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评价

分析兰州市农村建设用地利用现状,测算兰州市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并对潜力进行评价,以期为兰州市农村居民点整治及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缓解兰州市用地矛盾提供依据.以兰州市县区为单位,通过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测算农村建设用地理论潜力,构建农村建设用地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得到限制性修正系数,对通过计算得到农村建设用地理论潜力进行修正...     

河南省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测算及指标分配研究

为了挖掘"十三五"规划期间河南省农村建设用地的整治潜力,有效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形势,减少闲置废弃地、低效用地等的浪费现象,采用人口预测模型、人均用地指标法和多因素综合法等,测算全省124个县(市)的综合整治潜力并提出各县(市)在新一轮整治规划中可整治的指标分配任务。结果表明:现状农村建设用地面积利用粗放,到2020年全省理论整治潜力非常大;全省到2020年农村建设用地综合整治潜力远远高于规划目标整治面积,各县(市)之间的综合潜力差异性也较大。研究提出在"十三五"期间充分发挥农村建设用地的整治潜力,提高整治能力和管理能力,为土地整治潜力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精准预测与地块整治优先级识别

研究目的：测算不同村庄类型下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精准识别地块整治优先级,使得土地整治决策更加准确、科学。研究方法：以湖北省黄梅县为研究区域,结合空间规划和自身资源禀赋对村庄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进行测算,并利用单类支持向量机对农村建设用地图斑的整治重要性进行识别,最终实现潜力总量约束下的潜力图斑的整治优先级安排。研究结果：（1）黄梅县共划分出城郊融合型、特色保护型、集聚发展型、存续提升型、搬迁撤并型5类村庄类型,其中包含村庄数量最多的是存续提升型,共有272个行政村;（2）规划期内黄梅县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理论潜力规模6 624.66 hm2,现实潜力规模3 586.03 hm2;（3）整治紧迫图斑占潜力规模的7.21%,整治较紧迫图斑占潜力规模的15.02%,整治一般紧迫图斑占潜力规模的51.14%,整治不紧迫图斑占潜力规模的26.63%。研究结论：村庄分类下的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规模预测与地块整治优先级识别,可以为村庄布局优化和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操作模式。     

我国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分区与实现路径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全国范围内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空间分异特征,并进行潜力类型区的划分,有助于明确农村建设用地整治重点区域与时序安排,针对性提出整治潜力实现的行动路径与政策举措。[方法]文章以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为基础,从整治迫切性、自然适宜性、经济可行性角度构建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并利用多因素空间聚类分析法划分潜力类型区,识别潜力挖掘的限制性因素与实现路径。[结果]我国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空间差异显著,高值区多分布在华东和东北地区,低值区多为西南和青藏高原区;将全国整治潜力类型划分为11个一级区和34个二级区,优先整治区多分布在我国华东地区,暂不适宜区多分布在西南和青藏高原区。[结论]我国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普遍较高,各个地区应根据自然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明确农村建设用地整治重点区域,制定分区分类差别化整治路径与措施。     

榆中县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测算与分析

科学测算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规模并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可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供更加准确的决策依据。本文综合农村居民点用地和社会经济数据,构建农村居民点整治理论潜力和现实潜力的测算模型,并对实地调研获取的农户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潜力规模进行统计汇总,定量分析了榆中县20个乡镇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规模。结果表明,(1)2018年榆中县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为6 042.04 hm²,农村居民点整治理论潜力为1 138.246 hm²,农村居民点现实潜力为683.46 hm²。(2)榆中县农村闲置宅基地共2 975户,研究期内农村闲置宅基地面积达63.31 hm²,其中北部山区闲置宅基地面积9.59 hm²,南部山区闲置宅基地面积4.11 hm²,中部川区闲置宅基地面积49.61 hm²。榆中县需要综合考量地区经济实况,因地制宜地进行整治,协调村庄规划与建设,优化乡村建设用地分布,从而盘活乡村闲置宅基地,促进全县乡村振兴与产业经济的...     

