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扶贫资金投入与贫困减少的经验分析

本文分别以中国官方贫困线和国际贫困线为标准,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就中国政府的农村扶贫资金投入和贫困减少的长、短期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扶贫资金对农村贫困减少具有短期的促进作用,但效果不显著。从长期看扶贫资金抑制了农村贫困的减少,但这两者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经济增长在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同时,加重了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因此,进一步完善农村扶贫资金运行机制、提高扶贫项目的瞄准性,对于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与扶贫路径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着绝对贫困相对缓解,而相对贫困、发展贫困、贫困刚性、贫困波动性等特征凸显的新形势。为应对新挑战,必须围绕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这一核心,对扶贫目标、贫困标准、扶贫方针进行战略性调整,并创新扶贫开发路径,强化贫困人口稳定脱贫、持续发展的外部支持、产业支持、资金支持和项目支持。     

新时期我国农村贫困问题思考

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农村贫困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彻底的解决，我国的反贫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必须继续坚持正确的开发式扶贫方针，建立政府、社会和市场相结合的反贫困机制，通过加大扶贫力度，加强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完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等措施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扶持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     

反贫困与社会发展:关于农村扶贫开发的一个实证分析

;中国的贫困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村的贫困.本文利用第一手的调查资料,从农民的生存状况和政策需求出发,探讨了农村贫困的原因、农村扶贫开发存在的问题以及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期望,得出了农民迫切需要扶贫、扶贫需要注重开发、扶贫要顺应农民需求的结论.     

甘南州合作市贫困人口内生性发展调查——基于可行能力的视角

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是指收入贫困,但是根据阿玛蒂亚·森指出"贫困主要是由于人的基本能力受到剥夺和机会的丧失而造成的,而并非单纯的是收入少"的观点.可行能力贫困思想有效弥补了传统收入贫困观的缺陷.因此精准扶贫首先应建立在贫困人口有脱贫能力基础上.本文站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角度,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为例,研究当地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     

甘肃贫困人口的分布、成因及其扶贫对策

甘肃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所占比重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明显低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通过对2013年我国和甘肃数据网给出的数据的总结分析,我们认识到甘肃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除河西经济区1之外的其它4个经济区,其中陇南经济区和民族经济区贫困县最多,陇东经济区和陇中经济区贫困县数量次之,河西经济区贫困县数量最少。并且其分布有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多、贫困度深,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低,贫困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等特征。致贫的原因有: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地方政策没有针对性;产业结构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生态环境脆弱等。面对如此严峻的贫困形式,我们应该从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拓宽扶贫政策、加大扶贫力度、加强技能培训、保护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这几方面制定适宜于各贫困地区的扶贫对策,从根本上减少贫困人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农村动态多维贫困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能力贫困、动态贫困和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准确、全面地识别和反映贫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是提高扶贫成效的关键。文章利用2010—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山西省农村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对山西省县域农村多维贫困进行测度,通过定序Probit模型探索其演变机理。研究发现:(1)山西省农村县域多维贫困差异不明显,这从理论上支撑了将扶贫攻坚主战场从贫困县转变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合理性。(2)从事农业的农村人口更易陷入多维贫困,这成为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诱因。(3)当前有工作的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的可能性较大,应促进有能力的农村贫困人口就业,稳步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4)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多维贫困产生的影响不显著,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区别对待"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研究——基于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的实证分析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贫困人口多,贫困分布广,贫困程度深。基于此,国家大力推行"精准扶贫",各级政府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地方政府作为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过程中存在巨大挑战。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方式,"精准扶贫"着力凸显的"精准"特征,对基层政府的能力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文章在对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贫困现状,找出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改进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措施。     

从劳动力再生产视角看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下个人和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相对贫困下个人和家庭劳动力虽然可以维持再生产,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受到严格限制。消除贫困必须在增加社会剩余的基础上,建立促使更多社会剩余劳动转化为必要劳动的社会制度。从劳动力再生产视角看,中国特色反贫困实践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为剩余劳动的转化提供制度保障,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为剩余劳动的转化提供物质基础,通过精准扶贫促进剩余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坚持党对扶贫事业的统一领导,塑造贫困人口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主义模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贫困人口的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有序演进;坚持扶贫开发与精准扶贫相结合,丰富和发展贫困人口劳动力再生产补偿方式;坚持扶贫与“扶志”和“扶智”相结合,培育贫困人口劳动力再生产的非物质条件。     

