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路径安排:清理存量、创新体制、强化监管

近年来,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问题凸显,风险不断积聚,遵循“控增量,化存量”的指导思想对其加以清理应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当务之急.从更长远考虑,在承认地方政府债务具有一定“合理成分”①的前提下,通过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实现财力与事权的匹配以及积极探索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体制保障;同时,构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强化监管是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后的常规性治理手段.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抑制地方政府规模膨胀吗——基于政府治理能力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政府治理能力视角,考察了2010年到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与我国地方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规模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膨胀的“U”型关联,政府治理能力在数字经济影响地方政府规模变动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和负向调节作用,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可与数字化协同大幅抑制地方政府规模膨胀;(2)我国数字经济影响地方政府规模变动存在三个明显的门限值,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扩大政府规模的上升区间,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数字经济有效缩小地方政府规模的下降区间;(3)我国省际地方政府规模变动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想要持续推进高效精简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除有效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之外,还需与分权改革、高水平开放及城镇化进程相适配。     

“营改增”后分税制调整的假设和可行性分析

分税制后,地方财政收入锐减,成为分税制进一步改革的逻辑起点;“94分税制”路径的不足则是分税制进一步改革的理论基点;完善分税制应建立在以重构地方政府主体税种为主的分税制改革的假设基础上。“营改增”后,重构地方主体税种的分税制改革可以弥补地方财政的缺口,也可以进一步培育省（市）以下地方财政“造血功能”。     

税收优惠、地方政府治理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

税收优惠是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其政策效果受到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影响。本文从地方财政压力、政府反向寻租以及亲清政商关系三个维度衡量地方政府治理,以2016年-2020年我国新三板挂牌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样本,研究地方政府治理对税收优惠促进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财政压力和政府反向寻租会削弱税收优惠的政策效果,但亲清政商关系能提高税收优惠的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表明,行业竞争能减弱地方政府治理对税收优惠与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拓展了税收优惠政策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式分权竞争与环境治理

基于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中国式分权体制,建立一个中央与地方及地方政府间的博弈竞争模型,考察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结果表明:中央政府强调经济增长和地方政府重视财政激励,令地方政府过分偏向基础设施投入而忽视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在资本流动的情况下,禀赋条件好的地区其地方政府更“重基础设施、轻环境治理”,禀赋条件差的地区其地方政府反而会相对减少基础设施投入,而更重环境公共物品投入;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公共物品提供存在策略性互补行为时,溢出效应的上升将使两个地方政府的环境公共物品供给增加,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公共物品提供存在策略性替代行为时,溢出效应的上升将使两个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公共物品供给出现“骑跷跷板”特征.     

中美两国地方政府治理的行政生态环境比较分析

行政生态环境与地方政府治理具体行为选择存在交互影响。中美两国地方政府治理存在典型性的行政生态环境差异。从两国政党与国家渊源上来分析,政党原则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差异影响着两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方针选择;从两国的经济发展与基本国情来分析,社会生产力与经济实力的差距影响着两国地方政府所追求的治理需要;从两国社会结构特点与民族来源来分析,差序格局与个人主义、民族融合与种族主义影响着两国地方政府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标准;从两国教育文化水平与舆情环境来分析,教育体系以及现代信息科技影响着两国地方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以及对于治理主体与治理行为的监督力度。     

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理论审视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一轮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面临着新问题与新挑战。特别在（1）处于变革中的地方政府基本理论,（2）“大部制”的内涵与外延,（3）地方政府“大部制”设置的特殊性与适应性,（4）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张力,（5）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工具媒介、技术支撑,（6）分权让利下地方政府责任负荷与权力实化、虚化的更迭等六个方面有进一步解释的需要,从而为改革的成功进行学术奠基和理论支撑。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在当今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必要的。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存在社会治理资源与政府资源无法有效整合、利益化趋势严重等问题。有必要以社会治理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地方政府治理的民主性,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的法制化,进而全面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     

