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创新绩效、市场环境变化与政策冲击——基于创新战略和政治嵌入的调节作用

以中国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量表测量和初级数据收集建立统计计量模型,分析了市场环境变化和政策冲击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进一步阐述了企业自身的创新战略选择和政治嵌入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市场环境变化越显著,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就越强,企业的创新绩效就越明显;政府制定的创新激励政策和抑制政策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而税收等行业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当前中国经济进入"软着陆"时期,自主创新战略比模仿跟随战略更适合于中国企业;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国有企业减少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获取额外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市场环境变迁和政府政策冲击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考虑企业竞争战略和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在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中国制造业的655家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回归模型,对市场环境变迁和政府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检验了企业竞争战略和政治关联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市场竞争程度对民营企业的创新行为不具有显著影响;政府制定的创新激励政策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而税收等行业政策及创新抑制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软着陆时期,自主创新战略比成本领先战略更适合于中国民营企业;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民营企业降低市场竞争压力、获取额外资源,从而提升创新绩效。     

企业绿色创新:市场导向抑或政策导向

推动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企业绿色创新,需要发挥市场和政策双重机制的驱动作用。我们通过构建PLS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导向、政策导向与企业绿色创新及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1)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对企业绿色创新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市场导向对绿色创新的显著影响大于政策导向对绿色创新的显著影响;(3)相比对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影响,市场导向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4)相比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政策导向对绿色工艺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5)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实证分析拒绝绿色工艺创新与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关系的假设。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作用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频繁的政策实验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在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及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检验不同类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人才和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与研发要素流动。具体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研发要素流动具有负向影响,需求层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层政策不确定对其无显著影响。人才、资本等研发要素流动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层和环境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促进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不同政策与作用路径是否存在影响差异?

文章将产业政策分成供给型、需求型与环境型,依托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分析了不同政策通过政策资源的直接配置以及企业间配置两种作用路径对企业(产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供给型政策相结合的补贴行为通过以上两个路径抑制了企业绩效提升;产业政策对不同大小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供给型政策资源的配置在小企业间并未呈现显著的集中特征,但在大企业间政策资源更为集中;供给型政策主要通过政策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路径降低大企业绩效,而通过补贴直接配置路径抑制小企业绩效提升;整体看环境型政策对投资、补贴等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大企业而言,其对政策资源在企业间的分散配置具有负向作用,而这一影响在小企业中则为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需求型政策有利于资源再配置,供给型政策则尚未显示出积极的资源再配置作用。     

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一项基于Meta分析的检验

企业发展与宏观政策环境密不可分,关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仍有诸多未解之惑。根据企业绩效的具体内容将其细分为企业经营绩效、创新绩效以及投资绩效,采用Meta分析方法,揭示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3个方面的不同影响,并分析二者关系的调节因素。结果发现：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抑制企业经营绩效和投资绩效,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由于存在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市场化程度和政治关联等调节因素差异,导致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存在分歧。结论能够为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创新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借鉴,并为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公共政策制定等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创新驱动政策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了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迈向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以200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试点政策能有效增加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税负和交易成本，进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政策效应在管理层语调悲观、区域营商环境较差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政策，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供借鉴。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驱动效应的评估

文章以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总体绿色创新绩效、突破性绿色创新绩效、渐进式绿色创新绩效、独立绿色创新绩效和联合绿色创新绩效均产生显著正向驱动效应；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后侧绩效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驱动效应，同时，还通过影响前侧研发投资决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间接正向驱动效应。研究结论为政府运用补贴政策驱动企业提升绿色创新绩效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依据。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略论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

在界定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概念基础上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效果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提出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建议。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是衡量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志。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就是货币政策具有真实效应,能够对真实经济变量产生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就是货币政策能够在保持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     

析货币政策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科学原则作指导,但货币政策的实时决策又是极其复杂的,需要中央银行家的审时度势和敏锐判断,也即货币政策的艺术性。详细分析了货币政策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具体表现,认为货币政策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在实践中是难以分割和同等重要的,好的货币政策总是需要好的政策实施者,需要将科学性原则与中央银行家们的决策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     

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企业财务政策选择研究

企业的财务政策是企业根据其目标和理财环境以及本身的财务实力制定的财务方针和策略，它大量涉及企业理财的谋略和企业的商业秘密，所以必须根据企业内外客观情况的变化，对政策不断加以修改补充，甚至更新替代。然而，这种更新与替代却是很难的，一方面旧的财务政策由于其内部韧性作用而得以维持；另一方面，人们由于心理中的惰性因素而倾向于维护自己已经熟悉的政策。本文探讨如何把可持续发展观引入企业财务政策的选择过程，以解决以上的矛盾。     

从政策角度对我国农民收入现状的一个解释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已经由以往的以增产为主逐步转向以保证农民增收为主,农民收入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农民收入现状仍然不容乐观：一是绝对收入水平偏低;二是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逐步加大。笔者从政策角度对我国农民收入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我国农业政策效应形成了五个方面的基本判断。     

生态退耕政策的政策学分析

本文从政策学角度对生态退耕政策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目标利益关系分析,并分析了生态退耕政策对于协调利益冲突的作用以及尚存在的政策学理论缺陷,对于生态退耕政策本身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财政政策:遵守规则还是相机抉择

2004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财政政策时间一致性的关注,遵守规则的政策主张似乎又一次回归主流。通过比较英、美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财政政策的变迁以及通过分析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不同的理论假设,我认为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必须两者兼顾。我国现行的稳健(中性)财政政策恰恰体现了这种思想的内涵与本质。     

开放条件下我国财政政策转型研究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政府主要是运用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实施这种相机抉择功能的财政政策在带来繁荣的同时,也蕴含着越来越多难以克服的危机,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过度频繁地利用经济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并不理想,反而会造成投资浪费以及经济的更大波动.因此,应尽早实现财政政策的转型,实行具有自动稳定功能的财政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货币政策体系的形成及演变*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不断完善。货币政策体系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在持续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逐渐演进，成为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及中间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方面正在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文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的形成、演变过程及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货币政策体系的形成及演变*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不断完善。货币政策体系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在持续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逐渐演进，成为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及中间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方面正在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并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文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的形成、演变过程及特点。     

刑事政策几个基础理论问题之研究

刑事政策体现一个国家对于刑事犯罪的基本态度，其与刑事法律共同构建起强大的控制犯罪体系。可由于刑事政策自身的特殊性，至今在概念、含义等一些基础理论部分存在争议。对刑事政策的五个方面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意在厘清有关刑事政策的一些根本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