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公约谈判中的资金机制

随着1992年6月各国政府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正式拉开了国际气候谈判的序幕。共同愿景、减缓、适应、资金与技术转移是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主要议题,由于减缓、适应和技术转移都有赖于资金的落实,因此,建立资金机制成为气候谈判的关键问题之一。目前气候变化资金按照来源划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公约》内的资金机制;另一种是《公约》外的资金机制。     

碳中和背景下中欧气候合作的潜力与挑战

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机制一直是中国与发达国家构建双边和多边伙伴关系的关键工具。随着中欧双边关系的长期磨合和日渐成熟,气候议题逐渐进入双方合作的核心舞台,经历了对话机制不断升级、合作范围不断扩大、伙伴关系日益深入的过程。2020年前后欧盟和中国相继作出碳中和承诺,极大鼓舞了全球的气候行动,推动全球低碳发展进入新常态,也给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战略机遇。中欧在能源转型、能源效率、清洁能源和技术、低碳交通、低碳城市、循环经济、碳市场、绿色金融、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但欧盟对华政策的变化、全球低碳和数字技术的激烈竞争、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的复杂化以及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都影响中欧气候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中欧双方需要秉持《巴黎协定》精神,共同推动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气候新秩序,并充分发挥既有双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加强各层级的沟通与务实合作,使气候合作免受政治干扰,充分激发合作潜力,创造碳中和机遇下的双赢格局。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路径、动力和效能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该框架下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等为核心制度安排，协调和规范国际社会的政策和行动。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发生了从中心化治理到去中心化治理的重要变迁。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相关理论，构建路径、动力和效能三维分析框架，论证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具体而言，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路径是制度复制和制度替代的混合体，这一变迁受到国际能源革命及全球经济危机外部冲击和公约缔约方能动性的共同作用，并将推进全球碳中和进程，引发国际投资贸易流向改变和气候变化治理制度性领导权及规则制定权博弈。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中起到建设性作用。     

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一种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新框架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关键参与者。既有研究文献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行为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但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合作意愿上。作者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两个方面构建了分析国家气候合作行为的新框架。运用该框架,作者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除了合作意愿以外,合作能力在客观上和主观上也对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和履行国际承诺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不断提升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使其在清洁发展机制、"2度目标"、国际磋商与分析等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合作性,但是其合作能力的有限性不足以支撑中国按照发达国家确立的时间表,承担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减排义务。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在未来仍将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行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坦诚地分享和交流它们的合作能力水平信息,将有助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以一种非对抗的方式进行。     

广西西北部地区退化土地再造林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全球大气CO2浓度增加、气候变暖使全球碳循环受到很大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温室效应,对全球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人类生存产生严重威胁①.为有效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于1992年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并又于1997年在日本通过了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我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签字国.《京都议定书》允许发达国家利用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国际碳贸易和联合减排的方式履行部分的减排承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参与到温室气体减排中.     

积极推进北京市CDM建设

科学研究表明，全球气候正在发生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这种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波恩协定》、和《京都议定书》等国际性文件，这些文件在加强全球共识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新形势下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困局与中国方案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已经呈现出一种困局：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都试图抢占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主导权;另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疫情的叠加,再加上俄乌冲突等新因素的影响,发达经济体内部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因此,全球气候治理困局中的主要矛盾与焦点可以归因于两个层面：全球层面的责任分担与国家层面的利益分歧。从发展趋势来说,中美气候合作更多是竞争性大于合作性,而中欧气候合作则是合作性大于竞争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不仅需要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框架和平台中积极发挥作用,更应当发挥中国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并通过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以制度型开放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各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各国减排意愿和行动的计量模型,作者分析了一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影响因素,认为环境脆弱性变量对各国减排意愿和行动起的作用不是很显著,这表明这一变量目前还不是大多数国家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决定性因素。而减排成本是影响各国减排意愿和行动的决定性因素,减排成本越高,减排承诺和行动水平越低。虽然民主变量对各国减排承诺影响显著,但对实际减排行动影响并不是很显著,这表明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言行不一"现象,也表明"民主-环境"这一假说并不适用于气候变化问题。另外,一国排放是否越过峰值对一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有决定性影响,而一国低碳发展水平和低碳贸易比较优势对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影响并不显著。作者认为,目前影响各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主要影响因素仍然是经济因素,减排成本对各国减排意愿和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相比之下,环境脆弱性、国内民主制度都是次要影响因素。目前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具备低碳经济和贸易比较优势,因此低碳比较优势还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变量。     

坎昆联合国气候大会 中国领跑低碳未来

2010年12月11日，联合国坎昆气候变化大会闭幕。除了玻利维亚，193个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缔约国通过坎昆协议，使联合国气候谈判得以继续。下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明年在南非德班举行。坎昆气候大会虽然没有在具体议题上形成决议，但协议的通过还是为明年的南非大会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奠定了基础。     

