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是我国重要战略部署。探究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西南经济欠发达地区差异化管控和引导耕地利用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广西为例,采用综合评价法对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进行耕地“非粮化”空间集聚效应分析,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耕地“非粮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1）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程度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共经历3个阶段。（2）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上整体呈现出“西南高—西北低”格局,并表现出显著空间正相关,“非粮化”现象以广西西南部崇左市最为突出。（3）耕地地势起伏度、年降水量、第一产业比重、土地生产率和城镇化率等8个因素是形成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耕地“非粮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空间差异性,基于此制定差异化管控对策,对缓解耕地“非粮化”,促进耕地有效管护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省耕地“非粮化”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目的：从种植结构和农业生产结构两个方面揭示山东省耕地“非粮化”现状和空间分异特征,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控制山东省耕地“非粮化”、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整群随机抽样,多元线性回归。研究结果：山东省耕地种植结构“非粮化”水平为23.97%,农业生产结构“非粮化”水平为46.81%,两种“非粮化”水平均呈现中东部高于西部的空间格局,前者主要受气候生产潜力指数、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水源距离、表层土壤质地的影响;后者主要受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气候生产潜力指数、距水源距离的影响。研究结论：山东省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深刻影响着耕地“非粮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需要根据自然条件适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种植结构,加快推进农业良种培育技术;在社会经济方面完善种粮补贴制度,多方位解决粮食销路问题,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     

西北旱区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分析——以陕西大荔为例

[目的]摸清耕地“非粮化”类型的时序数量转移和空间动态分布特征,为实现耕地“非粮化”分类管控提供科学方法和依据。[方法]文章以西北旱区农业生产典型县陕西大荔为研究区域,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期的遥感解译数据,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标准差椭圆的方法,探究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的时序数量转移及空间动态分布特征。[结果]（1）数量变化上,20年间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类型呈多元化增加趋势,且近10年“非粮化”率急剧上升;（2）转移类型上,20年间粮食作物是耕地“非粮化”面积增加的最大转出者,其中2000—2010年主要转向杂果树类,增量较小;2010—2020年主要转向杂果树类、设施农业和水产养殖,增量巨大;（3）空间动态上,20年间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加强,其中粮食作物和撂荒地向南部地势较低区域集聚;杂果树类、苗圃花卉和设施农业向北部海拔较高区域扩张;而水产养殖向东部河流集聚。[结论]根据西北旱区不同耕地“非粮化”类型的时空演变特征,为政府分类管控“非粮化”现象、优化区域布局和生产结构提供参考依据。     

耕地“非粮化”问题研究

粮食属于准公共物品,离不开政府干预,政府负有阻止耕地"非粮化"的责任。不同类型的耕地种植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目标选择是否种粮。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可以兼顾各耕地种植主体的价值目标,有效防范耕地"非粮化"。论述了政府干预耕地"非粮化"的原因,划分了种粮主体的类型,总结了耕地"非粮化"的原因,提出了阻止耕地"非粮化"的对策。     

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变迁及“非粮化”影响评估

研究目的：揭示1978年以来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变化规律,量化“非粮化”对耕地食物生产变化的影响程度,为“非粮化”治理、保障食物安全提供基础依据。研究方法：食物热量计算模型、LMDI分解法。研究结果：（1）经过波动增长（1978—1998年）、波动减少（1998—2003年）、快速回升（2003—2016年）和缓慢增长（2016—2020年）,2020年中国耕地食物热量达113.23×1014 kJ,是1978年的2.58倍。（2）耕地食物生产结构呈现口粮减少而蔬果、油料、玉米快速增长的特征,其中口粮热量占比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且西北、广西和青海的耕地食物热量主体分别由口粮转为玉米、糖料和油料;蔬果生产增速最快,热量占比增加了5.02倍。（3）1978—1998年和1998—2003年耕地食物热量变化主要由口粮引起,影响程度分别为46.31%和-64.84%;2003—2016年和2016—2020年耕地食物热量增加分别源于玉米和蔬果的贡献,程度为53.42%和28.30%。（4）1978—1998年、1998—2003年和2016—2020年,“非粮化”分别在14.63%、73.30%和23.81%的程度上抑制了耕地食物热量增长,其中,2016—2020年,“非粮化”是上海、江西、海南和贵州耕地食物热量减少的主因。研究结论：中国耕地食物生产在总量增长的同时向多样化转型,“非粮化”抑制了耕地食物供给增长。要树立大食物观,以耕地食物增产作为分区域、分次序推进“非粮化”治理的重要原则,重点关注“非粮化”导致耕地食物供给减少的地区。     

