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再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从投入方面看，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的比重越来越低。结果在分配上，资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而资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拥有不了的，资本的拥有者第一位是政府，第二位是企业，企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私营企业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结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倾斜，向国有大企业倾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我国经济整体呈现下行态势,GDP增速放缓,工业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致使我国经济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境界。文章在充分分析当前经济困境后,利用数理统计和定性的分析方法,深入剖析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教训和日本、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结合拉美和日韩的发展途径提出应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市场主体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论。认为企业利用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落后产能企业采取兼并、重组、淘汰等措施;转变政府职能,采取精简机构、节俭开支,利用税收调节贫富差距、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等一系列措施,这样进行供给侧供给性改革有利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所得税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拓展研究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和需求管理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中引入征收资本和劳动所得税的政府部门,探讨以税收政策变动为代表的供给管理措施在调节我国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的效果。通过进一步的模型校准以及各宏观经济变量分别对调整资本和劳动所得税的脉冲响应分析发现,当经济面对来自供给的不利冲击导致产出水平有下行风险时,政府降低资本和劳动所得税将激励生产者更多地投入生产要素,从而减税可以有效扩张产出并熨平经济波动。因此,政府应重视供给管理措施在长期性和结构性调控上的优势,使宏观调控能够在优化我国总需求结构、调节社会公平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内部审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及其发挥途径

随着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十一次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内部审计作用逐渐引起政府、企业及理论研究的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提高生产效率、消耗产能过剩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纵观目前理论研究,鲜有以“供给侧”改革为背景对内部审计作用及发挥途径研究.内部审计作为保障政府、企业内部控制优化、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手段,在“供给侧”背景下研究其作用和发挥途径极具必要性.实际上,“供给侧”改革益于审计工作的转型升级,提升审计的工作质量,转变其工作模式.本文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阐释,着重分析内部审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提升内部审计作用的途径.希望本文研究的作用分析和途径选择能为政府、企业提升生产效率有所启示.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争策略与要素收入分配

自上世纪末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大幅度降低,而资本份额却不断增加,本文试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对此予以解释。财政分权和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导致在争夺外来资本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多地采取对投资者有益的政策,降低了劳动者收入。同时,政府的引资策略加重了资本深化,这也使经济增长的收益更多被资本获得,不利于劳动份额提高。     

政府与居民:合作供给社区公共产品——以武汉市社区绿化的“私养公助”模式为例

“政府包揽、社区包办”是我国传统的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其缺陷导致一种困境：社区居民公共产品需求的日益增长与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将政府的供给主体职能与居民的协助供给功能相结合,政府与居民合作供给,是解决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有效路径。     

供给管理:必要性、目标及政策工具

<正> 目前,人们对需求管理的认识日益成熟,并把它当作国家政策的重点;而对供给管理却比较忽略。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供给管理对经济发展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一、供给管理应成为现阶段我国宏观调控的侧重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间接调控有两种方式即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需求管理是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手段,调节需求总量,以达到稳定物价、平衡国际收支等经济运行目标。供给管理是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劳动政策、科技政策     

提高城市公共品供给效率的研究与探讨

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文明及进步程度的关键因素.本文首先对城市公共品进行了界定,分析了现有城市公共品的主要供给模式.然后针对当前我国城市公共品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过度干预控制,而私人部门或是第三部门在城市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中参与程度却比较低,整体供给效率不高等,进一步剖析其原因.最后指出为了提高我国城市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应继续推进并不断地深化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市场化改革思路,进行配套地改革,建立起多样化的投融资模式;进一步探求多样化的公共品供给模式,以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为城市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者;建立和规范规制机构,建立健全补偿机制和供给机制;转变政府的职能角色,由“划桨”向“掌舵”进行转变,树立起服务理念;同时还要提高市民享有城市公共品的权利意识.     

厦门市发展“共富金融”的模式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血液，为此，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应通过共富金融不断注入源头活水。厦门市金融服务基础良好，在聚焦科技创新企业发展需求、关注小微企业成长、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双碳目标实现上成绩颇丰，打造了“共富金融”的厦门模式。但鉴于产业结构不优、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房价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矛盾等问题，推进共同富裕任重道远。下阶段，厦门市“共富金融”应在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住有所居”目标、乡村振兴战略和“岛内大提升，岛外大发展”战略方面继续发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有为政府”的竞争属性——基于中观经济资源生成视角的分析

“有为政府”不光能解决好市场失灵，同时具有竞争属性，即在中观经济领域与其他区域政府参与竞争。现有关于政府竞争的文献更加关心激励机制和经济效益，无法回答区域政府究竟在什么领域存在竞争，本文从中观经济资源生成的视角回答这一基本问题。首先，区域政府在资源生成领域参与竞争，具体而言主要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政策措施和经济管理效率的“三类九要素”竞争。其次，区域政府从供给侧通过要素供给、环境供给和市场供给“三驾马车”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最后，区域政府的职能不仅包括宏观属性职能，还有竞争属性职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域政府职能的结构权重会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     

