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波动性与交易量的关系--基于混合分布假说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混合分布假说(MDH)框架下,应用EGARCH—Volume(附加交易量的指数GARCH)模型,分阶段考察了收益率波动性与交易量的关系。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本文通过对沪深股市分阶段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股市发展的过渡、调整阶段(1993～1996),同期交易量作为信息到达的代理变量,明显降低了沪深两市收益率中时变波动的持续性特征,而在规范、发展阶段(1997～2001),沪深两市的交易量基本不能解释收益率波动的持续性特征,收益率波动的持续性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混合分布假说对股市持续性解释力呈现阶段性差异,说明信息对收益率波动的影响机制随着股市的发展而变化。     

中国股市波动与交易量关系研究--基于混合分布假定

基于混合分布假定(MDH),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与交易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交易量与波动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交易量对中国股市的波动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能力,非预期交易量比预期交易量对波动性的解释能力更强。但实证结果与国外成熟市场和理论模型的预测比较发现,中国股市存在特质性。考虑到交易量与波动性的关系事实上反映了信息披露、信息传递、市场对信息的评估与消化机制,因此这些特质性可能根源于中国股市的信息作用机制。     

中国股市波动与交易量关系研究——基于混合分布假定

基于混合分布假定(MDH)，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与交易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交易量与波动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交易量对中国股市的波动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能力，非预期交易量比预期交易量对波动性的解释能力更强。但实证结果与国外成熟市场和理论模型的预测比较发现，中国股市存在特质性。考虑到交易量与波动性的关系事实上反映了信息披露、信息传递、市场对信息的评估与消化机制，因此这些特质性可能根源于中国股市的信息作用机制。     

基于面板数据对中国股市价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根据上海股票市场1999年1月至2005年12月的120支股票的月成交量和收益率组成的面板数据,利用Pool对象进行了计量分析,应用了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相关分析这些实证研究方法。研究表明,上海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和成交量正相关,并且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上海股票市场信息传递机制不健全,市场不是完全有效的。     

基于交易量分解的股指期货价量关系研究

利用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IF1112的1分钟高频交易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则将交易量分解为开仓交易量、平仓交易量和换手交易量,研究股指期货交易量、三类分解交易量与对数收益率、绝对收益率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从更微观的视角揭示股指期货的价量关系,得到的结论是：对数收益率与交易量、平仓交易量、换手交易量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对数收益率是开仓交易量的Granger原因;绝对收益率与交易量、开仓交易量、平仓交易量、换手交易量之间均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但显著性水平不同。     

中国股票市场量价关系的实证研究

可运用GARCH -M模型实证检验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与交易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交易量分解为预期交易量和非预期交易量进行检验表明 ,非预期交易量对股市波动的解释能力要比预期交易量的解释能力更重要 ,即中国股票市场的短期波动 ,主要是由非预期交易量所隐含的新信息的冲击所产生的。     

中国股市波动与成交量动态关系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角度

研究股市波动与成交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对于了解股市的信息传导机制与微观结构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广义混合分布假说理论,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中国股市上证综指1994年1月至2007年12月的资料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股市波动具有长期的持续性,负向消息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大于正向消息;成交量与股市波动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即较大(小)的波动伴随着较大(小)的交易量,且这种关系随着波动增加而逐渐增强,同时具有不对称的特点.相对于传统实证方法,分位数回归对二者的动态关系提供了更完整的描述,能够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交易量,日历效应与股价波动性——基于2001～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分析

以我国深沪股市的大盘指数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日历效应”对交易量与股价波动性关系的特殊影响,并且分别考虑将原始交易量、包含自相关性的交易量、以及进行“好消息”与“坏消息”划分后的交易量引入到GARCH模型以及非对称性GARCH模型中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原始交易量对股票指数的股价波动性开始具备了一定的解释效应,但是考虑了自相关性后交易量却无法有效解释股价波动的GARCH效应;股价的日历效应对于上海市场中交易量对股价波动性的解释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好消息”与“坏消息”的划分后的交易量可以对非对称性的股价波动性进行较好的解释。     