我国耕地“非粮化”整治成效、困难、问题及对策建议

目的 文章基于当前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情况,分析整治成效、面临困难与存在问题,提出耕地“非粮化”整治优化方略,推动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稳妥有序进行。方法 文章主要采取文献分析和政策文件解读方法。结果 （1）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防止耕地“非粮化”政策,各地启动耕地“非粮化”整治行动,有效抑制耕地“非粮化”,扭转耕地面积大幅减少的局面。（2）耕地“非粮化”整治也面临一些困难,出现急于求成,一刀切等问题,经济损失大,矛盾激化;部分地区缺乏系统性,效果不理想;给农民增收与农业增效带来负面影响;一些地方耕地种植管控行为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存在一定的冲突。（3）为推动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稳妥有序进行,建议采取将“耕地非粮化整治”明确为“基本农田非粮化整治”、优化基本农田划分方案,实现“基本农田”名符其实,充分考虑农民群众的切实利益,稳妥有序整改,切忌简单粗暴一砍了之等6项应对措施。结论 我国耕地“非粮化”整治成效显著,但面临的困难与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应进一步优化耕地“非粮化”整治策略。     

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吗 ——基于福建丘陵山区农户的微观调查

研究目的:基于福建省丘陵山区的农户调研数据,探讨耕地细碎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研究方法:有序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结果:(1)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的种植意愿和种植规模;(2)由于粮食的生活保障作用,当耕地细碎化程度增加时,农户同时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概率要高于仅种植经济作物的概率;(3)户主年龄、土壤肥力、承包地梯田占比、耕地分散程度、机械化程度、村庄到县城的距离也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种植意愿和规模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应该在严格把控耕地“非粮化”底线的基础上,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通过缓解耕地细碎化,优化细碎化耕种方式的手段促进粮食生产,从而达到稳固粮食安全的目的。     

中国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分异及驱动机制

研究目的：摸清耕地非粮化的总体态势,揭示非粮化空间分异及驱动机制,为国家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多重共线性诊断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2018年耕地非粮化面积约为54.47×106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2.29%;（2）非粮化面积主要集中于中南部和北部,但高非粮化率主要集中于新疆、贵州和东南沿海。非粮化面积与非粮化率呈现显著不同的空间集聚特征;（3）农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农业机械总动力、乡村劳动力、土地流转面积与非粮化面积对数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共同驱动了全国非粮化的空间格局。但不同尺度、不同区域耕地非粮化驱动因子的空间异质性显著。研究结论：受经济、社会、政策和资源配置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不同尺度下非粮化时空格局差异悬殊、驱动因子空间异质性显著。今后应科学设定非粮化底线、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推进农业差别化补贴,严控非粮化无序增长、稳固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     

节水灌溉技术采纳对种植结构“非粮化”的影响——基于黄淮海地区的调查

探讨种植结构“非粮化”的引致因素和相应治理策略对稳定国内粮食供给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黄淮海地区的农户调查,实证检验了节水灌溉技术采纳对种植结构“非粮化”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了不同情境约束下的效应差异。研究发现:节水灌溉技术采纳对农户种粮倾向、粮食种植面积占比和小麦种植面积占比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节水灌溉技术采纳会诱致种植结构呈现“非粮化”。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拓展回归模型(ERM)进行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上述论断。进一步探讨表明,农户类型和土地细碎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强化这一影响效应。最后,本文提出辩证看待节水灌溉技术采纳带来的影响,优化各类扶持政策,重视纯农户种粮积极性和缓解土地细碎化的建议。     

