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 规范 提升——对企业技术中心建设与发展的思考

当自主创新被纳入国家战略时，这不仅标志着企业高水准的竞争拉开帷幕，更昭示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质的转变。“自主创新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要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实现赶超。唯一的选择就是走自主创新之路，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的整体优化。     

目前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行性分析

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一种货币政策框架,正在受到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青睐”,在新西兰于1990年率先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之后,已有越来越多的工业化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纷纷采取了这一制度,包括智利、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巴西、捷克、芬兰、以色列、波兰、南非、西班牙、瑞典、韩国和泰国等22个国家。在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一些国家取得了成功经验之后,同时我国现行的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在可控性、可策性和相关性等方面均出现了明显的问题,有很多学者认为我国也应该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如Mishkin（1999）、周骏（2000）、徐涛（2001）等。然而,结合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以及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并不适宜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前不久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第四届欧洲中央银行会议”上,有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制”问题引起与会各国中央银行行长的激烈讨论。当时,作为此次会议重要与会者之一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明确阐明了“中国目前不宜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观点。周小川行长在出席2006年12月11日的“2007年度财经年会”时,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     

略谈“中国经济圈”形成的意义和前景

“中国经济圈”是由中国大陆、台湾、台湾和澳门不同地区组成的国家型经济圈。它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暂时尚未统一的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内部的经济合作组织。这一经济圈与一些海外和台湾学者提出“大中国经济圈”有所不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经济圈”和新加等国和地区，是一种国际型经济圈，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中国经济圈”的形成有着重大的意义和灿烂的前景，本文就这两个问题。谈点粗浅的 看法。     

官邸制如何落地

近年来，在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意因素中，官员腐败一直居高不下。其中“餐桌上的腐败”（大吃大喝）、“马路上的腐败”（公车私用）和“摆在大街上的腐败”（名下拥有多套房产）三大腐败被广大民众所不满。不久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探索实行官邸制”。虽只有寥寥数字却引发各界高度关注，有观点认为，官邸制将成为遏制官员腐败的利器；也有人担心，实施之后反而会成为变相福利。官邸制，这一在国外实施多年的官员住房制度，究竟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实行官邸制有何益处？官邸制能否扼制以权谋房？     

中国“雪龙”号首次穿越北冰洋大幅缩短中欧海运距离

2012年8月17日，中国北极科考队乘坐的“雪龙”号极地破冰船停靠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港。法新社说，这是“雪龙”号执行的第五次中国国家北极科考任务，却是它首次停靠、也是中国科考队首次正式访问北极国家。     

经营和创新——物业管理企业的生存发展之路

中国物业管理作为一个“朝阳型”的服务行业，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经逐步形成企业化经营、专业化管理和社会化服务的运行机制。但是，这一产业也存在着弊端，影响着物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这是因为物业管理经营体制主要有经营制和代理制两种模式，目前国内绝大数物业管理企业实行经营制管理，     

简论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由于转型期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体制特征,使得中国与西方联邦制国家的情况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虽然中国形成了分权的财政体制,但由于尚未具备联邦制国家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因此,无论传统的,还是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都比较有限。     

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理念与股份制之间的理论联系

对于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理念的实现形式问题,理论界有人提出了股份制。该文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股份制与“个人所有制”之间的理论联系,二者不论在逻辑论证方面还是在马克思原著分析方面都体现了深刻的内在统一。由此表明:股份制是“个人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个人所有制”为中国现阶段的股份制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     

评我国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初任律师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正式确立。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在我国是新生事物，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和不足，具体体现在：报名条件严格；考试公正公平；实行的是含有“二次考试制度”理念的“一次考试制度”，考试形式单一；与大学法学教育的关系疏离；采取传统的“同考分训”制等。     

工时制度改革浅议

<正> 一、高工时,低工效的工时利用现状,提出了改革工时制度的迫切要求。我国目前采用的是高工时制度,法定年工时2448小时,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工时最长的国家之一,也是全世界仅有的4个没有实行年休假制度的国家之一,从本世纪四十年代起世界各国相继缩短工时,到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实行了周五工作制。美国、英国将年平均工时减少到1850小时,法国1650小时,联邦德国1600小时,挪威则只有     