税务筹划对劳动力供给的经济效应分析

劳动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早在 2 0 0余年前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阐述经济增长理论时 ,就把劳动与土地、资本等要素作为为社会消费提供产品和劳务的三大要素之一 ,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数量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文章研究了税务筹划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经济效应。由于在税务筹划中 ,影响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是个人所得税的筹划 ,因此文章集中讨论了个人所得税的筹划对劳动供给效应。     

资本主义累进税制和“收入均等化”学说的欺骗性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鼓吹资产阶级政府实行的累进税制是保证工人和资本家“收入均等化”的政策,这完全是欺骗。事实上累进税制仅仅对资产阶级有利。资产阶级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收入的相当大部分通过政府对垄断集团的军事订货、价格补贴、优惠贷款等渠道,又流进了垄断资本家的口袋,从而加深了对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剥削,加深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贫富悬殊。除非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收入均等化”是根本不可能的。     

企业对非正规就业的社会责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它们在世界各地投资生产，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生产力，获取最大利润。资本的扩张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对于劳动的压制和剥削，这种强资本弱劳动的状况导致“工资和劳动条件向下竞争”，世界各国工人就业日益困难，生活越来越贫困，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又伴随着贫困全球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从80年代开始，又在各国被重新提起。     

关于“先富”政策实践的点滴思考

<正> 社会上曾出现过一种为“先富”而先富的偏激倾向。它不是通过以劳动贡献为主要尺度的先富,而是离开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迅速“暴富”。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地理解和执行了“先富”政策,把它推向了极端。 本来,针对过去虽日按劳分配,实则平均分配,结果导致共同贫穷的做法,提倡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一思想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它不仅坚持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 而且恰如其份地从分配结果     

我国企业购并过程中的若干误区

国有企业购并的规模经济动机与效果不尽一致 ,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购并过程中存在的若干认识与行动误区有关。这些误区主要表现在 :把经济规模等同于规模经济 ;把经济范围等同于范围经济 ;购并后的企业组织陷入“或者市场化、或者一体化”两个极端 ,以资本运营替代生产经营 ;企业购并 ,追求规模经济的滥用 ,热衷于构建“航空母舰”而忽视组成企业团队的意义 ;政府与企业在购并中的角色及功能紊乱。     

电子信息产业“供给侧改革”政策研究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具备经济规模优势和成长潜力,但“新常态”下的产业发展存在不确定性。中关村的微观证据表明,电子信息产业内“僵尸企业”的资产占用率正在扩张。通过“供给侧改革”框架,可从技术、治理和扶持3个方面分析影响企业资产扩张的政策因素。基于中关村电子信息企业数据进行分组回归,通过比较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揭示了正常企业与“僵尸企业”的资产扩张脉络,结果表明在供给侧促进企业技术发展、提高融资能力和减税政策有利于产业健康发展,而政府直接补贴和国有资本注入是形成“僵尸企业”的原因。     

创新驱动视角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与政策选择

现阶段影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因素是结构性因素。面对人口老龄化严重带来的劳动人口减少、资本回报率递减及资源能源约束趋紧,通过创新驱动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从长期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逻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内生性的创新驱动发展,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需要政府、市场、企业等多元主体全方位、深层次引领创新发展,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推动我国向创新型国家迈进。     

劳动供给对个人所得税改革敏感吗——基于微观模拟的动态分析

我国个人所得税前后经历了六次改革,而历次改革对劳动供给影响如何?或者说劳动供给对个人所得税的反应程度(敏感度)如何?都需要运用有效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进行检验.我们应用微观模拟方法,对我国2008年和2011年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男性的劳动供给缺乏弹性,因而这两次的个人所得税调整主要对女性劳动供给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且2011年的税改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程度更大.就劳动供给结构而言,不同所有制企业女职工劳动供给的税收敏感度呈差异性,不同收入阶层女性劳动供给的税收敏感度也呈差异性,税改对中低收入阶层女性劳动供给的激励作用最大.因此,建议政府根据不同群体的就业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及就业政策.     

“供给创造需求”新解读与“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引出的政策主张

一、绪论 在经济学认知框架上过去形成的主流认识是，需求与供给的总量平衡在完全竞争基础上足以解决经济运行的合意问题：理论界对“需求管理”由来已久的特别注重，隐含的逻辑是：另一侧需分门别类认识的供给结构，可在市场出清过程中自然实现其优化，而不必展开讨论。然而，近年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研究方向上提出的有新意之认识，特别强调的是现实非完全竞争条件下供给侧深化认识的必要性和政府治理、调控中强化、优化“供给管理”的必要性及其全局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