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营商环境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研究

研究营商环境与就业的关系,有助于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提高市场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为了重点考察城市营商环境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作用,研究选用中国271个城市2017-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对非正规就业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非正规就业水平随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2）经过异质性检验,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之外的地级市以及东、西部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将数字经济作为门槛变量,城市营商环境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中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具有单一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与女性就业——基于性别就业差异视角

近年来女性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就业市场性别歧视现象有待解决。本文使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女性整体就业以及不同就业类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女性整体就业,对女性从事非农业工作、第二职业或副业均有提升作用;相比男性,数字经济对女性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有效缓解了性别就业差异和收入差距;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在个人层面能提升女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地区层面能提高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而促进女性就业。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应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以解决女性就业难题并缩小性别就业差距。     

工作压力、工作价值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呼包鄂地区为例

主观幸福感在现代社会愈加受到关注。本文从工作压力、工作价值观外在内在两方面影响因素研究主观幸福感,选取内蒙古呼包鄂地区进行问卷调查,516份有效问卷处理结果表明:工作压力及其因子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工作任务因子对事业取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人际关系因子对事业取向、职业取向和谋生取向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取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总体工作价值观及事业取向、职业取向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职业取向、谋生取向在人际关系因子影响主观幸福感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事业取向在工作任务压力因子影响主观幸福感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建议组织从工作环境、管理制度、组织文化等方面降低员工工作压力,提升主观幸福感。     

居住环境、通勤时间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天津市微观调查与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利于民生改善,助力幸福城市建设。利用《2018年天津市居民住房与交通调查问卷》和Python抓取的城市经济地理大数据,探讨居住环境、通勤时间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行群体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居住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居民幸福感随通勤时间增加而降低,居住环境与通勤时间之间补偿关系显著,且对本地居民、有住房产权者及个体商户作用更强。不同年龄阶段群体、不同户籍类型居民幸福感受居住环境和通勤时间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有住房产权者偏好教育资源以及适宜的居住面积;个体商户更偏好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基于此,从改善交通环境、优化社区生活圈等方面给出增强居民主观幸福感,促进民生改善的具体对策。     

FDI对我国就业促进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各省市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来发展本地经济,存在不少盲目引进FDI的短期行为,违背了科学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本文考察了FDI对就业的影响效应,构建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模型,以及FDI与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模型,并根据1986～2006年各省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FDI对就业影响并不显著;就地区而言,FDI对中部省份的就业有显著影响,对东部和西部省份的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FDI对地区就业影响差异的深层原因。提出了科学合理地引导FDI的策略。     

FDI对我国就业促进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各省市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来发展本地经济,存在不少盲目引进FDI的短期行为,违背了科学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本文考察了FDI对就业的影响效应,构建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模型,以及FDI与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模型,并根据1986～2006年各省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FDI对就业影响并不显著;就地区而言,FDI对中部省份的就业有显著影响,对东部和西部省份的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FDI对地区就业影响差异的深层原因,提出了科学合理地引导FDI的策略。     

上海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数据,以上海市为例,通过分析社会中不同经济属性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及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2)2014年健康状况、环境污染、工作时长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且随着身体变差、污染变严重、工时加长,个体幸福感显著降低;(3)随着社区设施的增多,居民幸福感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少的趋势,城市可考虑建设混合型社区,适当增加社区设施的种类方便居民生活出行。     

印度非正规就业状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下）

印度政府针对非正规就业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印度政府根据非正规就业的状况,从2005年开始,着手研究解决非正规就业问题。其基本思路是：肯定非正规就业是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制定法律和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分期分批解决非正规就业中最突出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问题。     

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

利用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规模与居民主观幸福度的关系。结果显示,二者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居民主观幸福感先增加,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居民主观幸福感将降低。     

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与城镇正规部门女性就业挤出——基于中国城镇单位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1996 ～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城镇单位中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与就业的性别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试图回答“中国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是否导致部分女性就业人员从城镇正规就业部门被挤出”这一命题.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滞后影响较即期影响更大、更显著,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将导致城镇单位中女性就业人员被挤出0.512％,而滞后一年的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将导致城镇单位中女性就业人员被挤出1.083％;东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就业性别差异的影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有显著差别;中国劳动力总供给增长不能显著改善城镇单位就业性别差异;教育经费和经济的增长将会加剧就业的性别差异;中国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的实行对就业的性别差异有显著影响.     