合作医疗与医疗救助

1982年，中央政府开始投资于“三西建设工程”，目的是援助宁夏、甘肃两地最贫困的人口。从那时候算起，中国的扶贫计划大约已经实施了1／4个世纪。然而极端贫困的现象依然存在，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统计，2005年底，全国尚未解决温饱的农村人口还有2365万人，扶贫办系统建档立卡的工作对象有1亿多人回顾以往的扶贫项目，主要借助投资手段，促进贫困人口就业和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能够直接受益于这类项目的贫困人口，显然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那些不具备工作能力的贫困群体，则难以参与投资项目。因而可以说，现有的扶贫开发项目对于缓解这一群体的困境是无效的。救济，才是避免他们陷入难以生存境地的有效政策工具。还值得注意的是，难以预料的天灾人祸不仅会使原本贫穷的人更加贫困，而且还可能使非贫困人口陷入暂时贫困。如果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来应对这些风险，暂时贫困就有可能转化为长期贫困，相对轻微的贫困也有可能转变为深重的贫困。保险，正是预防和缓解此类贫困的一项经济安全设置。由此看来，仅仅凭借包括扶贫计划在内的任何一种单项社会保障措施，难以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     

新时期我国农村人口贫困化问题研究

20世纪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快速下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农村贫困问题并没有继续得到明显改善,农村贫困出现了新的特征。农村的贫困成因是多方面的,如资源禀赋不足、自然灾害、农民素质问题、国家扶贫力度不够等等。文章从客观因素、政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贫困化的原因,同时就如何解决贫困问题给出了较为科学的建议。     

中国、巴西：城市反贫困的比较及其启示

中国、巴西都是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尤其是城市贫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从巴西反贫困经验看,中国在城市反贫困问题上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等阶层收入,保护农村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给予城市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文章利用了基于Lorenz曲线进行贫困测度及其分解的方法,实证研究了1985～2003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变动,以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     

论我国农村贫困的决定因素——基于村民行为选择视角的实证分析

从现实状况看,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反贫困模式的成效呈递减趋势.因此,为探究村民的行为选择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文章在合理界定我国农村贫困程度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利用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建立有序多项选择Probit模型来分析村民的行为选择在"农村脱贫"中的作用.该模型的Gibbs抽样估计结果显示:农村的企业数量、村务管理效率、村民就业结构、村民受教育程度、村内公共投资力度及村民的农业技术推广情况均构成我国农村贫困的决定因素.     

贸易自由化影响农村贫困的路径与特征

城乡人口流动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最为显著,为此,我们运用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影响我国农村贫困的路径和特征。结果发现,贸易自由化主要从经济增长、就业与工资以及物价水平路径影响农村贫困。并且,贸易自由化和农村贫困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倒U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化初期,贸易自由化加重了农村贫困,当贸易自由化水平越过某一门槛值时,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农村减贫。因此,继续扩大自由贸易的层次与规模,是未来农村反贫困的一个政策选项。     

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期间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农村贫困都在显著下降.贫困指数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均显示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农村公共工程的扶贫效益——基于联立方程的分析

个人和家庭特征对贫困的影响相对较小是中国农村贫困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针对公共利益的公共投资对消除贫困和缩小地区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投资也需要讲究效益,本文在分析贫困者参与农村公共工程的成本收益和农村公共工程扶贫效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总结出农村公共工程扶贫效益的总方程式。农村公共工程的效益从成本收益上看,是由贫困者参与农村公共工程的收益和成本来决定的;从影响因素上看。农村公共工程扶贫效益是农村公共工程的目标选择、位置效应、时间效应、覆盖面、漏出效应、挤出效应、资金使用效率及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投资资源的使用效率、增强贫困人口的脱贫意识等途径提高农村公共工程的效益。     

贫困、不平等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本文利用农村家庭户的调查数据，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农村非农产业对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我们首先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模拟家庭在不参与非农业活动情况下的收入水平，然后比较参与和不参与非农业活动两种情况下的收入分布。结果表明，非农业生产活动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另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农村的贫困化程度。缩小了贫困户间的收入差距，改善了最贫困户的收入水平。     

能源贫困与中国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农村能源建设问题研究——以贵州毕节地区为例

能源贫困通过各种机制影响着贫困人口的减贫和发展。而当前中国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能源贫困问题具有特殊性,即传统能源供应的突然减少和中断,而这种能源贫困使这些地区面临着生态恶化和贫困加深的风险。贵州毕节地区近年来的农村能源结构变化表明：该地区以煤和薪柴为代表的传统能源结构已经解体并给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影响,但新的能源结构也正在逐步形成。为有效能源贫困问题,今后该类型地区的农村能源建设应实施不同能源不同定位的发展建设措施。     

农村扶贫开发的功能定位及其发展机制——以低保制度为背景

中国农村在反贫困领域已经进入了＂两轮驱动＂（低保和扶贫开发）的历史阶段,这在客观上要求必须对扶贫开发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机制进行重新认识和设计。扶贫开发既要发展又要救济,发展与救济目标同时兼顾。未来应确立＂发展型＂的扶贫开发工作的新格局,实现正确激励,充分调动贫困地区人民的主动脱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竞争,扶持先进,梯次前进,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