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制度革命“摆平”三农

要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如果只是就其中的某一个问题来单独解决，或者是就“三农”来抓“三农”，就“三农”来解决“三农”，只能达到缓解作用，而不可能彻底根本解决。因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体制、在制度，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体制和制度上着手。既要面对、解决“三农”自身的问题，     

内蒙古“三农”问题的解决途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内蒙古自治区本世纪重要的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破解“三农”瓶颈。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内蒙古自治区也不例外。在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日益发展的过程中．“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自治区主席杨晶在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要以农牧民增收为核心。以农牧业产业化经营为突破口，用工业思维谋划农牧业发展，不断繁荣农村牧区经济。“三农”问题的解决不能就“三农”论“三农”，但也不能脱离“三农”论“三农”，它的解决要涉及方方面面。本文从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角度．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内蒙古“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就是说，要把“三农”问题放在“统筹城乡”这个大背景下来思考。     

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

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与其说是世纪之交特定时期的现实问题，不如说是后发型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三农”问题根源于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难以调整；而维系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又会增加“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此外，对外开放的扩大，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增加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基于这些分析认为，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性，有其发展阶段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三农”问题的严峻性是不能根本消除的，解决“三农”问题固然要治标，但治本则是更重要的。在中央政府的科学决策和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有可能部分缓解“三农”问题。或扭转“三农”问题恶化的趋势。为此。要注意三方面的政策调整设计。一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二是调整我国农产品质量管理的目标指向。三是对待“三农”问题要由唤起同情转向走向理性。今年1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一号文件。题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一文件的出台，必将时解决“三农”问题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

“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无论以哪种方式来解决“三农”问题，都必须从农民入手，农民是“三农”问题中惟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农民收入低，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不高，向城市转移困难等，都是由农民的特定素质决定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     

从发展生产力剖解"三农"问题

“三农”是当代中国重中之重的难解问题，宜从源头上加以剖析，顺乎规律才能解决。在“三农”问题中，农民是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实是农村人口进而城市人口问题；农村是承栽农业的地区，主要是农村土地问题；农业是“三农”中的根本，实是农民与农地的结合方式问题。“三农”问题根本在于解决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     

浅析“三农”背景下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治贫”和“治愈”，而“治贫”仍然重在“治愈”。本文首先分析了大力发展农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结合“三农”问题的实际和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了进一步完善农民职业教育的科学对策。     

解决"三农"问题的三个关键突破口

在我国“三农”问题具有普遍性，即使在经济和城市化发达地区同样存在“三农”问题，说明“三农”问题的解决，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只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因素。“三农”问题有其更深层次的因素，破解这些因素才能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     

对接农民——苹果产业化：洛川农民增收秘笈

中央1号文件下发以来，已引起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对于农民人均收入居全国倒数第三的陕西来说，如何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尤其显得迫切和重要。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既有“三农”内在的问题，更有“三农”以外的问题“三农”以外的问题，党和政府正在逐步加以解决。“三农”以内的事，则需要农村基层组织发动和带动农民来完成。     

解决"三农"问题的财税制度探讨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结构性失业突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缺乏，农民的税收负担沉重，社会保障制度普遍缺位等，这些“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基于我国独特的国情，“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造成“三农”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应于我国二元经济政策的二元财政和税收政策也是造成“三农”问题的关键原因之一，本文主要从财政和税收的政策制度两方面对“三农”问题存在的原因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述。     

毛泽东"三农"思想探析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对我国的“三农”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是毛泽东“三农”思想的根本目的和首要任务；提高广大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技水平是毛泽东“三农”思想的重要内容；为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是毛泽东“三农”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加强农民思想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三农”问题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制约，既有制度的因素，又有技术的成分。“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农民自身的问题，尤其是农民的思想问题。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农业的发展环境，只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外部因素。“三农”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还得依靠农民自身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     

浅谈劳务经济与“三农”问题的解决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增收，增收问题的关键是就业。农业地区要加快发展，必须求真务实，用非农化的理念来谋划农业，跳出“三农”抓“三农”，减少农民富农民。用非农化来带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时还要找到突破口，找准着力点，目前，对于我国许多农村地区来说这个突破口和着力点就是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发展劳务经济投资少见效快，是这些地区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浅论和谐“三农”

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上，提出了全面建立和谐社会目标。当前，“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主要问题，“三农”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本文以和谐为基本出发点，全面论述了和谐“三农”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征，最后探讨了构建和谐“三农”的实现途径。     

抗日革命根据地政治建设经验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启示

“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本文通过对抗日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治建设经验的分析，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可以借鉴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建设的经验，发动千百万人民以主翁态度来解决“三农”问题。     

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是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     

解决好"三农"问题之探索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此，本文探讨如下的内容：(1)指出“三农”是我党执政和我国政府行政的四大基础；(2)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全体农民的根本利益：(3)我国的“三农”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应抓四项创新工作：反哺、少取、多予、“造血”，形成“五化”长效机制，综合地破解“三农”问题。     

粮食主产区的小康之路——长垣经验启示录

在今年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突出的是粮食主产区的问题。加快粮食主产区经济的发展．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     

破解"三农"难题的"重中之重"又在哪里?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已在全国形成共识。问题在于：破解“三农”难题的“重中之重”又在哪里呢？本文从“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谈起，说到农民问题在根本上是土地问题，从而认定破解“三农”难题的“重中之重”在于农地产权的进一步变革与创新，主要包括重构农地产权的终极所有者，将终极所有权之外的全部产权（舍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得益权，或简称使用权）一次性量化归农民永久所有，实行农地产权的市场化流转以及让农民分享农地产权的级差收益。通过这样的制度变革与创新，必将引发农村生产力的一次新的大解放，不仅能有效化解“三农”难题，而且还可为整个国民经济新一轮持续、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广东率先解决"三农"问题的条件及举措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采取了多项措施解决“三农”问题，成效显著，但“三农”问题仍是广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作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大省，广东应该更好地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有条件、有必要率先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迎来战略机遇期

“三农”问题，依然是今年人大、政协“两会”的热点议题之一。今年人们议论“三农”的新意，远远不仅是呼吁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从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到代表、委员的发言，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更关注的是中国“三农”的战略性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