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环保项目路径探析——中国“协议保护”项目的示范意义

有效的社区保护路径是当前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协议保护作为一种模式,更具长远计划性地强调以提高社区保护权能为项目执行的核心理念。通过引入政府部门与社区平等协商的方式探索自然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共建的可能路径。通过激励、约束、能力建设、制度建设等行动策略培育和提升社区保护权能,以达到有效保护目的。该模式示范了一种更具长远眼光的社区保护方法。     

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创新的社会整合分析——基于皖西南村庄的调查

本文认为,嵌入在乡村社区背景下的贫困农户的生计创新活动,①在与社区人口、社区生活、社区发展的关系中,采取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以促进农村社区的社会整合,并在农村社会整合的图景中体现出农民个体发展价值和社区发展价值统一的可能性.     

社会记忆与农村集中居住社区整合——以江苏省Y市B社区为例

农村集中居住是推动农民居住现代化的一种安置政策,这一政策实行城市管理模式,对农村城镇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Y市B社区进行了田野调查,探讨社会记忆在农村集中居住社区中的整合作用。研究发现:集中居住社区实现了制度性整合,看似秩序井然,但整体上缺乏认同性整合,而社会记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或许能够成为重新建立社区认同的一种方式;日常交往与人情往来促进社区居民形成认同资本,从而使社会记忆得到重构;重构的社会记忆在互动和变迁中使集中居住社区形成新的秩序,同时通过社区中介营造社区氛围,最终促进社区认同性整合。     

基于信任视角的社区支持农业交易模式选择

文章根据农产品市场需求随机的研究假设,深入刻画社区支持农业中生产基地和食品社区之间直接对接模式和平台连接模式的特征,通过构建双方的博弈模型,探讨生产者信任对社区支持农业交易模式选择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当电商平台的单位惩罚系数低于某一阈值时,生产基地食品社区的模式选择具有一致性;电商平台的单位惩罚系数高于某一阈值时,生产基地和食品社区的模式选择具有差异性。(2)随着电商平台的单位惩罚系数不断提高,生产基地选择平台交易模式的可能性逐渐提高,选择直接对接模式的可能性逐渐降低。(3)随着生产基地对食品社区的信任度不断提高,食品社区选择直接对接模式的可能性逐渐提高,选择平台连接模式的可能性逐渐降低。     

社会流动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经济社会发展加速了社会流动,同时也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农村社区治理环境变得更为复杂,传统依靠政府和村委主体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况,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具有应用的可能和必要。在具体实践中,需要对社区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构建更为完善的协同治理体系,创新社区治理路径,发挥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的作用,主动应对社会流动对农村社区协同治理带来的冲击。     

社区食堂供给现状及居民满意度调查研究 ——以烟台市为例

社区食堂是一种以社区为依托,利用社区空闲资源,通过政府给予适当补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等形式,方便以老人为主的居民就餐的新模式.度量居民对社区食堂的满意度对于改善社区食堂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山东省烟台市社区食堂进行深入调查,结合顾客满意度理论,建立统计分析模型,同时提出了改善社区食堂服务水平的建议.     

我国城市社区整合的困境及其突破

社区整合是现代城市社会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方式。社区整合的内涵包括功能性整合、利益整合和认同性整合。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整合过程中还存在功能性整合的偏差、利益性整合不到位、认同性整合缺乏等问题。因此,促进社区整合,建构有效、完善的社区整合机制,必须通过社区治理功能的更新和完善,加强社区功能性整合;强化社区利益纽带,促进社区利益整合;完善社区服务,强化社区参与,促进认同性整合。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路径探析

在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下,党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在这个环节中,新型农村社区作为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其治理工作成为了社会管理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传统性质的村落聚居社会管理方式相比,新型农村社区具有特殊性,需要对其治理工作进行合理创新。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底层逻辑,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社区主导型草地共管模式:成效与机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

本文引入一个社区主导型草地共管案例,在概括说明其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利用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当地实施这一模式所取得的成效,并试图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影响其内在机制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草地共管是一种有效的草地资源可持续管理模式,它促进了牧民增收、草地资源的保护和社区治理的改善,提高了牧民的生态意识。在草地共管的机制形成和成功实践中,社会资本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包括传统文化、社区制度、社区组织、社区信任、民间规范和社区联系等在内的社会资本有利于草地共管的认同机制、制度安排机制、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的形成。     

重复博弈、社区能力与农田水利合作

重复博弈理论认为,如果存在无限次的重复博弈,人们最终会形成自发的合作秩序。然而中国农田水利运行的实践表明,即使农户之间存在长期的用水博弈,自发的合作也不一定能达成。原因在于:由整合能力、参与能力与执行能力构成的农村社区能力的弱化,使得水利博弈合作因为上下游不对称而产生的参与成本、因为用水协商而产生的整合成本以及因为惩罚搭便车行为而产生的执行成本无法得到有效的化解。而导致社区能力弱化的原因,主要是农村社会的原子化以及农村基层组织的虚化。通过对农村社区能力的重建,农田水利的合作有可能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最终实现。     