财政分权视角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近年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理念深入人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实践层面也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重要一环,各级政府连年增加生态文明建设投入,但是中国工业污染排放量未减反增,生态质量级别评价为一般,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环境规制程度和财政支出力度加强,环境污染却增加的“绿色悖论”现象。本文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进一步探究财政分权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机制,主要有地方政府关于财政支出的规模与结构方面存在一定的自主性,加之受税收压力与区域竞争的影响,造成了地方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投入的差异性。地方间政府竞争会弱化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环境规制对本地区环境污染的抑制效应,这个结果解释了“绿色悖论”在中国部分地区存在的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出政策实施的机制存在缺陷、地方财政治理效能不足,造成了“绿色悖论”问题,影响了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后期,建议通过构建合理适度的财政支出分权体制,创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财政支出机制,推进预算绩效和监督体制改革,提高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效率。     

政府治理创新路径研究--以合肥市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文章首先分析了政府治理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次分析了合肥市蜀山区、庐阳区、瑶海区和包河区在政府治理创新方面的实例,最后总结合肥市政府治理创新的经验及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路径设计。     

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共识难题的破解路径——基于话语交往的分析视角

作为一种旨在处理区域性公共事务、化解分歧和冲突、共享区域公共利益的合作治理形式,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以共识为纽带加强政府间关系的协调。话语交往主张通过协商交流达成合作共识,它与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共识达成的内在诉求高度契合。从话语交往的视角看,区域合作共识达成的过程,是各个地方政府广泛深度参与、充分协商交流、进而达成共识的逻辑递进过程。这一过程依赖于构筑协商交流平台、完善协商交流规范、健全协商交流的制度保障等路径,三重路径相互作用且相互影响,最终确保区域合作共识的达成过程有序运行。     

公共危机治理中我国政府的信用建设

近年来我国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对政府能否有效履行其公共责任提出了新的挑战,成为影响政府信用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政府的自利性、地方政府执政能力不足、监督机制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原因,我国政府在处理各种公共危机时,还存在一些信用缺失问题,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重构政府信用,提升政府的危机治理能力,必须加强政风建设、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建设法治政府、完善政府信用考评机制。     

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治理——环境分权的调节效应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的策略互动行为究竟是"逐顶竞争"还是"逐底竞争"？基于我国29个省（市）2002~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地方政府竞争对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意味着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呈现出"逐底竞争"特点。（2）引入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交互项的研究表明，环境分权对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意味着环境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逐底竞争"被弱化，"逐顶竞争"被加强。（3）考虑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分权其他表征方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表明环境分权改革是实现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转型

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当前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传统城镇化过程,地方政府治理存在着治理观念落后、治理主体单一、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而新型城镇化建设倒逼地方政府实现治理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政策导向,培养善治理念,加快职能转型等,从而实现治理的创新,这将从根本上促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为其发展提供动力。     

构建公共财政体制与公共服务财政支出

在构筑公共财政体制的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却缩小了公共财政在公共服务支出的比例。而完善财政分权制度改革,设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适当地延长地方官员任期,以及寻找＂一人政府＂行政体制与中央集权的平衡,则成为了扩大公共财政在公共服务支出比例的制度性保障。     

双重压力下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来自237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财政分权导致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使地方政府面临财政纵向失衡压力,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则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赶超压力,这两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经济建设领域,而转移支付带来的财力增强则会激励地方政府增加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以16个省区市的237个地级市为样本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其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显著正相关,与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的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发现：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效应,随着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和经济赶超压力的增大而逐渐减弱;转移支付规模的增加可以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负向影响,但对经济赶超压力的负向作用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表明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缓解财政纵向失衡压力,但对经济赶超压力的缓解作用不明显。应改进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以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省以下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财税制度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压力,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考核机制改革以减轻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     

论构建以大病保障为核心的医疗保障制度

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不应参照养老保险制度,而应在“支出分配”的基础上,以互济为思路、以统筹为方法、以大病为重点,人人参与,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分担费用,取消个人账户,建立公共医疗保障基金。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城镇可形成企业、机关、单位和居民“四位一体”,个人缴费与企业和国家负担相结合模式,农村以“县-市”为中心,家庭缴费、集体公益积累基金与地方政府补助相结合模式。     

农村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近年来我国农村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高,但同农民群众对于公共服务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从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现状出发,分析了当前农村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困境,提出农村基层政府提升其公共服务能力的路径。     

外国就业情况及对我们的启示

许多外国政府把建立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放在主要地位,十分重视就业问题,并把它列为历届政府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目标,充分发挥朝阳产业自身优势并加速其发展,最大限度的降低结构性失业,政府出资提供大量公共服务的就业机会等。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通过立法,使“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富”。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努力寻找新的就业增长点,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就业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