基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法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评价研究——以安徽省六安市为例

本文以六安市为例,以2014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法,测算安徽省六安市各县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并从自然适宜、生态安全、社会经济可行以及潜力可拓展等4个方面,建立相应限制条件下的指标体系,依据"木桶效应"和"最小因子限制律"理论,对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进行逐级修正的测算,以期更加科学地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工作。     

基于空间开发潜力评价的泰州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研究

研究目的：深化对主体功能区的认识,探讨基于空间开发潜力评价的泰州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方法,为相关规划和政策研究提供参考。研究方法：GIS空间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相关性分析法。研究结果：（1）计算出6126个网格单元、95个乡镇（街道）、6个市（区）的空间开发潜力指数以及泰州市极限建设用地容量;（2）建设用地预测建立在供给——需求关系之上,根据空间开发潜力指数和建设用地需求预测,计算出泰州市建设用地总量指标区域分配方案、城镇用地指标区域分配方案、建设用地城乡统筹方案。研究结论：空间开发潜力评价是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也是建设用地空间配置的重要依据;建设用地空间上的拓展与空间开发潜力指数基本呈正相关。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空间研究进展与展望

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空间布局混乱,而现有关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空间研究方面存在理论与方法缺陷。文章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空间格局及机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空间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统一空间研究领域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结论为现有研究存在理论体系尚未建立、研究内容不健全、研究方法以定性描述和空间描述为主等问题。建议未来该领域研究应跳出传统土地管理相关理论,多学科交叉,探索地理学、经济学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空间研究方面的理论框架;基于空间格局—演变机制—优化配置的思路,构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空间格局演变动力模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空间与人口/产业的相互影响模型、城乡建设用地统一空间模型,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空间格局及其演变机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空间与人口/产业的协调机制、城乡联系机制下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空间优化3方面来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空间研究。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现状调查与潜力分析——以辽宁省锦州地区为例

以辽宁省锦州市2个试点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利用大比例尺(1:500)外业实测手段详细调查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情况.在对集体土地建设用地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建立集体建设用地潜力分析估算模型,提出了加强该省集体十地建设用地管理的建议.     

哈尔滨市建设用地空间格局分析

研究目的:应用SPOT5遥感影像在GIS软件支持下,研究哈尔滨市建成区和5条高速路周围建设用地的空间格局.研究方法:渐变尺度研究法(VCM).研究结果:在建成区周围6km以内的缓冲区,随步长的增加建设用地面积逐渐增大,在6km处达到最高值,6km以外的缓冲区则呈逐渐递减趋势.在以由哈尔滨市向外辐射的5条高速公路中心线为基线、1.5km为步长的缓冲区内,随着步长的增加,建设用地面积逐渐减少.研究结论:哈尔滨市建成区周围建设用地呈跳跃式发展.高速路周围的建设用地随距离增加面积呈减少趋势.     

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与整理潜力分析——以辽宁省桓仁县为例

在对桓仁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区域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采用极值法、层次分析法和成对比较法建立居民点用地潜力评价体系,得出各指标权重,将其与标准化指标的乘积作为综合评分,对该县2000—2008年间的居民点用地情况进行评价,得出各个乡镇居民点用地的理论潜力和现实潜力。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桓仁县的居民点用地理论潜力和实际潜力均较大,其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任务比较艰巨,鉴于此提出了加强该地区居民点用地管理的建议。     

北京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研究

研究目的:综合自然、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等因素,分析北京市合理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法,空间分析法,文献资料法。研究结果:(1)提出了分区、分模式、分设标准研究北京市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模式和方案;(2)提出了北京市实施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的备选方案和推荐方案;(3)提出了推进北京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政策建议。研究结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对其潜力的估计不能单纯套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等指标进行,而应密切结合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土地利用及规划布局等因素,采用“三分法”(分区、分模式、分设标准)分析来进行;针对北京市的研究表明,尽管2004—2020年间,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理论潜力在308km2—423km2,但从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看,实现200km2以内的腾退比较合适,并且需要因地制宜、积极稳妥、配合必要的政策予以推进。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背景下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析——以广西桂林市全州县为例

为缓解城镇化用地扩张和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不失为一有效途径。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从城乡增减挂钩政策的内涵及意义出发,在对全州县农村建设用地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农村居民点挂钩整理潜力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潜力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全州县整体挂钩潜力较大。     

农村居民点多维要素共生特征与整治策略 ——以贵州省江口县鱼粮溪村为例

研究目的：探究农村居民点多维要素共生机理与特征并提出整治策略,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质性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由“人”“地”“业”“房”要素构成,4维要素间彼此联系、相互响应,并按一定共生规律组合与作用而形成具有共生结构和共生功能特征的农村居民点共生系统;（2）村域经济社会环境与多要素变化共同推动鱼粮溪村居民点共生模式由“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有序演进,不同模式下“人”“地”“业”“房”关键要素的发展程度与相互作用机制不尽相同;（3）基于农村居民点多要素共生机理,可凝练出协调多维共生单元、完善村域共生环境及加快共生模式转型3种整治策略。研究结论：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点整治应充分考虑其共生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激活乡村人口、土地、产业与住宅等关键要素活力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     

