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率、融资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

文章采用江苏省制造业生产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层面数据,考察了企业生产率、融资约束等因素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论文发现生产率和融资约束都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变量,相比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受融资约束的影响更加强烈;融资约束的影响会随着生产率水平而发生变化,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融资约束变量在企业对外投资决策中产生的影响越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产率和融资约束只对企业是否进行国际直接投资以及海外投资项目数量产生影响,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     

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二元边际与生产率门槛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8-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东道国金融发展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上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以及投资所需生产率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生产率的企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异质性的。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会系统性地降低投资所需的生产率水平，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次数和规模。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的东道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更显著，投资所需生产率下降得更多。尽管如此，高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的最低生产率门槛仍然高于低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控制了金融发展指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     

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文章针对以往研究中忽视的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性特征,利用上市企业关联交易数据库和企业年报获取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融资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间存在的复杂影响。多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二元边际呈现显著的制约效应,并且这种约束效应与融资约束强度存在正向关联,对于集约边际的负向影响均高于扩展边际;第二,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的二元边际影响存在显著的所有制差异,对民营企业的抑制效应尤为显著,但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并不存在负向影响,即金融压制体制以及银行信贷"所有制歧视"可能极大地阻碍了民营企业国际化进程;第三,在不同对外投资类型中,生产型、研发型和资源型对外投资所产生的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融资约束对其ODI二元边际均呈现一定的抑制效应,尤其对于生产绿地型投资的约束效应最强。因此,对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消除银行贷款活动的"所有制"歧视,积极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快中国本土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检验——以服装、纺织和鞋帽类企业为例

本文以中国服装、纺织和鞋帽类企业为例研究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与其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通过检验有如下发现:第一,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对外投资;第二,投资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其生产率不一定比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企业高;第三,就市场寻求而言,当地生产类投资的企业要比商贸服务类投资的企业生产率高;第四,投资目的国多的企业不一定比投资目的国少的企业生产率高。因此通过本文的研究更深层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特征。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检验——以服装、纺织和鞋帽类企业为例

本文以中国服装、纺织和鞋帽类企业为例研究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与其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通过检验有如下发现:第一,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对外投资;第二,投资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其生产率不一定比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企业高;第三,就市场寻求而言,当地生产类投资的企业要比商贸服务类投资的企业生产率高;第四,投资目的国多的企业不一定比投资目的国少的企业生产率高。因此通过本文的研究更深层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特征。     

融资约束、产品质量与出口目的地选择

文章将融资约束、产品质量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研究企业融资约束对其出口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并从产品质量的视角进行机制分析。理论模型推导得出企业生产率与其在低收入国家出口占比呈负相关关系,而融资约束的存在则强化了这种负相关关系。通过理论分析发现,生产率、融资约束对于企业最优产品质量选择的决策会产生相反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对产品质量偏好不同的情况下,这种机制恰恰可能解释了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的差异。文章使用中国微观企业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低收入国家贸易占比成正向关系,此外融资约束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着调节效应,生产率的提高可以缓解企业由于受到融资约束带来的影响。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障碍分析——基于生产率异质性理论的分析方法

论文以Melitz(2003)的生产率异质性方法为基础,以湖南省87家"走出去"企业为例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从生产率总体水平看,没有1家企业4项指标都达标准分值,无优势企业特征明显;投资主体的企业性质和组织方式直接制约企业"走出去"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在投资决策和经营战略层面都存在异质企业行为趋同现象,严重影响投资后的整合竞合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结果表明,无优势企业对外投资可能会出现Melitz(2003)提出的产业内演进效应,面临典型的进入-退出轨迹。为此,论文从中国国际生产网络及其组织机制的构建进行策略设计,提出依托国际生产组织、促成企业与政府合力是推进当前我国无优势企业对外投资的有效路径。     

环境标准软联通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自国际环境认证的研究视角

文章选取国际环境认证这一环境标准软联通方式作为研究视角，运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的经验证据，探讨了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环境认证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通过国际环境认证来进行环境标准软联通有助于其“走出去”。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国际环境认证不仅有助于通过改善企业环境绩效以降低环境壁垒，还有助于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降低资金壁垒，从而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截面分析发现，当投资国家为“一带一路”国家、行业特质为重污染、市场竞争为高程度、产权性质为民营时，国际环境认证更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论揭示了国际环境认证视角下环境标准软联通的对外直接投资效应，拓展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因素研究，为政府推进环境标准软联通、企业实现“走出去”提供了决策参考。     

金融发展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论文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指出,东道国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竞争效应和融资效应两种渠道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且两种效应的作用相反。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金融发展所产生的融资效应要大于竞争效应,且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门槛系效应,只有当行业的融资需求达到一定水平,这一促进作用才存在。另外,金融发展对于技术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加明显。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提升的实证研究