产业结构转型期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率的提高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变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学生数量剧增使得西部地区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且进一步严峻。本文通过分析西部地区大学生的就业现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的因素主要是西部院校的历史目标和当前的格局、比较落后的基础教育、更加激烈的人才竞争和学生的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比较低等;提出了促进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的措施,主要包括政府应在西部地区大学生就业中起主导作用、西部地区高校应积极推进专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主动适应西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大学生的充分就业。     

我国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与分解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9年CHNS数据对我国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分位数回归与分解的结果表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教育回报率的差异,随工资分布由低端到高端呈现先升后降趋势,经验—工资线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明显不同,前者为单调递增的线性关系,后者为倒"U"形曲线关系;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主要是由中低端的工资差异引起的;在工资分布中低端和歧视等非市场因素是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在工资分布高端,工资差异主要来自于教育和经验等个人禀赋差异。     

城镇化影响了粮食安全吗?——来自1462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运用来自我国2005～2010年1462个县(市)的面板数据,以反映城镇化本质特征的人口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就业非农化两个指标衡量城镇化水平,从全国和三大地带两个层面实证检验了我国县城城镇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县域城镇化对粮食安全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区域层面看,中部、西部人口城镇化都能显著提高粮食安全水平,东部地区正向不显著;西部地区非农就业对粮食安全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东部、中部地区与其恰恰相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分析

1978~1989年我国非正规就业基数小、增速快、对城镇新增就业贡献率低;1990~2000年非正规就业对城镇新增就业的贡献率年均114.86%;2000~2012年非正规就业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通过建模发现:非正规就业比重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用趋势方程预测未来非正规就业的比重将大幅下降,政府可从劳动力需求、供给、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配套政策改进4个方面适当引导。     

中国“幸福-收入之谜”现象研究

“Easterlin悖论”指的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并未直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这一现象也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为考察中国的“Easterlin悖论”现象,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probit计量模型对居民幸福感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进了居民幸福感,而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则降低了居民幸福感,收入差距和机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也损害了居民幸福感。因此,除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外,降低机会不平等程度、缩小收入差距都有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制造业服务化的就业效应：空间关联、影响机制与异质性

本文基于省级层面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的制造业服务化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合并,得到2000—2013年省份-行业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讨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会显著提升本区域的制造业就业规模,但对于空间关联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将产生“虹吸效应”,即降低空间关联区域的就业规模。机制分析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主要通过产品创新和市场规模两条渠道来影响制造业就业。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东部地区以及非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制造业服务化对就业规模的扩大作用与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并存;对于中部地区以及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制造业服务化只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制造业服务化带来的就业效应尚未显现。拓展性分析发现,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升以及服务业的不断开放,均能显著增强制造业服务化对本区域就业带来的提升效应,同时弱化对空间关联区域劳动力市场的虹吸效应。     

上海发展非正规就业的实践及其思考

上海是我国最早引进并以政府件的形式推进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城市。1996年上海在深入开展再就业工程中，结合本地的实际，鼓励下岗失业人员从事各种形式的非正规就业。经过五年的努力，上海已形成1万多个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和16余万从业人员的规模。然而，非正规就业是把“双刃剑”。它产生于城市高失业率，生存于提供廉价产品、服务，与经营的灵活性相关，有利缓解就业矛盾。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因其处于正规部门之外，游离于现行法律制度管理之外，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的控制。为此，应采取积极引导、扬长避短的促进对策。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就业选择?——基于工作动机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2—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与职业信息网络(O*NET)工作动机的数据,本文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个体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影响及工作动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个体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且主要作用于非正规受雇群体;数字经济对非正规就业的作用效果因工作动机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即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支持自主型和关系自主型两类劳动者对非正规就业的选择,而自主成长型劳动者在数字经济推动下更偏好创业。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新生代、高学历和复合型工作技能的劳动者而言,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工作动机对个体非正规就业偏好的作用效果更明显。本文从工作动机的视角重新审视和归纳数字经济相关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新特征,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构建更具针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新思路。     

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地理视角下的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鲜有研究系统分析各类建成环境要素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作用。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全国抽样数据,采用多层定序逻辑模型检验了社区与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相关变量后,社区及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会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降低的可能性,住所距最近公共交通站点越远,个体主观幸福感降低的概率越大,而城市每万人公交拥有量的增加对于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进一步异质性研究发现,建成环境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     

性别不平等观念束缚了女性就业？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的证据

性别不平等观念涉及到男女之间的分工、能力、婚姻及家庭角色等多个方面,是影响女性就业和劳动绩效的根源性因素。本文采用CGSS2017数据,从个体、地区、“重要他人”三个层面检验了5种典型的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对性别不平等的分工观念、能力观念、婚姻观念、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程度越高,地区层面性别不平等观念越盛行,不仅显著降低了女性就业参与,还对女性受雇于固定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和全职就业产生差异化的负面影响,导致女性收入越低。通过稳健性检验和采用“三八红旗手”占比作为工具变量估计表明,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女性就业参与和收入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仍然稳健。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和收入的负面影响更加普遍。教育人力资本在性别不平等观念与女性就业参与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间接弱化了性别不平等观念对女性就业参与的约束。家庭中作为女性“重要他人”的丈夫对性别不平等观念认可度越高,大男子主义越强,同样会抑制女性就业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