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异质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 2015 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

随着我国家庭金融市场日渐完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对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和提高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率至关重要.本文从家庭财富角度出发,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里的9841个样本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财富异质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财富水平不同的家庭,其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显著差异,富裕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更大,但当家庭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财富水平对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开始递减;城市相比于农村更有可能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并且,在财富异质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金融发展水平、被采访者的年龄和家庭规模大小等发挥着异质性作用.     

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基于CHFS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支付方式,影响着居民的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而实现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路径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用最大化。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有利于实现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价值最大化。研究发现：家庭使用移动支付对风险资产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对无风险资产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且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果稳健有效;机制分析表明移动支付主要通过改善储蓄账户数目及家庭对金融知识关注程度两个渠道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身体健康、高等收入水平及高等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投资风险资产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提高居民金融知识关注度;金融机构应创新金融产品,拓宽金融服务边界;政府应积极开展数字人才的培育和储备工作,持续推进移动支付健康发展;强化金融监管,减少家庭投资风险。     

金融素养、金融普惠性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2019年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金融普惠性为切入点,检验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和金融普惠性可以显著优化家庭低、高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金融普惠性在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起到中介效应作用,其中金融普惠性在金融素养对高风险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中具有遮掩效应;此外,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效果在城镇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因此,应全面推动金融知识普及,提升国民金融素养水平,同时深化金融普惠性供给侧改革,加大落后地区金融基建力度,发挥金融普惠性的重要作用。     

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金融知识、投资经验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知识的增加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后,随着投资经验的积累,投资到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比例也会提高;并且投资经验有助于家庭在股票市场上盈利。此外,本文发现地区经济和金融环境的改善、家庭资产的累积、家庭收入的增加、风险爱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将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自营工商业和购买自有住房则会"挤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     

二孩生育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何影响——数量效应与政策效应评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追踪数据,以"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半连续型DID作为识别策略,研究了家庭二孩生育决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会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数量效应"和"政策效应"均存在.从数量效应来看,生育二孩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比未生育二孩的家庭高5.25、,风险资产持有比例高10.3N;从政策效应来看,"两孩"政策的实施使得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提高了6.98'/,并使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了13.1％.其次,二孩生育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主要是因为孩子数量增多使家庭由于即期和预期支出增加而面临流动性需求,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家庭更倾向于投资回报较高的资产,从而增加了当期对金融资产的配置.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人口老龄化、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尽管我国居民财富规模十分可观,但是由于我国人口的深度老龄化以及居民较低的金融素养,可能会僵化家庭对金融资产的配置。选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居民金融素养指数,利用Probit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及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考察金融素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家庭选择投资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地,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其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以及活期存款的可能性都会降低,转而会倾向于选择定期存款,但是金融素养的提高可以减缓甚至抵消老龄化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单一化的不利影响。     

居民金融素养与家庭资产风险的关联研究

本文通过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基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的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整体偏低,居民风险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仅为3%。无论是通过因子分析构建的金融素养因子还是通过金融相关问题加总的金融素养都能显著促进家庭金融资产多样化,但金融素养的提高对股票、基金、理财等配置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金融素养的提升对理财产品配置的边际影响最大。此外,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促进金融资产多样化,促进理财产品等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自有住房抑制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和金融资产多样化；婚姻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和金融资产多样化无显著影响。提升投资组合有效性,优化金融资产配置,需提高金融素养,一方面投资者需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加大金融服务供给,解决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住房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住房的家庭跨期资产决策模型并进行参数赋值,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且在此基础上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全国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挤出效应,而当家庭财富水平或分布区域不同时,挤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微观上说明了完善家庭资产结构、分散家庭投资风险的必要性,从宏观上解释了住房市场过度繁荣对金融市场的资源挤占问题。据此,本文提出合理配置住房资产、缓解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压力、合理引导发达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实现房价平稳回归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推动乡村振兴是二十大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用分位回归方法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家庭财富,有助于缩小家庭财富差距。随着家庭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不同财富家庭总资产的正向影响由大到小。由于不同财富家庭的负债结构差异较大,随着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净资产的影响则由小到大。夏普里值分解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贡献度近三分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低收入家庭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的正向作用更强,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特别是低财富家庭的创业行为,而创业对于最低财富组家庭资产的正向刺激作用最强;受流动性约束可能性越大的低财富家庭,越能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获益。因而进一步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农村家庭财富差距。本文的研究说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探索农民致富路径和推进乡村振兴有积极作用。     

