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税、民生财政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文章运用拓展的迭代模型分析了征收遗产税用于社会保险、教育等民生领域对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1)当遗产税补贴积累型社会保险时为完全中性.(2)在补贴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险和教育时会减少储蓄、提高老年消费、降低代际财富转移;如果补贴教育或和收入关联的现收现付制,还将推动教育的上升并且前者的影响更大.(3)遗产税收入具有“拉弗曲线特征”.(4)实证检验除证实上述结论外还表明相对于补贴现收现付制,在遗产税收入补贴教育时更有利于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消费”这三个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并大大减少社会福利损失.在存在计划生育时,经济增长率更高,社会福利损失将更小;在生育率内生时,遗产税将推动生育率恢复,但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的福利效应研究

测算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的福利效应是理解与解决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问题的关键。本文将收入与经济不同步增长这一典型事实纳入Lucas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模型,构建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的福利效应分析框架。基于反事实分析法对中国省份样本的测算结果显示,收入与经济不同步增长会降低中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平均而言,如果实现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城镇居民消费将提高17个百分点;福利效应具有高度的地区异质性特征,因地制宜地纠正福利成本较大地区的收入与经济不同步增长更具紧迫性,居民福利增进的潜力更大。有效提高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是纠正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以最终实现两者同步增长的关键,而努力做好国民收入分配调节、进一步扩展金融投资渠道、营造鼓励大众创业的良好环境是十分重要的政策手段。     

可持续经济福利驱动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模型对可持续经济福利与共同富裕二者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可持续经济福利均能对共同富裕产生显著驱动作用,且呈现区域异质性。可持续经济福利通过影响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在二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经济增长能够显著正向调节可持续经济福利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基于此,应完善兜底为要、适度普惠的可持续经济福利体系,形塑规范有序、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探索协同共建、均衡发展的可持续经济福利区域合作模式。     

国际金融危机后民生科技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研究

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是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及催生新产业的契机和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己任的民生科技越来越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视。民生科技作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领域,它通过引起科技结构、生产要素结构、市场结构、产业结构的变革,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实现中国经济从依靠出口拉动的外向型经济,向依靠投资、消费拉动的内向型经济转型,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向节能、环保、低碳、安全和健康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工业经济形态向民生经济形态转变。     

收入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福利分析的视角

卢卡斯(Lucas,2004)声称,对收入分配的关注是经济学中最具诱导性和危害性的倾向之一,因为与改进生产的无限潜力相比,通过分配当前的产出来改进穷人生活水平的潜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必关心收入差距问题。文章认为,卢卡斯的论断无法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最优,较大的收入差距对于社会福利水平具有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只关注经济增长而不顾收入差距的拉大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通过修正的模型和数值模拟发现,对于合理的偏好参数和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收入差距拉大的福利成本并非微不足道。因此,如果政府关心中国经济的增长,那么也应该关心收入差距问题。     

我国通胀与经济增长放缓福利 成本的比较研究

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通常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远高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因而“保增长”的重要性远高于“防通胀”。本文认为这一判断已经不再适用于我国当前情况,核心原因是当前家庭的财产积累水平较以往有了大幅度提高,通胀将通过财产再分配效应造成严重的社会福利损失。经过计算发现：在各组参数设定下,5%的通胀和经济增速下滑一个百分点所造成的社会总福利成本（对消费的补偿比例）分别平均是18%和59%;通胀福利成本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之比平均为329%,相比之下,在不考虑财产再分配效应的计算方法中,该比例仅为约16%。这说明在中长期“保增长”和“防通胀”都具有重要的社会福利意义,因此宏观调控应该将二者都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世界经济的深度转型调整与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

2012年是世界经济形势极为复杂的一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的深度转型期,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纷纷启动了宽松货币政策,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扰动,也给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带来了冲击和影响。我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是结构性矛盾的凸显期,切实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是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的重要抓手。     

民生共享背景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实现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根本目标,改善民生有助于推动现代化内生动力的形成。收入分配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目前初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没有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三次分配机制尚未形成,需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整初次分配,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调整二次分配,完善税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调整三次分配,构建慈善文化和制度环境。     

经济体制改革与思想观念更新--对"以德治国"的一点认识

“以德治国”从本质上说是实践主体的思想观念与其实践活动的关系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更新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人们具有相应的精神品质，而新的思想观念又会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精神动力，当前要以制度创新为先导，培育社会公民崭新的思想品质和精神风貌。     

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制定长期目标和阶段性目标。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依靠政府政策,更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论中国社会改革的渐进路径--从经济体制改革透视政治体制改革

在过渡经济学研究领域，人们通常把传统体制的改革分为两种主要的方式或类型，即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所谓“激进式改革”，或称“休克疗法”。激进式改革基于决策者是“经济人”的理论假设，强调“整体推进”和“理论设计先行”的观点和做法。而我国自1978年以来实施的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策略。事实证明，这种独特的改革路径使中国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对这一路径的研究正在成为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

世纪之交，我国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农业结构调整活动，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优势，围绕特色办农业，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是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     

经济结构调整主体研究

经济结构调整,在我国“十一五”时期要加快步伐。经济结构调整的原动力应来自于企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企业应居于主体地位。但企业在现实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地位很复杂。总结国内外历史的、现实的经验教训,必须理清思路,采取措施,切实确立企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主体地位,促使调整的成功。     

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

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需要农地制度的创新.农地制度改革目标模式的设计必须兼顾社会保障与效率两重功能,国有制、个人所有制、土地股份制都不符合这一原则.作者的产权分析框架认为,产权效率取决于权利的界定及实施.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通过农地权利的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制度的创新,进一步理顺乡镇政府、村集体组织与农民的关系.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 and Economic Welfare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a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VER) agreement within a simple model of duopoly with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conjectural variations. We assume that the foreign exporter does not sell its product in its own market and that the imposition of a VER makes the domestic firm into a Stackelberg leader. Under these assumptions, it is shown that a VER introduced at the free-trade equilibrium level of export is welfare-improving for the importing country if and only if the foreign exporter is forced to comply with the restraint involuntarily . In other words, it is impossible to benefit home country and foreign country simultaneously by a VER agreement within the class of models we are envisaging. This result holds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firms compete in terms of quantities or pr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