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资本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知识资本及其与制度质量交互作用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理论假设,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知识资本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知识资本及其与制度质量交互项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较好地验证了理论假设。在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中国人口红利及资源环境等传统竞争优势日渐消失的背景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应注重提升知识资本创造和积累能力,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下推动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技术复杂度及其跨国比较研究

中国出口贸易显著的加工贸易特征,使得单纯的贸易统计和贸易分类数据无法真实反映中国的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现状,甚至会夸大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和技术含量,从而产生中国的比较优势发生显著改变的统计假象。为了真实反映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含量及其比较优势,本文使用OECD(2009)提供的投入产出数据库,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主要从产业技术特征的国别差异角度出发,测算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技术复杂度,并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与欧美日以及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技术密集度显得相当低下。(2)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规模虽然极其庞大,中国出口篮子的技术复杂度却令人震惊的低下;中国虽是"贸易大国",却不是"贸易强国"。本文的结论为评估和反思中国当前的经济和贸易发展模式提供了部分依据。     

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探究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汇率上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促进作用,对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抑制作用。从影响机制上分析,人民币升值通过"种类效应""创新效应"和"资本效应"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并通过"种类效应"以及"竞争效应"降低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一般贸易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和东部企业的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敏感,国有控股企业和中西部企业的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不敏感,而加工贸易企业的进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敏感,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不敏感。     

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和制造业增长

本文利用1998~2011年中国26个制造行业数据,采用反射法和适合度法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进行了测算,研究了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对行业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变动特点与中国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复杂度较低但呈稳步上升态势,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复杂度较高但有下降趋势。此外,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对行业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制造行业增长受到的影响不同,重工业、同质性行业和中等技术行业的增长受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显著,而轻工业、异质性行业和低等与高等技术行业增长受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较小。     

基础设施对服务出口品质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结合服务贸易特征,本文探讨了基础设施影响服务出口品质(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并借鉴Mishra等(2011)所构造的指标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表明,基础设施规模与质量稳健提高了各国的服务出口品质,而且基础设施规模对中国服务出口品质提升具有较好解释力;另外,人力资本、市场潜力也同时对服务出口品质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长期FDI会对东道国服务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挤出效应";丰裕的自然资源虽然为提升服务出口品质提供物质保障,但自然资源诅咒确实存在。     

进口服务中间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选取48个国家和地区1997～2007年的出口、人均GDP数据计算了各国出口复杂度排名,并以此为依据对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了定量评估。结合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四类产业截面的面板数据误差修正模型,定量测算了进口服务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供应商主导型、规模经济型、专业制造型和科技主导型等四类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国际排名总体上较为靠后;从长期效应看,进口服务中间投入确实对我国出口复杂度具有积极影响,而且知识与技术需求量高的制造业所受的影响最为显著。     

金融发展对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行业外部金融依赖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和技术研发效率两个视角,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指出越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其能够提供的融资规模及效率也越高,同时提升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水平及技术研发效率,并在人力资本的作用下共同提高了出口净技术复杂度,且外部金融依赖不同的行业受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实证部分选取了衡量不同金融发展特征的指标(金融发展效率PRIV指标、商业银行相对集中度CONC指标、股票市场交易效率SMTR指标)以检验金融发展对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符合理论机制。文章进一步引用了Rajan和Zingales(1998)的行业外部金融依赖系数以区分不同行业的外部金融程度,进而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不同行业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发现具有较高外部金融依赖行业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出口净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效应更显著。     

祖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

利用大陆30个省2005-2017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劳动力和资本质量提升有利于对台出口技术复杂度发展,且其对加工贸易型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力更大;沟通机制通畅有利于对台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并与要素质量交互作用影响其发展;劳动力质量对沟通机制影响过程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且这种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一般贸易型出口技术复杂度上,资本质量的整体调节效应并不显著,但对一般贸易型对台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负向调节效应。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出口目的国与出口产品复杂度北大核心CSSCISSCI

价值链嵌入位置对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关乎一国贸易政策以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分工战略制定。文章基于需求侧“技术复杂度偏好”这一视角考察价值链嵌入位置差异对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使用UNCOMTRADE（1998～2014年）6位数贸易数据和WIOD（1995～2011年）国家一行业水平经济指标及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基于全球生产分工下的出口复杂度和价值链中要素供给侧上游度、产品需求侧下游度。研究发现,供给侧以及需求侧嵌入位置均与出口产品复杂度显著正相关;出口产品复杂度随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递增;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出口目的国人均收入之间交互项为负,当出国目的国为高收入国家时,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位置更加靠近最终产品使用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对低复杂度行业的影响更显著,有助于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国家间转移。     

资本账户开放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提出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国内金融市场深度、金融市场流动性和多样性、对外投资规模、宏观经济稳健性和外汇储备充足程度6个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因素,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得到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资本市场应该坚持有限和定向的开放。这是因为虽然我国宏观经济金融基本稳定,但利率尚未市场化且汇率政策弹性仍旧不足,所以资本账户还未到全面开放的时间,但是未来几年中国应该抓住上海自贸区带来的难得的机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更快与发达国家接轨。资本账户有限开放是指放松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以及对资本市场开放设投资方资格要求。定向开放是指我国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需要与未来战略伙伴国家签订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双边投资协定,将中国金融市场准入的资格作为我国政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工具。     

出口平台型FDI及其出口溢出效应的研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导向切入,利用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对其FDI的出口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中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水平和垂直出口溢出提高了我国内资企业的出口倾向。其中,水平出口溢出方面,出口导向型行业FDI的出口信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远大于市场寻求型行业中FDI的出口溢出;垂直出口溢出方面,制造业的后向溢出效应十分显著,而前向溢出效应则不显著。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和计算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利用1997-2009年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论表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即,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在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外贸发展方式亟待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提倡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应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张,更应注重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如此,才能更为有效地推进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型,以及更为有效地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人口集聚、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与技术复杂度

在中国人口增长趋势放缓的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城市人口数据和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探讨了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首先,对企业所在城市的人口集聚和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度,运用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其次,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中小城市的企业相较于大城市的企业、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未受到人口集聚的显著影响;再次,本文还检验了人口集聚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三个渠道：企业创新、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拓展分析中,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验证了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人口集聚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加速器。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增强,显著地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我国应注重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水平,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加速器。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增强,显著地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我国应注重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水平,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北大核心

文章基于中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利用2000～2018年增加值贸易数据，从FTAs水平深度和垂直深度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协定深度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TAs深度的提升能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且相较于垂直深度，水平深度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问题处理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FTAs深度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制造业类型和出口目的国(地区)类型不同而具有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FTAs深度可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进一步的反事实模拟表明，加入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均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且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效果最强，其次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中国是否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预测结果相比，区域贸易协定水平深度对制造业整体以及分类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效果更加显著。     

数字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现代科技融合而成的新产物,不仅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也促使了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以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持续增强,它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文章将数字金融发展融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中,构建较为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理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并通过构建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个结论在一系列检验后仍然稳健;第二,数字金融发展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而且还能通过知识获取、技术创新、制度改进、产业升级等作用机制间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非常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第四,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金融监管发挥着显著的调节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优化,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并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出口退税率对分行业资源错配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出口退税是政府常用来提升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工具。文章指出,出口退税有可能抑制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提升并导致行业内的资源错配,出口退税率的降低会促进出口企业提升生产率及改善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使得行业的整个生产率提升。基于垄断竞争模型的分析发现,出口退税率与出口商的收入生产率负相关。另外,基于2003～2004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信息的实证也表明降低出口退税率可以使得企业和行业生产率提升,而在市场竞争越充分的行业这一提升效应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