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缸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分级保护研究

采用路线法对重庆云阳龙缸国家地质公园内龙缸一石笋河园区、南三峡园区、黄陵峡园区旅游环境容量进行计算,并根据地质遗迹稀有程度和观赏程度的不同,将保护区分为特级保护区（点）、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三级保护区。根据地质遗迹分布及其价值特征,对龙缸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实行三级保护,并按等级制定相应保护原则;制定特殊地质遗迹保护方案,包括龙缸岩溶天坑保护工程规划、大安洞保护工程规划、石笋河保护工程规划和南三峡保护工程规划。建议在大力发掘地质遗迹保护区旅游地学资源潜在价值的基础上,加强管理和相关保障系统的建立,提高民众的旅游地学资源的保护意识。     

废弃矿山治理后土地的七种用途

全国需要治理的废弃矿山面积达1500平方公里以上,在废弃矿山的生态环境治理中,如何合理利用其中的土地资源,是一个重大课题。从目前的工作情况看,废弃矿山治理后的土地可以有7种不同的用途。1.与土地开发相结合,将城镇周边露天开采的、相对平坦且边坡角较小的废弃矿山,开发成为     

我国地质公园建设与地质遗迹保护现状及建议

我国的地质公园在评审方法与管理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地质遗迹保护网络系统.地质公园的建设对于更好地保护地质遗迹,提高旅游的科学性,扩大地质工作的服务领域,促进旅游产业及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我国是世界上地质公园建设和地质遗迹保护最好的国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地质公园建设和地质遗迹保护工作中,要以科研为支撑,做好地质景观保护区的分级,羞解决好保护自然遗产与矿产资源开发之间的矛盾.     

废弃矿山地下空间开发为墓地的理性思考

老龄化的逐步逼近,会进一步加剧我国墓葬用地供需矛盾。将城市或者周边的废弃矿山开发再利用为墓地,是缓解土地紧张,满足"三生(生产、生活、生态)"建设的新途径。文章通过对现实殡葬用地、废弃矿山占地分析,提出废弃矿山地表土地和地下空间建设成为墓葬用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国家推行墓葬改革和在废弃矿山开发政策上的支持、民间风俗习惯的传承均促使其成为可能。     

基于AHP与菲罗模型评价地质遗迹景观——以贵州思南乌江喀斯特国家地质公园为例

为了对地质遗迹景观进行准确评价,从定量评价方向出发,以思南乌江喀斯特国家地质公园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地质公园景观评价因子的权重,结合菲什拜因-罗森伯格模型对地质遗迹景观综合评分,并由该评分结果划分地质遗迹保护区,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与开发建设意见.     

论构建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

指出当前中国矿产资源开发而引起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根源在于生态补偿机制缺失,并提出构建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需要着力解决"由谁补偿"、"补偿多少"和"怎么补偿"3个基本问题。即实行"新旧账"分治,明确矿山环境恢复补偿主体以及责权利,多渠道筹集废弃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基金;以重置成本为依据确定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征收标准,因地制宜地确定征收办法;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的招标、监管和效益评价机制。     

基于“资源—资产—资本”视角的废弃地转化研究——以黄石市铁山矿区为例

基于"资源-资产-资本"理论分析了湖北省黄石市铁山矿区废弃地转化能力与模式。分析结论:在铁山矿山废弃地转化项目中,转化能力最高的项目是生态高效农业,转化能力第二高的项目是生态工业园,而转化能力最低的项目是商贸物流园项目;从项目转化费用来看,应以政府治理为主导、市场治理为辅的矿山废弃地转化治理模式来完成铁山矿区废弃地转化;价值增值应该是铁山矿区废弃地转化的基本理念,而实施有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则是必要的保障;完成铁山矿区废弃地转化,应按照实际交易费用的大小,科学处理市场与财政的关系。     

海南岛地质遗迹资源评价与开发建议

海南岛作为我国最大的热带岛屿,拥有丰富的地质遗迹资源,但专门性的地质遗迹保护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保护区数量少、规模小.与海南岛丰富的地质遗迹资源情况对比,显得不相称.为充分保护好海南岛的地质遗迹资源.根据其地质遗迹资源特点,结合经济发展布局,对海南岛的地质遗迹开发保护提出几点建议.     

基于宜兴经验的矿山生态修复问题探析与启示

江苏省宜兴市在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工作中形成了政策制度创新、社会资本引入、多元化系统修复矿山废弃地、强化落实监管责任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为各地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提供了参考。基于当前我国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困境,结合宜兴市的实践经验,提出新时期统筹推进我国矿山生态修复的建议:(1)加快矿山生态修复法律法规及标准制定;(2)完善市场化运作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3)树立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理念,推进多元化、开发式治理;(4)完善矿山生态修复监测制度,加大监管力度。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