行政发包制与中国特色的国家能力

学术界关于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与国家能力的讨论沿袭了不同的研究进路,前者以委托-代理关系和激励问题为视角,后者聚焦国家层面的“基础性权力”,但两者缺乏直接的对话和衔接。本文试图连结和“打通”两支文献,一方面以西方的国家能力理论为参照,探讨中国国家治理的常态化模式——行政发包制——作为一种国家能力形态的制度特征与治理逻辑,揭示中国国家能力形态的独特性、丰富性及其内在逻辑,纠正以主流的国家能力理论来解读中国国家能力存在的偏误;另一方面,本文借鉴国家能力理论的洞见丰富和发展行政发包制理论,引入“基础能力”概念,探讨国家治理机制与基础能力提升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中国最近30年的水环境治理为例加以论析。本文力图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国家治理变革,为探索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提供理论参考。     

经济转轨国家所有制改革模式比较分析

作者通过对乌克兰所有制改革的实地考察,深深感受到所有制改革给乌克兰带来的变化。乌克兰所有制改革既不同于“亚洲改革模式”,也有别于中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适应型模式”,它与俄罗斯的所有制改革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特点。对乌克兰所有制改革进行国际比较,或许从中可以找到近两年来乌克兰的经济增长超过俄罗斯或与之持平的原因,为经济转轨国家的所有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纵观中国、中欧各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独联体国家的所有制改革,大体上可归纳出三     

关于构建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反思

一个国家有没有形成具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并取得话语权的经济学体系?这是从软实力角度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与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惊人的相似，其特点是作为舶来品的、并取得话语霸权的英法“世界主义经济学”与德国“国家经济学”即历史学派并存；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进入各种“体系”或“范式”相互碰撞的经济学“战国时代”和“混沌世界”。     

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和政府提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化，视“社会”的发育为改善民生的结构性条件。但在普通人看来，“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而“社会上的”人和事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靠。同时，在普通人眼里，国家总体上的正当性不可置疑，具有高度的道德性，但是地方国家机构则不可信任，与它们的交往倾向于利益化、无规则。这一“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中国社会“总体稳定”和“具体失范”并存的现象。本文由此认为，追求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分化在现阶段缺乏基础，更重要的是重构彼此之间在多个层面上的有机联系。     

浅析国有企业外部性因素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围绕国有经济进行的。从现实看，其改革的成果也渐渐出现转轨经济的特征，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的过程中，持续推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点可谓举世瞩目。中国的改革是从中央集权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其关键是产权体制改革。从形式上看，     

对“996”工时制下加班现象的思考

随着"996"现象的出现,工时制度的合法合规问题需要进行重点审视,不合理的加班现象也需要得到人们的重视。文章通过剖析当今"996"工时制下出现的问题,对于工时制度以及加班现象进行分析,为保护劳动者合理工作时间,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出建议。     

政协职能法制化初探

政协职能法制化初探●董小苏马素花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法制化的必要性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这表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国家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必然是一项不可动摇的，长期存在的制...     

浅谈洋务思潮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冲击

一、洋务思潮对“夷夏观”的冲击中国传统历来是把自己看作“居世界中央”的“天朝上国”，把其它民族和国家视为“夷”、“狄”、“戎”、“蛮”；这是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化是以高于周边民族的文化地位而存在于东方的，中国文化从来没有遇到过强有力的挑战，这就造成了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十分突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心态难以接受新事物。洋务思潮则首先打破这种观念。中国“无所谓外交也，珏藩而已”的旧观念被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翻。为摆脱西方资本主义到列强的侵略，首先必须重新认识世界，重新估价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     

反倾销应诉中“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由两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其他成员方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仍可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继续采用“替代国”办法，这将直接导致高额反倾销税。但若中国被诉企业能够证明自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经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则其实际价格和生产成本将被采信为“正常价值”，从而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本文结合两个案例，讨论在反倾销应诉中，中国企业应该如何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待遇，以及应诉的重点。     

胡适与国家认同

在中国从古典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胡适也处在这样的状况中。对于胡适而言，古典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始终是他要表达忠诚和倾慕的对象。但在文化意义上的“祖国”与政治上正在建构之中的现代“中国”之间，胡适的国家认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紊乱。对于祖国的传统文化，胡适一直是尊重和自豪的。但对于建构中的现代“中国”这一政治实体，由于没有坐实在他所理想的宪政民主平台上，因此他的认同态度是复杂的：对于20世纪中国建构的两个政党国家而言，胡适均不太认同，但对两者的具体认同态度又有明显差异。而在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建构与认同差别的体认上，胡适确定了自己国家认同的典范形式——宪政民主国家，并期待中国的国家建构能够落定在这样的国家平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