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提出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深化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 ,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一、共产党执政必须坚持执政为民的原则 ,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任何政党都希望能长期执政 ,共产党也不例外。结局却大不一样。有的党长期执政 ,看上去地位不可动摇 ,却在短时间内风云突变 ,垮台之快 ,几乎让所有人都始料不及 ;有的党执政地位看似勉强 ,却长期执政 ,后劲十足。在这些表面上无规律可循的现象背后…     

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执政的历史经验

科学执政,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组织和带领人民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论经济转型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经济转型时期内,涌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其中较为显著的问题比如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存在的不和谐,人民内部利益的分配问题等等。这种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对于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重要的标准和要求,也是对于我国的飞速发展提出的考验。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是我党建设道路上的必然要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文章就经济转型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和探讨。     

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党执政的新理念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提出的新概念,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真谛、人民群众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以及党执政兴国的新理念。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对于党履行执政使命、巩固执政基础、改进执政方式、实现执政宗旨,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研究党的执政规律的三个着力点

什么是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表述。我认为，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就是在执政条件下，共产党的活动和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趋向。它涉及党的执政本质、执政基础、执政方式、执政能力，等等。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目的是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加强和改善党的执政能力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础

加强和改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向全党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我们应坚持从实际出发,全面加强和改善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更好地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求真务实,开拓奋进,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深刻地领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适应执政环境深刻变化的客观需要,揭示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先进性本质特征,提出新世纪新时期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改进

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是掌握国家政治领导权并负责组织政府的党。要达到执政的目标，执政党确定和采用恰当的科学的执政方式至关重要。历史告诉我们，即使是共产党，即使是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纲领很明确的共产党，如果不与时俱进，确立一种科学的执政体制和机制，党也会变质，也会丧失生命力和创造力，也会因失去人民的支持而最终失败。     

对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稳定相统一的探讨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这有利于较快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利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有利于加强国防建设。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物价基本稳定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有利于国内政治稳定,有利于企业进行经济核算和提高经济效益。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相统一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快或过慢增长给社会再生产带来的种种严重弊端,全面持续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我国来说,可以提前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第三步的目标: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但是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稳定是有一定的矛盾的,二者的矛盾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增长,可能会影响物价大幅度上升。主要是经济快速增长会大量增加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推动物价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是物价上升特别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会影响经济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般、特殊和个别性质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其执政经验既具有与世界各国政党执政活动相同的一般性：都需要一定的群众基础,都需要选拔干部实施执政行为,都面临执政权力异化的风险;又具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活动相似的特殊性：通过革命途径获得长期执政地位,实现对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在两大社会制度长期竞争的国际环境中执政;还具有在中国执政独具特色的个别性：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执政;在国内特殊的政党关系中执政。     

关于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思考

一、紧紧抓住发展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首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由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要靠发展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靠发展来巩固和推进。社会主义要强大，要体现优越性。关键在发展。邓小平同志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江泽民也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党的先进性体现在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快速发展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快速发展上，民富国强的实现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快速发展上。[第一段]     

论邓小平的执政思想

执政党如何使自己的决策和运行机制适应执政的特点，如何按照执政的要求建立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以及如何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执政党首先应该搞清楚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执政党”。不仅如此，执政党还要研究世情、国情和党情，还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民生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解决民生问题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出发，真正实践“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保持党的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的根本性重大课题

中国共产党依靠先进性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实现了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富裕。保持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十分重视的重大课题，也是党在建设中的长期任务和永恒主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执政并长期执政，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保持了先进性。中国共产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地位的巩固。     

邓小平社会主义观与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此非常时期，在邓小平社会主义观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仍然以昂扬的姿态蓬勃发展，与苏联解体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对比启示我们，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要取得突破性发展，共产党就必须在实践中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必须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与时俱进。     

POLITICAL INSTITUTIONS,GOVERNANCE, AN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PANEL DATA ANALYSIS

This article aims at identifying the determinants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placing emphasis on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variables, which have not been addressed so much i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Using a panel data analysis for 97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the period 1984 to 2004, this study finds evidence that controlling for economic, social, and demographical factors,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nd governance variable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such as the type of political ruling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parliament positively influenc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n the contrary, governance variables such as corruption influence negatively.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autocratic governments with military ruling are not particularly accommodative towar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as the public spending significantly shrinks under military dictatorship compared with other forms of governance. In order to check consistency of our findings, we ran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as well as conducted extreme bound tests. Our results largely survived these tests showing robustness of our findings. (JEL E01, E02, E61, E62, H2, H4, H5, H6, O11, O5)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批判之批判——与赵家祥、许全兴、陈文通等同志商榷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是20世纪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显著特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是不经过或者至少不完整地经过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既可以继承资本主义的时代成就,同时又可以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痛苦和不幸。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成社会主义,是坚持和继承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实践成果,而后来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背离这一理论,断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道路,方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人类社会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跨越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伟大实践走过了一条不同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所描述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强调通过国有所有权来实施金融控制战略,通过金融控制来有效降低或阻隔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和"传染效应",从而最大限度地去解决金融监管始终滞后于金融创新带来的现实或潜在系统性风险难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在持续深化。在进一步寻求金融控制程度和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之间的最佳组合上,在让金融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属性上,在发展普惠金融弥补市场天生之不足、促进公平增长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有助于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模式”的蜕变

1840年以前，中国用自身原创的理论治理和发展国家，创造了一套古老的‘‘中国模式”。1840年，古老的“中国模式”被打破，中国开始不断向外部世界学习治国之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框架，将这种向外部世界的学习推进到最高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理论核心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和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通过向别人和古人的“学习”而推动的发展模式。未来，中国共产党应该逐渐创造出原生的，先进的，具有吸引力的智力财富，以此解决自身问题，突破自身瓶颈，完成从“学习”到“自身创造”的蜕变。     

从"北京共识"看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世界意义

"北京共识"是国际社会用以表述和概括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成功经验的概念."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彰显了"北京共识"的意义与价值,国际社会对"北京共识"认同并推崇,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高度评价.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无论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还是对于现在是或者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与地区、西方发达国家都具有启迪意义.     

Polanyi and Post-neoliber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Dilemmas of Re-embedding the Economy

Although Karl Polanyi Studied a different epoch and focused on Europe, his ideas have inspired an outpouring of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the neoliberal era. The bulk of these studies pertain to industrial countries or global economic issues. However, the human, environmental and financial impact of market deregulation is arguably more devastating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n in the core. A question thus arises: do Polanyi's reflections on progressive alternatives to liberalism clarify contemporary debates on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in the Global South? I contend that democratic socialism – Polanyi's preferred remedy to the ‘demolition’ of society and nature occasioned by market civilisation – is problematical in light of w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but his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alternatives – featuring the re-embedding of economy in society – remains as powerful as ever, I support this argument with an exploration of soci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 as well as community – based alternatives arising from ‘reciprocity’. Each possibility raises distinctive dilemmas, as an analysis of cases reve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