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耕地流转去向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为解决耕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粮化”问题,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类型耕地流转去向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并探寻实现粮食产业规模化经营的有效主体。结果表明：2011—2020年,中国耕地“非粮化”率在0.285～0.305之间波动且呈现上升态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耕地“非粮化”率大致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升高的格局;流转入专业合作社与企业的耕地面积比例分别对耕地“非粮化”率产生显著正向和负向影响,其中流转用于粮食种植的耕地面积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发挥重要作用;控制变量中单位耕地面积有效灌溉率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显著负向影响耕地“非粮化”率。研究认为,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然趋势,专业合作社是粮食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现实选择,应兴办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完善粮食补贴制度以抑制耕地“非粮化”。     

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吗 ——基于福建丘陵山区农户的微观调查

研究目的:基于福建省丘陵山区的农户调研数据,探讨耕地细碎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研究方法:有序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结果:(1)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的种植意愿和种植规模;(2)由于粮食的生活保障作用,当耕地细碎化程度增加时,农户同时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概率要高于仅种植经济作物的概率;(3)户主年龄、土壤肥力、承包地梯田占比、耕地分散程度、机械化程度、村庄到县城的距离也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种植意愿和规模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应该在严格把控耕地“非粮化”底线的基础上,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通过缓解耕地细碎化,优化细碎化耕种方式的手段促进粮食生产,从而达到稳固粮食安全的目的。     

山东省耕地“非粮化”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目的：从种植结构和农业生产结构两个方面揭示山东省耕地“非粮化”现状和空间分异特征,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控制山东省耕地“非粮化”、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整群随机抽样,多元线性回归。研究结果：山东省耕地种植结构“非粮化”水平为23.97%,农业生产结构“非粮化”水平为46.81%,两种“非粮化”水平均呈现中东部高于西部的空间格局,前者主要受气候生产潜力指数、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水源距离、表层土壤质地的影响;后者主要受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气候生产潜力指数、距水源距离的影响。研究结论：山东省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深刻影响着耕地“非粮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需要根据自然条件适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种植结构,加快推进农业良种培育技术;在社会经济方面完善种粮补贴制度,多方位解决粮食销路问题,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     

防止耕地“非粮化”的法律规制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非粮化”现象的形成逻辑,确立法律规制理念,提出完善相应法律制度的路径。研究方法：法律文本分析、法律规范解释。研究结果：（1）我国当前“非粮化”现象体现出国家耕地保护政策目标与种植主体经营权之间的矛盾;（2）当前耕地保护立法与中央政策中防止“非粮化”的要求不适配,缺乏明确可操作的法律保障制度;（3）“非粮化”现象本质上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可采用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理论予以治理,以实现市场系统与政府系统资源的有效配置。研究结论：防止“非粮化”的法律制度构建应当以国家干预理论为核心,以赋权、限权、激励的设计思路为导向,最终实现兼顾保障农民收益与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的效果。     

种植类型变化对耕地系统韧性影响的关键阈值研究

研究目的：构建基于恢复力指数的耕地系统韧性分析的理论框架, 探讨存量”非粮化”耕地系统韧性的变化、关键阈值、适应性治理路径,为存量”非粮化”耕地的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提供依据。研究方法：状态空间矢量模法、非参数分析法、专家咨询法等。研究结果：（1）根据耕地系统种植类型变化产生的“内部”和“外部”效应,构建“内部”本底质量保障和“外部”资源环境支撑为基础的耕地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2）根据耕地系统自组织性决定其韧性特性的理论,松阳县扦插茶叶耕地系统恢复力指数0.74和0.75是系统塑性变形阶段和非稳定态变形阶段划分的关键指数,需要在关键时间节点（7年）适时回流保证粮食生产,保持系统韧性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研究结论：（1）耕地系统韧性变化具有阶段性,种植扦插茶叶的耕地在种植7年前后应及时复耕,保护耕地粮食生产能力;（2）存量”非粮化”耕地系统韧性变化的阈值效应显著,建议优先治理已达到或即将达到耕地系统恢复临界点的存量”非粮化”耕地,避免造成耕地功能破坏。     

产业结构、农民收入结构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耕地非粮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产生隐患。选取并整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7年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从产业结构、农民收入结构角度分析了我国省域层面耕地非粮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7年,我国耕地非粮化面积和比率呈现先增长后下降再增长的总体趋势,经济作物产业发达的省份耕地非粮化情况更为严重。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耕地非粮化率都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中,一产比重和三产比重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及耕地非粮化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二产比重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非粮化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比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耕地非粮化率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家庭经营性收入比对耕地非粮化面积起正向作用,但对耕地非粮化率影响作用不大;财产性收入比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耕地非粮化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促进适度耕地非粮化,应尽快对耕地过度非粮化现象采取针对性管控。     