随着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逐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技术提升的相互影响会不断增强。本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关系做了初步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过去20年里,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同步关系,但由于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力度较弱,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作用并不是十分明显,但同时也意味着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空间很大。     

利润率对企业OFDI决策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11)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合并数据,使用Probit模型检验了资产利润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资产利润率越低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在将OFDI样本按照投资动因分类检验时发现,利润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进行技术研发类OFDI,利润率越低的企业越倾向于进行商贸服务类、当地生产类和资源开发类OFDI。在将OFDI按照不同的投资目的国分类检验时发现,利润率越低的企业越倾向于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利润率对投向发达国家的OFDI决策影响不显著。     

境外投资者治理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影响的研究

基于企业金融投资决策的预防性动机与投机性动机,以“沪港通”交易机制为视角,考察了境外投资者治理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的影响,并通过影响机制识别不同动机下产生的双重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在投资决策中对金融投资的倾向性,且这一影响在高成长性、风险承担能力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同时,境外投资者还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企业投资结构与抑制管理层自利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进行积极干预,并以此对企业预防性与投机性金融投资决策发挥出积极的双重治理作用。     

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

本文使用广东省上市公司2008-2012年面板数据来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存在自我选择效应,甚至存在一定的生产率悖论。企业规模,利润,人力资本,所有制结构都是影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学习效应,学习效应的发挥受到母公司人力资本和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实证——与出口的比较分析

与大规模的出口和FDI的吸收相比,中国OFDI还处于较低水平。文章基于企业对外出口与直接投资的模型分析,考察东道国生产的固定成本、工资水平、市场规模以及跨国间贸易成本和企业生产率等多种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采用中国与29个国家(地区)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些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要实现对外特别是对发达国家较大规模的直接投资,还尚待时日,企业应该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推进生产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生产结构等方面做出努力,政府需要在构建与东道国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方面对企业走出去加以支持。     

融资约束是制造业企业出口和OFDI的原因吗?——来自中国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贸易与投资逐渐成为企业国际化的主要组织形式。文章构建了可用于分析融资约束与企业国际化的理论模型,发现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可以实现出口,融资能力最强的企业则可以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发现对出口依赖度较高且金融市场尚发育不完全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进一步减少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金融市场摩擦,帮助最有竞争力和最高效率企业实现国际化经营,从而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实现贸易增长方式转型的战略目标。     

东道国资本管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上市企业跨国并购的微观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5年上市企业匹配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道国资本管制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原因是资本管制放松会降低资本使用成本,方便企业在当地融资,而且这种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上。另外,在拥有较高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政府治理水平的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更大。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融资约束紧的企业更适合选择到资本管制较轻的国家或地区投资。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否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鉴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可能通过管理层激励或外部监督等机制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18年海外子公司规模数据和2011—2018年海外子公司绩效数据分析了董责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责险扩大了企业对外投资规模,表现为海外子公司数量的显著增加。此外,董责险有利于提高企业对外投资绩效,说明董责险的道德风险机制并非占主导地位。进一步检验发现,董责险对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促进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更为显著,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强化董责险对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董责险通过增加企业风险承担和减少企业代理成本两条路径提升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验证了董责险的管理层激励和外部监督机制,但缓解融资约束的机制并未被验证。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在中国企业中推行董责险和更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

本文认为,东道国文化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间的文化差距越小,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的风险相对越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同样必须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对外直接投资速度与母公司绩效:基于吸收能力视角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运用2004~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企业(机构)投资名录,将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引入国际投资理论体系中,从吸收能力视角出发,重点考察投资速度对母公司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对母公司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呈现"倒U型";(2)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大体一致,但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调节作用要弱于非国有企业;(3)吸收能力负向影响投资速度与母公司生产率间的"倒U型"关系,这一点在分样本回归中也得到了证明。政府制定政策时要调控海外投资速度,不同类型企业监管力度和方向应有所差异,企业本身要增大研发投入和吸引优秀人力。     

对外直接投资速度与母公司绩效:基于吸收能力视角分析

运用2004~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企业(机构)投资名录,将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引入国际投资理论体系中,从吸收能力视角出发,重点考察投资速度对母公司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对母公司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呈现"倒U型";(2)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大体一致,但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调节作用要弱于非国有企业;(3)吸收能力负向影响投资速度与母公司生产率间的"倒U型"关系,这一点在分样本回归中也得到了证明。政府制定政策时要调控海外投资速度,不同类型企业监管力度和方向应有所差异,企业本身要增大研发投入和吸引优秀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