房产预期回报率视角下的中国家庭资产配置

房产在中国家庭的资产配置中起绝对的主导作用,而风险金融资产特别是股票的占比过低。现有文献大多刻画了中国家庭资产配置“重房产、轻风险金融资产”的特征事实,但这种配置结构是否有效,还没有被深入研究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资产历史表现数据,本文首次发现了中国家庭实际资产组合收益率的均值—方差与经典投资组合理论中有效资产组合收益率的均值—方差并不一致,提出家庭对房产收益分布的预期回报率持有错误的认知可能是导致此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进一步将这一假设引入标准的均值—方差投资组合理论框架,构建了一个具有主观认知的资产配置结构模型,实证检验了这一假设并定量研究了其对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构估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家庭普遍高估了房产的预期回报率,且平均高估2.8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家庭对房产预期回报率的认知偏差在城市级别层面存在差异：一线城市家庭低估了房产预期回报率,而非一线城市家庭则高估房产预期回报率最高达4.9个百分点。反事实分析表明,高估房产预期回报率使中国家庭的财富平均减少了相当于5.2个百分点的家庭年收入,而在非一线城市则减少了最高达8.9个百分点。     

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对比

本文构建传统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率、渗透性和可持续性四大维度展开，选取了12个指标加以综合评价，结合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计算出全国各省份的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以及本文构建的传统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并进行对比分析。本文研究得出结论：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普惠金融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影响更大；但从区域层面来看，传统普惠金融对三线以上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数字普惠金融更大；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传统普惠金融更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提高中国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精准性，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助力全面深化改革和共同富裕。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

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发现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家庭住房公积金的参与程度越深，对其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能显著增加有房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但对无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决策并无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住房公积金会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水平，进而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应逐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实行差异化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对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拓宽无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渠道。     

认知能力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城市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这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和金融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增加都会推动城市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城市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这一结论对于高收入家庭和金融知识水平较低的家庭仍然成立。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家庭的社会互动强度、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健康水平等因素的提高也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     

中国家庭寿险资产和其他资产选择研究——基于生命周期风险和资产同时配置

本文从生命周期风险和资产同时配置的视角研究中国城镇家庭的寿险和储蓄、股票、房产四类资产的选择问题.作者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结合SUR和Probit、Tobit回归联合估计家庭几类资产的选择方程.主要发现,家庭寿险(股票)资产的持有率、寿险(股票)占家庭金融资产的份额都是随家庭生命周期变动呈“倒U”型.家庭财务脆弱程度显著影响了家庭的寿险持有,但对于其他资产的持有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家庭资产配置中,房产挤出了三类金融资产,寿险和股票呈互补关系.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将更多地选择金融资产,尤其是寿险和股票资产.负债的家庭更多地持有寿险,更少地持有储蓄.中国南、北方家庭的资产持有形式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基于功能差异性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金融功能差异性视角研究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养老保险因作为稳定的未来收入,具备明显的资产功能,对家庭无风险资产存在替代效应,进而增加了家庭选择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和比例;另一方面,医疗保险表现为风险分散功能,虽然增加了家庭风险抵抗能力,但是医疗保险缴费和医疗事故支出使家庭的收入效应降低,从而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综合影响不明显。     

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财富效应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家庭资产结构从单一的储蓄型资产转变为丰富多样的风险型金融资产,其配置金融资产的异质性导致了家庭资产选择和消费行为的差异.本文通过实证检验了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其财富效应,结果显示: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对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而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不显著,金融资产占比、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三个变量对城镇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均不显著;分组情况下,影响高收入城镇家庭消费水平的因素主要是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而对于高收入城镇家庭消费结构、低收入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维度的三个变量对其的影响均不显著.     

省外务工经历、家庭创业决策及机制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研究了省外务工经历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外务工经历能显著提高家庭创业的可能性.从创业动机上看,返乡家庭被动创业的可能性更低,并且未创业家庭中,有省外务工经历的家庭创业意愿更高;从创业项目特征来看,返乡家庭创业初始投资更大,提供就业岗位更多.机制分析发现,省外务工经历促进返乡家庭创业主要通过财富的积累、人力资本的提高和社会网络的扩大等渠道来实现.最后,异质性分析发现,省外务工经历在高教育水平、发达省份回流和有创业经历的返乡家庭中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强,这进一步验证了省外务工经历促进家庭创业的作用机制.本文研究表明,积极引导省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不仅可以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还为减缓特大城市人口负担提供了可行路径.     

打破刚性兑付，资金何去何从?——基于家庭资产配置的微观视角

随着打破刚性兑付的推进,如何理解其对广大居民资产配置的影响是业界和监管层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将刚兑资产纳入资产配置模型,发现在打破刚兑后,家庭会降低刚兑资产的持有,增加对传统无风险资产的持有,但对传统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取决于风险资产与刚兑资产的收益相关性,且上述效应随着家庭金融知识的提升而减弱。同时,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证实了理论结论,且发现高财富或高学历背景也缓解了打破刚兑的冲击。     

通货膨胀因素对中国家庭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中住户部门流量金融资产年度数据,同时结合历年居民住宅销售额,从通胀预期、家庭资产配置的视角对1992-2010年中国家庭流量资产配置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住宅作为非金融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家庭流量资产中占比很高。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资产配置对自身收益不敏感,但对其他金融资产的收益和风险敏感,表现出较强的替代效应;同时基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增加家庭房地产的配置,而过度预期又会造成房地产的超配。基于此,政府应当通过调控通胀预期、发展新型金融产品等措施,引导居民更合理的资产配置,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