耕地“非粮化”:内涵要义、治理约束及路径选择

耕地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供给的基础支撑,切实保护耕地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当前,我国耕地“非粮化”倾向较为严重,对保障粮食安全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研究发现,耕地“非粮化”防治过程中面临着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产业退出成本高昂、自然生产条件限制、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和耕地权能主体缺位等多重现实约束。基于此,提出提升种粮综合效益、建立分步复耕还粮机制、分类优化粮食产业基础设施、完善主产区配套支持政策、激励耕地权能主体共同参与的耕地“非粮化”治理路径选择及其政策建议,以求突破耕地“非粮化”防治政策实施的现实阻碍,统筹推进“非粮化”防治任务落地落实,构建多元主体参与“非粮化”防治的长效机制。     

节水灌溉技术采纳对种植结构“非粮化”的影响——基于黄淮海地区的调查

探讨种植结构“非粮化”的引致因素和相应治理策略对稳定国内粮食供给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黄淮海地区的农户调查,实证检验了节水灌溉技术采纳对种植结构“非粮化”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了不同情境约束下的效应差异。研究发现:节水灌溉技术采纳对农户种粮倾向、粮食种植面积占比和小麦种植面积占比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节水灌溉技术采纳会诱致种植结构呈现“非粮化”。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拓展回归模型(ERM)进行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上述论断。进一步探讨表明,农户类型和土地细碎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强化这一影响效应。最后,本文提出辩证看待节水灌溉技术采纳带来的影响,优化各类扶持政策,重视纯农户种粮积极性和缓解土地细碎化的建议。     

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种植结构：“非粮化”抑或“趋粮化”

完善农地产权保护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保障。农地“非粮化”问题日益被学界关注,但较少有研究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山大学公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数据,采用IV-2SLS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农地确权总体上会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粮食作物种植。(2)农地确权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要素配置,进一步影响农地种植结构,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配置在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农业资本投入为遮掩效应。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投入正向影响农地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农业资本投入负向影响粮食作物种植比例。(3)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对未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农户粮食作物种植行为影响更显著。因此,农地确权会诱导农地种植“趋粮化”,而不会带来“非粮化”问题。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适当鼓励外出劳动力返乡,将有助于抑制“非粮化”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持农村土地政策稳定性,避免频繁的耕地调整,可以有效保障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发挥。     

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是我国重要战略部署。探究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西南经济欠发达地区差异化管控和引导耕地利用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广西为例,采用综合评价法对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进行耕地“非粮化”空间集聚效应分析,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耕地“非粮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1）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程度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共经历3个阶段。（2）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上整体呈现出“西南高—西北低”格局,并表现出显著空间正相关,“非粮化”现象以广西西南部崇左市最为突出。（3）耕地地势起伏度、年降水量、第一产业比重、土地生产率和城镇化率等8个因素是形成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耕地“非粮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空间差异性,基于此制定差异化管控对策,对缓解耕地“非粮化”,促进耕地有效管护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防止“非粮化”政策演变、问题及建议的思考——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文章以防止“非粮化”政策文本为切入点,梳理了相关政策演变及其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关于防止“非粮化”的政策文件的数量不断增加、类别不断细化、效力级别不断提升,表明国家对粮食安全关注度越来越高;防止“非粮化”政策针对的对象从土地、耕地到基本农田,层次在逐渐缩小,表明政策针对对象更为明确。基于总结分析,文章提出进一步强化“非粮化”治理的建议:(1)加强规划管制,优化粮食生产布局,保障基本农田用于粮食生产;(2)通过金融信贷、补贴政策等支持,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3)明确分类指导,建立健全耕地“非粮化”动态监管机制。未来防止“非粮化”政策制定将紧紧围绕切实稳定粮食生产这一主线,遏制基本农田“非粮化”将是治理的重要对象,而信息化手段将推进动态监管机制走向健全。     

中国粮食种植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近年来,中国部分地区出现愈演愈烈的耕地利用"非粮化"倾向。一些经营主体大规模流转耕地进行种树、挖塘或改种非粮作物,对粮食安全产生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但"非粮化"趋势并非长期存在,要素禀赋变化、幼稚性技术变迁、农业政策干预等因素都会引起趋势改变,种植结构长期处于"非粮化"和"趋粮化"动态转换之中。如何实现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优化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梳理和阐述粮食种植结构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成果,总结了研究发展的脉络、现状以及不足,并展望了今后的方向。     

粮食安全背景下耕地“非粮化”的经济法规制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若放任耕地“非粮化”势必会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现行法律对耕地“非粮化”的规制主要聚焦于耕地种植条件的保护,即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但是,“三位一体”保护并不必然实现耕地“非粮化”的有效规制,耕地经营者也没有将耕地用于粮食生产的法律义务。耕地“非粮化”本质上是市场机制的唯利性,市场障碍以及市场调节的被动性与滞后性等市场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在国家适度干预理论以及控制与激励有效平衡理念下,通过细化耕地类型并差异化赋权,排除工商资本反垄断豁免特权,适当提高粮食补贴水平和粮食收购价格等措施,经济法可以实现耕地“非粮化”的有效规制。     

耕地“非粮化”问题研究

粮食属于准公共物品,离不开政府干预,政府负有阻止耕地"非粮化"的责任。不同类型的耕地种植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目标选择是否种粮。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可以兼顾各耕地种植主体的价值目标,有效防范耕地"非粮化"。论述了政府干预耕地"非粮化"的原因,划分了种粮主体的类型,总结了耕地"非粮化"的原因,提出了阻止耕地"非粮化"的对策。     

