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对中国FDI的影响研究——基于直接和间接两个效应视角

现有研究一般仅考虑环境管制对FDI的负面直接影响作用,却忽视了考察环境管制通过刺激企业提高环境技术水平而影响FDI这一间接效应,此外,大多数文献将环境管制作为绝对的外生变量,因而造成了估计结果的有偏且不一致。基于此,文章从理论层面上研究了环境管制对FDI的影响机制,从实证层面上应用动态面板模型(GMM)考察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效应并试图缓解内生性。研究发现,从直接效应上看,环境管制对FDI仍然存在较大的"门槛效应",间接效应的存在虽然在估计中降低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负面影响,但总体上看直接效应仍然是影响环境管制与FDI关系的主导效应。由此可见,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合理使用环境管制政策作为"筛选"和"调配"外资的重要工具对于优化外资结构、营造和谐文明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借助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分析工具,通过建立FDI与三产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实证模型,动态的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的推动我国就业的＂非农化＂,推动了产业升级,但是对第三产业影响力不足。本文最后针对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了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我国FDI的区位选择?——基于成本视角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对FDI区位分布存在显著负面影响,但是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的证据并不充分,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并不能抵消经济发展水平、管理成本、贸易成本等形成的比较优势。其中,环境治理成本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东部地区FDI量质齐升,管理成本、贸易成本的降低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外资企业的入驻;对于中部地区而言,环境治理成本的上升对FDI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贸易成本的降低是吸引FDI的主要优势;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低环境治理成本对FDI的影响并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成本、贸易成本是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这表明向底线赛跑的破坏性地方竞争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招商引资问题,一味地放松环境管制只能吸引来污染型外商直接投资,既损害了区域环境又不利于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基于出口增加值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环境规制会对制造业的贸易比较优势产生先抑制再促进的"U"型动态影响;技术引进、人力资本、外资参与均显著地促进了贸易比较优势的提高;自主研发、人均资本和企业规模并未发挥出预期的积极作用;环境规制对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的技术创新方式上存在差异,对自主研发主要表现为"抵消效应"和"约束效应",对技术引进则主要表现为"倒逼效应"和"补偿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政府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贸易的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各个省市作为基础横截面单元,进而将其归并入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形成区域性横截面单元,利用各横截面单元1992～2003年的样本组成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考察 FDI 对中国不同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FDI 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对东部地区而言,FDI 对出口有显著的创造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其创造效应不显著。与此类似,FDI 对东部地区进口贸易表现出较强的替代效应,而中、西部地区的这种替代效应则相对较弱。     

FDI、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了研究FDI、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使用泰尔指数测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2002~2014年我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DI、产业结构升级都分别缩小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FDI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地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时,人力资本、外贸依存度、城镇化率、政府干预能力和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又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0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以索洛余值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表征技术进步,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方法对环境规制影响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中部和全国表现为倒"U"型关系,而西部地区表现为"U"型关系;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间接效应比较显著,其中东部与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提高有利于FDI技术效应溢出,从而促进技术进步,而中部地区的间接效应抑制了技术进步。     

环境管制程度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外商投资企业（FDI）细分为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和独资企业三种形式后,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重新审视了地方环境管制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并基于风险偏好的视角对以上发现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不同类型FDI进行区位选择时对环境管制的偏好有别,其中合作企业偏好环境管制标准较高的省份,独资企业则相反,合资企业介乎二者之间。另外,FDI对地方环境管制水平的偏好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环境管制水平较高的省份更容易引进FDI,而在“独资化”比例逐步加大的趋势下,中西部地区要警惕成为部分FDI（尤其是独资企业）的“污染避难所”。     

FDI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1999-2005年外商投资对中国31个省内资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出这几年总的外商投资外溢效应为正,但并不是很大,可是各个省市间的发展水平已有了显著的变化.并且更进一步研究了东、中、西部的不同情况,研究表明目前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和前些年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且地区间以及省份间的变化均十分明显,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外溢出效应为正,中部地区各个省份的分歧较大,溢出效应各不相同.     