粮食安全背景下耕地“非粮化”的经济法规制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若放任耕地“非粮化”势必会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现行法律对耕地“非粮化”的规制主要聚焦于耕地种植条件的保护,即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但是,“三位一体”保护并不必然实现耕地“非粮化”的有效规制,耕地经营者也没有将耕地用于粮食生产的法律义务。耕地“非粮化”本质上是市场机制的唯利性,市场障碍以及市场调节的被动性与滞后性等市场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在国家适度干预理论以及控制与激励有效平衡理念下,通过细化耕地类型并差异化赋权,排除工商资本反垄断豁免特权,适当提高粮食补贴水平和粮食收购价格等措施,经济法可以实现耕地“非粮化”的有效规制。     

不同类型耕地流转去向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为解决耕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粮化”问题,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类型耕地流转去向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并探寻实现粮食产业规模化经营的有效主体。结果表明：2011—2020年,中国耕地“非粮化”率在0.285～0.305之间波动且呈现上升态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耕地“非粮化”率大致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升高的格局;流转入专业合作社与企业的耕地面积比例分别对耕地“非粮化”率产生显著正向和负向影响,其中流转用于粮食种植的耕地面积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发挥重要作用;控制变量中单位耕地面积有效灌溉率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显著负向影响耕地“非粮化”率。研究认为,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然趋势,专业合作社是粮食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现实选择,应兴办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完善粮食补贴制度以抑制耕地“非粮化”。     

耕地“非粮化”领域政府部门职责明晰化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构建职责表述具晰化、职责边界清晰化和跨部门协同明晰化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对耕地“非粮化”治理中政府部门职责明晰化情况进行评价。研究方法：文本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研究结果：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国家发改委在耕地“非粮化”领域的职责明晰化表现相对较好,职责明晰化的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以及国家发改委;四部门在职责表述具晰化上的得分相对较高,在职责边界清晰化上的得分则相对较低,在跨部门协同明晰化上的得分介于前两者之间。研究结论：要实现耕地“非粮化”治理中政府部门的职责明晰化,必须厘清农业农村部在耕地“非粮化”治理的具体职责,推动自然资源部与农业农村部建立明确清晰耕地“非粮化”监测的跨部门协作机制,同时明确国家发改委的职责表述并厘清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职责边界。     

农户转入耕地及其“非粮化”种植行为与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河北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浙江、河北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对农户转入耕地行为与规模和转入耕地后"非粮化"种植行为与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甄别。结果表明:户主的年龄、所经营的耕地面积、流转租金、转入年限和地区差异是影响农户是否转入耕地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转入耕地规模的主要因素。转入方式、合同批准单位和地区差异是影响农户在转入耕地上的"非粮化"种植行为的主要因素;户主年龄、所经营的耕地面积、非农收入所占比重、流转租金和地区差异是影响农户在转入耕地上的"非粮化"种植规模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高度重视与关注耕地流转后的"非粮化"种植现象,进一步优化粮食生产布局,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耕地流转中过度“非粮化”倾向产生的原因与对策

针对近年来我国典型地区耕地流转中出现的过度"非粮化"问题,剖析了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即:种粮比较效益低、法律和政策规定对土地流转的用途不够明确、地方政府对种粮缺少应有的支持与鼓励、农地管理制度和监督缺乏、土地流转费用高以及对流转后耕地用途的片面理解等。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即:完善粮食补贴制度、对耕地流转的农业用途做明确的划分、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保障种粮农民的利益、加大金融信贷、农业保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影响分析与组态分析的双重视角