中国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分异及驱动机制

研究目的：摸清耕地非粮化的总体态势,揭示非粮化空间分异及驱动机制,为国家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多重共线性诊断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2018年耕地非粮化面积约为54.47×106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2.29%;（2）非粮化面积主要集中于中南部和北部,但高非粮化率主要集中于新疆、贵州和东南沿海。非粮化面积与非粮化率呈现显著不同的空间集聚特征;（3）农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农业机械总动力、乡村劳动力、土地流转面积与非粮化面积对数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共同驱动了全国非粮化的空间格局。但不同尺度、不同区域耕地非粮化驱动因子的空间异质性显著。研究结论：受经济、社会、政策和资源配置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不同尺度下非粮化时空格局差异悬殊、驱动因子空间异质性显著。今后应科学设定非粮化底线、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推进农业差别化补贴,严控非粮化无序增长、稳固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     

中国耕地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框架构建

研究目的：剖析中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实施中的新问题,构建耕地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政策框架,为中国耕地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案。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归纳法、演绎法。研究结果：（1）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耕地保护管控面临着耕地利用与质量建设分割、耕地保护手段单一、国土空间管控对立等新问题;（2）耕地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的目标为提高耕地质量抵抗力、保障非粮耕地恢复力和构造国土空间缓冲力;（3）依据数量、空间、利用方式的管理特征,形成耕地“四级分区”差异化的管控体系,通过全方位提高耕地质量提升耕地粮食总生产能力,实现“藏粮于地”,通过稳定生产和弹性调控,实现应对不同外部冲击情景下的耕地流量有序释放;（4）实现路径包括实施分区的全方位全流程的监测与治理,建立基于发展权和生态价值的补偿机制、“非粮化”复垦专项储备资金,设立保护性开发储备及应急复垦制度等。研究结论：构建中国耕地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框架,实现对现状耕地及潜力耕地分区差异化管控,可以有效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实现耕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管理,提高其利用效益,契合中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非粮化”利用对耕地质量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耕地“非粮化”面积呈显著增加趋势,全国耕地“非粮化”率约在27％以上,但各地区耕地“非粮化”的类型、程度存在差异[1, 2].针对各类“非粮化”利用行为对耕地质量的影响,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施策,有效阻止“非粮化”行为.     

西北旱区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分析——以陕西大荔为例

[目的]摸清耕地“非粮化”类型的时序数量转移和空间动态分布特征，为实现耕地“非粮化”分类管控提供科学方法和依据。[方法]文章以西北旱区农业生产典型县陕西大荔为研究区域，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期的遥感解译数据，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标准差椭圆的方法，探究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的时序数量转移及空间动态分布特征。[结果]（1）数量变化上，20年间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类型呈多元化增加趋势，且近10年“非粮化”率急剧上升；（2）转移类型上，20年间粮食作物是耕地“非粮化”面积增加的最大转出者，其中2000—2010年主要转向杂果树类，增量较小；2010—2020年主要转向杂果树类、设施农业和水产养殖，增量巨大；（3）空间动态上，20年间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加强，其中粮食作物和撂荒地向南部地势较低区域集聚；杂果树类、苗圃花卉和设施农业向北部海拔较高区域扩张；而水产养殖向东部河流集聚。[结论]根据西北旱区不同耕地“非粮化”类型的时空演变特征，为政府分类管控“非粮化”现象、优化区域布局和生产结构提供参考依据。     

粮食安全视角下中国耕地“非粮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研究目的：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耕地“非粮化”研究进展,展望未来研究趋势和重点方向。研究方法：文献回顾法、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在研究尺度上,既有研究更多关注粮食主产区,而多尺度耦合研究尚显不足;在研究内容上,耕地“非粮化”的概念界定较为一致,但测算方法尚未达成共识,耕地“非粮化”的驱动因素及防治策略较为丰富,但就如何构建区域协调治理机制的研究尚且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而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应用不足且多学科综合研究范式亟需完善。研究结论：未来中国耕地“非粮化”研究应着力构建全方位、多角度认知框架并采取分类化的管控策略,加强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重大战略的协同推进,强化多尺度耦合研究完善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增强测算方式的创新与地理空间分析技术的应用,强化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构建耕地“非粮化”研究新范式。     

农地资本化视角下的耕地非粮化研究

研究目的：探究农地资本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农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农地过度资本化问题的防范提供决策依据。研究方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1）随着耕地价格上涨,耕地价格与耕地非粮化存在“U”型关系,“U”曲线在耕地价格为969元/亩时取得极小值,耕地价格上涨对耕地非粮化利用的作用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特征;（2）耕地价格与非粮化的“U”型关系在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存在区域异质性,“U”型关系主要体现在粮食主产区,在耕地价格为876元/亩时取得极小值,较全样本拟合曲线的极小值拐点约降低90个单位。研究结论：农地适度资本化未对粮食安全造成冲击,而当农地过度资本化时,耕地价格上涨会促进耕地非粮化利用。未来在推进农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需要政府有效介入,正确引导和监管市场机制,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率,完善用途管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