地震重灾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以四川省什邡市为例

汶川地震后,灾区农村居民点受到严重损毁,灾后重建工作刻不容缓,土地整治工作势在必行。以四川省什邡市为例,从整理自然条件、整理迫切程度、整理意愿等3个方面10个指标,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指标体系,利用"结构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综合指数评价法确定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结果表明,整理成熟区分布在洛水镇、师古镇等乡镇,整理总面积为751.10 hm2;较成熟区分布在湔氐镇、马祖镇等乡镇,整理总面积为1 074.22 hm2;欠成熟区分布在冰川镇、蓥华镇等乡镇,整理总面积为665.54 hm2。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可以使整治项目避免错过最佳的整治时期,为灾后重建工作提出指导性的建议,同时也为土地整治规划编制提供科学依据。     

农村居民点整理搬迂方案探讨——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农村土地利用不合理现象较为严重,因而对其进行调整势在必行.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搬迁方案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典型的地形地貌单元,分别选取3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基于农村居民点现状和迁村并点的搬迁模式,介绍了针对不同分区设计的大、小两种搬迁方案,并制定了搬迁距离、耕作距离、零星户数等相关搬迁指标,给出了具体的量算过程,最后得出广西农村居民点搬迁面积.     

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评价——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当前土地综合整治规划的热点问题.为了提高整理实施可行性,提供整理时序安排的科学规划依据,以合浦县为例,构建农村居民点自然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潜力释放压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评价体系较全面反映了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影响因素,为科学制定土地整治规划及整理项目安排提供决策依据;合浦县适宜近期、中期、远期整理的农村居民点面积分别为6 466.59 hm2、3 436.31 hm2、6 019.54 hm2,并结合不同整理时期居民点特点,提出整理规划方向.     

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整治模式与生态导向转型 ——以浙江省为例

研究目的：阐释土地整治生态转型内涵,梳理土地整治实践较为超前的浙江省典型整治模式及生态转型困境,通过构建土地整治生态转型理论框架并提出土地整治生态转型的优化路径,助推土地整治生态转型。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归纳演绎法、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1）土地整治生态转型以“两山”理念为指导,通过统筹“山水林田湖草”全要素综合治理,挖掘各要素蕴含的生态服务价值,增强乡村地域生态和文化功能,将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目标的融合,实现以“短、平、快”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土地整治向以生态环境改善和受损生态系统修复为导向的土地整治进行转型。（2）根据运作方式、整治对象和重点的不同,浙江省土地整治模式可分为4类：“土地整治+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土地整治+现代农业引领”模式、“土地整治+传统古村保护”模式和“土地整治+乡村旅游发展”模式。（3）浙江省土地整治生态转型的实践困境包括：土地整治工程措施改变生态系统自然恢复条件、土地整治重经济效益轻生态环境效益、“土地整治+”模式的复杂性影响整治效果。研究结论：土地整治应充分发挥作为管控土地利用转型重要手段的作用,通过重塑生态价值导向明确土地整治转型方向、分区开展生态工程因地制宜优化生态功能、健全绿色基础设施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改善、拓宽两山转化通道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优化土地整治生态转型路径,可有效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助力中国乡村振兴。     

农地整治项目的治理机制研究——以湖北省和山东省的调查为例

研究目的:基于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维度分析农地整治项目治理机制,探究治理机制完善途径。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因子分析、障碍因子诊断。研究结果:(1)农地整治项目契约治理包括控制权配置、风险分担、利益分配和关系协调等机制,关系治理包括信任、承诺、沟通和合作等机制;(2)农户对农地整治项目治理机制的评价(3.50/3.62/3.44)整体处于"一般—比较满意"水平,对政府主导整治项目的评价得分(3.50/3.62)高于非政府主导整治项目得分(3.44);(3)契约治理首位障碍因子为风险分担,关系治理首位障碍因子为沟通;(4)政府主导整治的首位障碍因子为变更通知/技术交底(障碍度5.54%/5.41%),非政府主导整治的首位障碍因子为风险处理程序(障碍度5.42%)。研究结论:合理分担风险、加强信息沟通,是完善农地整治项目治理机制的有效途径;当前农地整治仍应以政府主导为主,非政府主导作为重要的补充形式,还需在实践中继续探索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