研究目的：探究中国耕地“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压力、状态与响应因素的多重并发影响和因果组态复杂机制。研究方法：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的影响分析和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法（fsQCA)的组态分析。研究结果：（1)2004—2020年中国耕地“非农化”面积总体呈增长态势，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城市和不同单元分别表现出“东多西少”“阶梯递增”“中西扩散”特征。（2)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体现出明显时空异质效应，其中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产业结构是普遍性的因素。（3)压力、状态与响应中单因素并不构成影响耕地“非农化”的必要条件，不同地区耕地“非农化”的实现是诸多因素构成的不同组态构型并发协同作用的结果，但在不同组态构型的核心因素和辅助因素会发生角色和地位的转换。研究结论：耕地“非农化”受经济、社会和资源配置等多重因素影响，地方政府在制定调控管理政策时需着眼于不同组态路径中压力、状态及响应多重条件的适配关系，加强城市建设占用耕地的空间规划管控。     

工商资本下乡“非粮化”“非农化”的原因及解决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工商资本下乡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但在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引发了农地"非粮化""非农化"等问题。分析了工商资本下乡的动因,探讨了造成工商资本下乡"非粮化""非农化"的原因,据此提出建议对策。     

防止耕地流转中的“非粮化”

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不断出现,许多地区加快了耕地流转的进程,对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现行一些新型的市场化流转模式,如农户与企业、农户与专业合作社、农户与专业大户之间的流转“非粮化”较为明显。耕地流转“非粮化”现象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比较效益的正常反应,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耕地流转“非粮化”从长期来看可能因减少耕地面积而危及国家粮食安全。一、耕地流转“非粮化”的特点与原因从流转对象来看,农户对农户流转的耕地基本还是用来种粮食,但农户对协会、农户对企业、农户对种植养殖大户的流转,     

产业结构、农民收入结构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耕地非粮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产生隐患。选取并整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7年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从产业结构、农民收入结构角度分析了我国省域层面耕地非粮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7年,我国耕地非粮化面积和比率呈现先增长后下降再增长的总体趋势,经济作物产业发达的省份耕地非粮化情况更为严重。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耕地非粮化率都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中,一产比重和三产比重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及耕地非粮化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二产比重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非粮化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比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耕地非粮化率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家庭经营性收入比对耕地非粮化面积起正向作用,但对耕地非粮化率影响作用不大;财产性收入比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耕地非粮化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促进适度耕地非粮化,应尽快对耕地过度非粮化现象采取针对性管控。     

耕地“非粮化”:内涵要义、治理约束及路径选择

耕地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供给的基础支撑,切实保护耕地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当前,我国耕地“非粮化”倾向较为严重,对保障粮食安全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研究发现,耕地“非粮化”防治过程中面临着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产业退出成本高昂、自然生产条件限制、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和耕地权能主体缺位等多重现实约束。基于此,提出提升种粮综合效益、建立分步复耕还粮机制、分类优化粮食产业基础设施、完善主产区配套支持政策、激励耕地权能主体共同参与的耕地“非粮化”治理路径选择及其政策建议,以求突破耕地“非粮化”防治政策实施的现实阻碍,统筹推进“非粮化”防治任务落地落实,构建多元主体参与“非粮化”防治的长效机制。     

防止耕地“非粮化”的法律规制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非粮化”现象的形成逻辑,确立法律规制理念,提出完善相应法律制度的路径。研究方法：法律文本分析、法律规范解释。研究结果：（1）我国当前“非粮化”现象体现出国家耕地保护政策目标与种植主体经营权之间的矛盾;（2）当前耕地保护立法与中央政策中防止“非粮化”的要求不适配,缺乏明确可操作的法律保障制度;（3）“非粮化”现象本质上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可采用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理论予以治理,以实现市场系统与政府系统资源的有效配置。研究结论：防止“非粮化”的法律制度构建应当以国家干预理论为核心,以赋权、限权、激励的设计思路为导向,最终实现兼顾保障农民收益与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