“关系水权”与社区水资源治理——内蒙古查村的个案研究

基于产权的社会视角,本文分析了水权的社区实践及其运作机制,提出了"关系水权"概念。"关系水权"嵌入地方社会的制度背景和村民的灌溉管理实践中,是以村庄社区为中心演绎出的一种非正式的水权运作方式。"关系水权"中的"关系"包括村民个体间的合作、交换关系以及村干部对村民的庇护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产权制度安排,"关系水权"与正式水权制度是一种共生关系,是村庄共同体对制度环境的适应机制。同时,"关系水权"也是一种自主治理机制,是村民借助村干部的庇护,凭借自身所具备的社会资本重新界定水权,实现水资源社区自主治理的实践。"关系水权"的运作是一把"双刃剑",存在均衡性与非均衡性两种结果:一方面,可以帮助村民获得制度外的额外水资源,满足其自身的用水需求;另一方面,也存在由不均衡利用带来的水权纠纷及灌溉用水危机。农村水权制度改革应凸显村庄社区和村民的主体能动性,依托农民用水户协会,将"关系水权"中的积极因素制度化,最终在"社区水权"层面实现农村灌溉水资源的有效治理。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区域城镇化影响研究

依据新型农村社区与中心城镇的位置关系,将新型农村社区划分为城郊型、集镇型和中心村型3种类型,并分析3种类型的新型农村社区的区位特征、演化过程、发展动力和产业结构等状况。从地域空间结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状况和生态环境5个方面分析了三类新型农村社区对城镇化的影响,认为城郊型和集镇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城镇化的一种直接途径,而中心村型新型农村社区是一种城市的雏形。最后,对新型农村社区未来发展的前景进行了预测,并提出了新型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农村社会组织与社区整合研讨会综述

1990年9月6日～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山西省原平县县委,县政府联合发起的“农村社会组织与社区整合”研讨会,在原平县召开,与会代表就农村社区整合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农村社区整合社会整合是西方社会学功能派理论提出的概念,是指对社会内部已分化了的各个不同部分进行新的综合,维持各部分间的协调,使各个部分形成功能互补的整体,从而使社会稳定地发展。社区整合是指在一个社区范围内实现的社会整合,对于如何研究、探讨中国农村社区的整合,代表们大致形成了两种意见。     

"零租金"方式在社区居委会自治中的作用

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及相应的单位制解体的背景下发生的,其重要目标之一在于寻求一种新的体制和组织体系替代原有的管理体制,以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再造,构建新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城市社区建设的实验和探索中,居委会作为一个连接政府与基层社会,在社区建     

“零租金”方式在社区居委会自治中的作用

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及相应的单位制解体的背景下发生的，其重要目标之一在于寻求一种新的体制和组织体系替代原有的管理体制，以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再造，构建新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城市社区建设的实验和探索中，居委会作为一个连接政府与基层社会，在社区建设与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组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城市社区政治文化建设与公民主体性缺失

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着文化滞后的困境,其中政治文化发展水平低下,作为政治文化核心的公民主体性严重缺失。社区公民缺乏主体意识,严重影响了社区的发展。城市社区面临的这一问题与社会资本的缺失或下降有关,集中体现在社区文化层面上的社区社会资本。文章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社区政治文化的核心缺失,并从培育和重建社会资本的角度提出了社区政治文化建设的原则。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法律问题初探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包括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和中后期的社区管理阶段.在这两个不同的阶段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对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进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着重解析当前在建乃至后续管理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凸显出的几类涉法问题,包括土地征收与征用、不动产所有权问题;新型农村社区的法律定位问题;新型农村社区中的管理权归属问题;以及新型农村社区中普法教育问题等.     

城市社会治理再思考:向社区授权

我国的城市社会发展逐渐从单位制时代过渡到异质化时代,在城市社会加速消解与变异的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得到凸显。社区是城市建设的基石,是一个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目前,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逐渐呈现出复合化的治理形态,社区治理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运作的基本逻辑,向社区授权是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因此,国家行政权力在向市场放权、向社会分权的同时,要重视向社区授权。通过向社区授权,释放政府行政权力的能量,强化"社区参与",明确行政授权后的管理权问题并最终使其制度化。     

"社区主导型发展"扶贫模式有效调动农民积极性

社区主导型发展试点项目是一种参与式扶贫管理项目(简称CDD).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与世界银行合作利用日本社会发展基金赠款在广西靖西县、四川南充市嘉陵区、陕西白水县和内蒙古翁牛特旗实施了该项目.     

协同治理下的空间再造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一种重要手段,它的功能发挥取决于对其本质认识基础之上的有效治理。在空间贫困理论观照下,易地扶贫搬迁的本质是改造贫困的空间因素,实现对贫困人口生计空间的再造。本文以山西省一个深度贫困村易地扶贫搬迁的调研为依托,研究了在实践中如何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移民村成功的经验表明,协同治理下的空间再造是一种可行的途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政府和移民社区的协同:政府通过空间让渡、能力扶持、资源引导为移民社区脱贫创造了条件;在内生权威的带领下,移民社区激活了自身发展潜力;政府与移民社区通过空间再造构建了长效脱贫机制,社区的整体贫困得以缓解。其次是移民社区之间的协同:通过社区间资源的空间重组,提升了社区生计资本质量,增强了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三是移民社区内部的协同:立足于社区内的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营造出守望相助的公共空间,解决了社区内部的个别贫困问题。最终在各方的协同治理之下,易地扶贫搬迁得以成功地实现目标。本文认为,除了发挥政府和社区在易地扶贫搬迁中的协同功能,还需要加强与资本的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