕地面积比例分别对耕地“非粮化”率产生显著正向和负向影响,其中流转用于粮食种植的耕地面积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发挥重要作用;控制变量中单位耕地面积有效灌溉率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显著负向影响耕地“非粮化”率。研究认为,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然趋势,专业合作社是粮食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现实选择,应兴办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完善粮食补贴制度以抑制耕地“非粮化”。     

高铁对县域社会经济的影响

我国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高速铁路规划网的实施无疑是当前经济形势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高速铁路的建设和运营将会带动不同行业的发展、增强区域之间的联系等,对社会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四川省13个县域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分别探究高速铁路开通对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和就业水平的影响.     

土地金融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研究目的:借鉴金融发展与宏观经济关系理论,探讨土地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方法:面板数据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法。研究结果:(1)土地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土地金融发展水平增加1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增加0.201个百分点;(2)土地金融的发展若超出实体经济的需要,则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会加大宏观经济波动;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土地供应由政府控制,土地开发利用资金大量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的制度约束下,政府失灵与金融风险两方面问题叠加,进一步加大了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波动。研究结论:土地金融对宏观经济具有显著影响,中国政府具有运用土地金融工具调控宏观经济的可能性,同时也应密切关注土地金融发展中不断累积增大的金融风险。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在经济转型、促进消费的大环境下,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本文试图从电子商务对交易规模、生产管理以及流通方式的影响出发,说明其增加了相关企业的竞争力,创造了就业机会。进而以电子商务交易额以及电子商务从业人员数量分析两者联系,最后提出建议。     

农业保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文结合保险定价基本原理和保障水平驱动机制,分析农业保险对农户经营性净收入的影响机理。同时,本文利用2008—2018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户经营性净收入的影响。面板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在保障广度和保障深度两方面影响农户经营性净收入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并且在农业灾害发生前,财政保费补贴比例的提高有助于增强保障广度和深度对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的驱动力;在农业灾害发生后,保障赔付效益对保障水平的农户增收效应具有抑制作用。最后,结合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考察不同保险保障水平影响农户经营性净收入的差异。     

中国城乡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

如果以1978年为界,把1952年至1988年这个区间划分成两个阶段的话,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两个不同的阶段中,中国城乡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总增长的影响,是很不相同的。 本文试图对此作出扼要的描述和数量的分析。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交待分析的前提和准备;第二部分分析两个不同阶段中城乡经济增长各自对国民经济总增长的贡献;第三部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并且对各个收入水平点的农村家庭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减,即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机制分析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金融素养存在调节效应。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要继续加大投入,缩小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同时要加强数字基础知识在农村地区的教育普及工作,化解他们由于不了解而不敢使用或不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现实尴尬困境,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外商直接投资对海洋经济的影响——基于海洋科技创新的视角

基于2006-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VAR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海洋经济的动态关系,并探究海洋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外商直接投资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海洋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长期来看,这种正向促进趋势有所衰减;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海洋经济影响的贡献率增速明显;北部海洋经济圈并未表现出两者存在动态关系。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二者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东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海洋科技创新显著地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发展。因此,未来要继续探索外商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相关配套设施,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准入限制;建立激励机制,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涉海企业,刺激涉海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推动海洋经济发展。     

新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启示

本文在简要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经历的四个阶段后,重点介绍了罗默和卢卡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有四方面的借鉴作用     

农村教育水平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30省市的农村面板数据分析

[目的]通过实证分析农村教育水平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为未来中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文章选取除港澳台及西藏外的中国30个省市的2000~2015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造成一个16×30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实证研究教育水平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模型进行设定检验。[结果]农村教育水平对农业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初中教育水平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大,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农村劳动力资本,其次是大学教育,而小学教育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结论](1)教育水平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教育水平的产出弹性,表明中国农业还是典型的物质投入型增长。(2)不同教育水平在中国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很大的区别。其中初等教育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大,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农村劳动力资本,其次是高等教育,最弱的是中等教育。这表明我国提倡的高等人才回乡创业成效逐步显现,而中等教育人员比重较小,外流严重,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