有效市场假说在中国股市表现的实证分析

运用现代投资分析理论与实证研究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包括沪市和深市进行了有效性检验；对我国证券市场实行涨跌停板制度以来1997年初～2008年底的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的目收盘价进行了随机游走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股票市场已经具有弱势有效性。广大股民以期利用历史资料来获取持续的超额收益的方法已经变得无效，而利用基于基本面分析的价值投资方法在目前股票市场上变得尤为重要。     

中国股票市场成交量与价格波动关系

利用个股数据资料和非对称成分GARCH-M模型对中国股票市场的量价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股价的短期波动主要由非预期交易量解释,即非预期交易量所揭示的新信息是产生价格波动的根源;中国股票市场部分个股存在明显的杠杆效应,利空消息对市场波动的冲击大于同等程度的利好消息对市场波动的冲击;非预期交易行为对市场波动的冲击存在显著的非对称特征,正的交易量冲击(交易量放量冲击)比同等程度的负交易量冲击(交易量缩量冲击)对市场波动的影响更大。     

热钱流动对我国股市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资本管制逐渐放松的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不断加快,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也在增大。虽然我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并没有完全放开,但仍然难以杜绝国际热钱的流入。文章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国际热钱流动对我国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热钱流动会引起我国股票价格指数的变动,但引起的波动幅度不大,热钱流入规模与上证指数间不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具有其自身规律性。     

成交量、持仓量对我国大豆类期货价差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简

采用GARCH（1,1）模型就成交量、持仓量对大豆类期货价差波动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当期成交量、持仓量对大豆期货价差波动的整体影响是显著的;滞后成交量、持仓量对大豆期货价差波动的整体影响也是显著的;当成交量、持仓量同时进入条件方差方程时,它们对大豆类期货价差波动的影响整体上也是显著的。这一结论揭示了我国大豆期货市场信息传递过程,验证了我国大豆期货市场的信息非有效性,对期货市场投资者以及期货市场监管者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沪市主要板块指数市场波动实证分析

GARCH-M模型通常应用于预期收益与预期风险密切相关的领域,根据金融理论股票的风险越大,其收益也就越高,故可认为股票收益的指数变动依赖于一个常数。利用GARCH-M模型和EGARCH-M模型对沪市主要板块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沪市重要板块指数日收益率存在信息非对称效应、高风险对应高回报。     

中国股票市场收益和波动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和ARCH类型模型对沪深股市收益之间的关联性和波动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这对于研究股市的结构和判断股市的走势及风险传递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结论显示:沪深股市日收益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沪市日收益的历史信息能用来改善对深市未来趋势的预测;沪深股市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     

融资融券对中国A股市场波动的影响——基于事件研究法下沪深两市的比较研究

运用事件研究法,将2014年9月22日的中国A股市场第四次扩容作为研究事件,利用VAR模型,研究了两融交易对我国股市的波动性影响,证实了融资融券交易对股市波动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融券交易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小于融资交易,融资交易对股市波动性影响较大,同时深圳市场受两融交易的影响比上海市场更大。     

中国股市噪声交易行为有效性实证研究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所有A股为研究对象,采集从1997年12月31日到2005年12月31日为止共8个年度的所有股票的日交易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采用事件研究法对中国股市进行噪声交易行为有效性实证检验,结果发现：6种噪声交易组合全部亏损,且噪声交易正确的概率远远低于错误的概率。该结果表明,在中国股市,噪声交易行为不是一种有效的的盈利行为;这一结果可以说是中国股市股价大幅波动具有市场操纵性质的间接证据。     

中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实证分析

以2000-2006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对中国股市财富效应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存在微弱财富效应.股市财富效应对总消费影响较小的原因在于:股票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有限;政府行政干预过多;股票市场法制建设滞后等.因此,应采取措施提高股票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改善股市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