为什么中国会对FDI具有吸引力?——基于环境规制与腐败程度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通过一个三阶段的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博弈框架,重点考察了在地方政府主导的体系中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与腐败程度对吸引FDI流入的影响,并利用1998～2010年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加以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确实将污染型企业转移至中国环境标准执行较低的地区,这一结果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此外,由于地方政府倾向于降低社会福利权重,从而加剧了腐败程度,造成“逐底竞赛”,导致资本错置。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扩展边际的分析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概念,并对ALP(2015)二元边际分解模型进行改进,据此测算中国各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从扩展边际的角度实证检验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同时基于资本的跨区、跨国流动替代性机制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制度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第二,政府的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能促进中国OFDI的扩展边际,而母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法制建设不完善均会导致资本的外逃。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展边际同时存在"制度激励"和"制度逃逸"现象。第三,东部、中部和西部制度质量初始禀赋的不同使得部分地区资本的跨区流动对跨国流动形成完全或部分替代,三大区域OFDI的扩展边际因而呈现差异化的制度效应。东部具有更强的制度逃逸特征,中部的制度激励特征则更为明显,但西部这两种特征均未出现。     

民生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及解释——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采用1978-2010年省级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政府民生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民生支出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挤入作用,但其政策效应存在着的地区和城乡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城乡居民具有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其中支出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大于城镇居民。     

制度质量与FDI的产业增长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东道国制度环境入手,创新地将FDI吸收能力理论、溢出理论与制度环境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内,探讨制度质量对东道国吸收能力、FDI溢出效应的具体影响机制与效应。采用中国各省区1990~2010年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市场化程度的情况下,FDI的增长效应不再为正,甚至转变为显著的负效应。这表明,FDI在东道国的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制度门槛"效应特征。FDI对东道国的产业增长效应是通过当地制度环境改善来实现的,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FDI在该地区的产业增长效应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表明,改善制度质量的国内改革是提升对外开放质量的先决条件。     

环亚太重叠式自贸区对中国双边经济的效应分析--基于GMM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建立自贸区(FTA)正成为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选取亚太地区24个经济体1992-2014年552个样本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同发达国家每签订一个自贸协定,对成员国的双边贸易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果APEC机制下的发展中经济体都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将会导致亚太经合组织功能的"失位";FTA的"叠加"将导致贸易停滞现象;在总体上,FTA的贸易效应十分明显,中国同亚太发展中经济体建立FTA能够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但FTA的数量应该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     

FDI溢出效应和自主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基于中部六省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区域经济的视角,通过对我国中部六个省份2005-2014年的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引入FDI溢出效应与自主创新能力的交叉项,实证分析了FDI溢出效应、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二者的交叉项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未考虑自主创新能力时,FDI的溢出效应对中部六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弱化的效果。在考虑了自主创新能力,引入FDI的溢出效应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交叉项之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促进了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环境规制对中国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地区,环境规制的严格化对吸收FDI是存在影响的。实证的结果告诉我们,这种环境规制对FDI流入量的影响是负面的。当然,环境规制不是影响FDI流量的主要因素,像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这些因素对于吸收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是起决定作用的。     

FDI、科技创新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幅员辽阔、省域差异明显的中国,考虑空间因素研究FDI、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文章遵循"理论—模型—实证"的技术路线,考虑空间因素,对FDI、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研究进行了机理分析、作用路径分析及经验分析。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空间效应分解的研究表明:中国省域FDI、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关联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特别地,FDI与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无论在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独立效应,还是双重效应的作用下,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均大于FDI的作用;最后,本文就FDI与科技创新的空间交互作用对城镇化提出了政策建议。     

论全球化、政治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其与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发展质量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作者利用全球128个经济体在1975—2012年间的相关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全球化与政治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其一,一个经济体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均会显著地促进其经济增长。其二,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一个经济体主要领导人所属政党的执政年数越长就越有利于其经济增长。其三,通过考察全球化指数与政治稳定性之间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全球化与政治稳定性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存在替代效应。即一个经济体全球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政治稳定性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非常显著,但随着该经济体全球化程度的提升,不同利益团体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实现利益,从而降低了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对政治稳定性的依赖。     

FDI规模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30个省级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关于环境污染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和产出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1999~2012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分别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通过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全国及分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即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治理没有促进效应,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与环境污染排放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这反映了当前地方政府缺乏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和前瞻性,各地正面临环境越污染越治理的困境。     

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07年中国与74个东道国的数据,采用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对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经验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是决定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密切的贸易联系也会显著地促进中国的投资,然而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建设却会产生抑制作用,此外东道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也不会显著地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