气候谈判与科学政治的互动

自1990年启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至今，已经走过20多年的艰辛历程。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后，国际气候变化进程陷入相对低谷，全球关注度也有所降低。2011年的德班会议启动了为期四年的德班平台谈判，目标是在2015年巴黎会议上达成适用所有缔约方的国际气候新协议。2014年对于在气候变化领域忙碌的人们来说，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科学家都好像钟表不断拧紧的发条，为迎接巴黎会议做最后的准备。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实践

我国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投身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借助国际组织平台,引进了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开展多边合作。与发达国家建立政策对话和交流机制,引进先进气候友好技术和成功经验,并一起推动面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建立了南南合作机制和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术、产品等支持。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国正逐步成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者。     

中国-东盟区域旅游一体化机制探析

现阶段,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旅游发展水平不一、各有特点,彼此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竞争性,从而表现出旅游市场分隔,旅游供给分割,双边合作多于多边合作,缺乏制度性安排的合作机制,跨多国旅游线路少、缺乏跨国旅游便利化措施,旅行社直接对接不足,缺乏国际性旅游人才,交通标准和规格存在差异,旅游通道对接障碍等制约瓶颈。为此,亟待建立信任机制、信息交互机制、旅游利益补偿和旅游行为约束机制,构建跨国旅游联盟发展机制和合法化的制度规范机制,以消除这些瓶颈制约,实现旅游发展的制度化、长期化,推动中国-东盟区域旅游一体化进程。     

国际制度变迁与东亚体系和平转型——一种制度主义视角分析

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学理启发,作者提出了国际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范式,并以此探讨国际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东亚体系的和平转型。未来和平转型后的东亚体系将呈现一种嵌套交叠式制度联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东亚多边合作体系与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互相交叠、兼容共存。多边合作体系既不能化解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也不能主导多边合作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的现实做法是从兼容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的这一路径出发,在东亚地区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动建立多边合作体系。     

“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壁垒的关键特征、运行机制与应对策略

基于1997—2022年美国对华实体清单信息，系统分析“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壁垒的关键特征，并依据上述外在特征构建关键核心技术壁垒运行的三维动态模型探究其底层运行机制。研究发现，美国设置的对华关键核心技术壁垒具有对象多元、方向特定、过程全流程、政策目的多重、配套政策多维、壁垒力量多边等六大特征，相应地，其运行遵循瞄准重点产业链的全流程打压、多重目标下多维政策组合遏制与多边联合诱发关键核心技术壁垒升级等三大机制。最终依据上述运行机制，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壁垒研究与建立“卡脖子”风险排查预警机制，健全以产业领军企业主导、政府多维政策支撑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以及坚持开放国际技术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与规则制定的应对策略。     

Climate change,urban settlements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case of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region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a major national,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roblem cutting across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like. With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have been devastating; this has caused enormous human suffering.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 a regional economic block of 15 countries, has been badly ravaged by the vagaries of climate change. The urban areas in particular appear to have been very badly impacted as flooding, drought, pollution and deforestation have become endemic.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have triggered human suffering of immense magnitude, especially in areas occupied by the marginalised.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desk research and, using qualitative analysis,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SADC countries, considers initiatives that the regional block has in place in efforts to mitigate the human suffering experienced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nd, finally, considers a way forward.     

劳动力跨境流动和东亚货币合作

劳动力要素在货币区内各国或地区之间的跨境流动性是货币合作机制得以长期巩固和发展的决定性基础。东亚各国和地区目前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特征对劳动力跨境自由流动构成阻碍,必须进行双边和多边的统一和协调,以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合作,推动货币合作进程。     

CDM国际合作中的技术交流障碍与对策研究

在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低碳技术成为气候保护的有效措施,更加迅速、有效地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转移、传播与分配低碳技术对于CDM国际合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分析目前CDM国际合作中的技术交流现状与存在的障碍,并提出促进CDM国际合作中技术交流的应有机制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展、问题及其与ECFA的互动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以来进展顺利,贸易、投资、产业和人员交流增势明显,下一步应理顺产业链合作、加强内部协调机制以及克服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在CAFTA的促动下,中国大陆与台湾成功签署ECFA,为两岸经济合作搭建新平台。ECFA以竞争促合作,推动东亚区域经济整合进程,两岸应优势互补,共同参与区域合作与竞争。     

Globalisa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cies

Globalisa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cies.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ature of globalis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cross-country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s for tradeable goods and services. It emphasises the dual modes of cross-border supply, namely,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These have given rise to new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competition policy. The paper surveys these dimensions and considers the desirability of harmonising competition policies of different nations and other option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lateral competition policies under the W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