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质量

文章采用2002~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借鉴Harrigan等(2011)的方法测算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质量指数,实证分析中间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进口中间产品与企业出口质量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进口中间产品对企业出口质量存在显著促进提升作用。通过将进口来源地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中间产品都对企业出口质量存在显著促进提升作用,而从低收入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出口质量的提升更大,即产品多样性互补效应的作用更大。另外,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研发营销、企业规模与企业出口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资本密集度与企业出口质量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按照行业要素禀赋和贸易方式划分的分样本回归结果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工业自动化能否推动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文章使用2002～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了工业自动化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影响。文章的研究发现,工业自动化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存在显著的产品升级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自动化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产品升级效应仅发生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则体现为劳动替代效应。此外,企业在垄断行业以及所在地区营商环境越好,工业自动化对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正向影响越大;与半成品相比,工业自动化更能促进企业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质量的提升。机制分析发现,工业自动化会通过创新效应、效率效应和产品质量效应提高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文章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主要是由广延边际变化引起,而集约边际变化并不显著,且工业自动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存在联动效应,共同推动企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文章从进口中间品质量角度丰富了工业自动化在企业升级转型中作用的研究,为中国更好地利用工业自动化的机遇提升企业价值链的地位提供了政策启示。     

出口地缘偏向性、质量评价与技术效率评估

出口地缘偏向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出口商品的质量、出口行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根据国外研究成果的共识,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地缘偏向性越大,将有助于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出口技术效率。但是,本文根据中国2000～2010年行业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我国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地缘偏向性的增多不利于我国技术效率的提高,甚至会降低行业平均工资和减少研发人员数量。不过,我国向中低收入国家出口的地缘偏向性与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外部经济冲击角度的实证分析也再次验证了这一结论。造成我国独特现象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我国当前出口贸易的模式和国际分工的地位。     

出口地缘偏向性、质量评价与技术效率评估

出口地缘偏向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出口商品的质量、出口行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根据国外研究成果的共识,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地缘偏向性越大,将有助于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出口技术效率。但是,本文根据中国2000～2010年行业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我国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地缘偏向性的增多不利于我国技术效率的提高,甚至会降低行业平均工资和减少研发人员数量。不过,我国向中低收入国家出口的地缘偏向性与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外部经济冲击角度的实证分析也再次验证了这一结论。造成我国独特现象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我国当前出口贸易的模式和国际分工的地位。     

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与企业出口韧性

在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借助数字进口贸易增强企业出口韧性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防范风险的现实需要。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匹配数据，以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作为研究背景，实证考察了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出口韧性，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出口多样化效应以及出口结构优化效应是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影响企业出口韧性的中间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出口韧性的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数字经济发展地区的表现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搭乘数字贸易“顺风车”,增强企业出口韧性，早日迈入贸易强国行列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出口规模、出口地理方向与中国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Levinsohn-Petrin方法,测度了2004~2013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了出口贸易及出口地理方向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并运用动态面板的GMM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从总体上看,中国服务业企业可以通过出口获取生产率的提升;从所有制和区域层面上看,出口对国有和东部地区服务业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向低收入国家出口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不显著,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反而带来了生产率的降低。     

中国出口中间产品市场集中度:质量竞争还是价格竞争?

文章利用2000~2006年中国海关微观数据,采用产品的单位价格和赫尔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分别测度产品的质量和市场集中度,考察了中国出口中间产品的质量对其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单位价格测度的中间产品质量对市场集中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宏观上中国中间产品出口企业没有采用质量竞争策略提高市场份额,而是采用价格竞争策略来获得市场份额。实证研究还发现,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双边中间产品贸易规模、出口企业数量和贸易国收入水平对中国出口中间产品市场集中度有负向影响,而中国行业平均工资和行业人均固定资产对中国出口产品市场集中度具有正向影响。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同时节约成本费用,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选取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反应速度和灵敏度,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降低成本费用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创新水平和成本节约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

本文以中国的制造业部门作为研究对象,基于1995～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集,对产品内国际分工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是否产生了技术升级效应。研究发现,产品内国际分工从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共同促进了生产率增长,但出口的贡献更大。分工的技术升级效应在近几年才开始显现且主要来源于零部件贸易。中间品出口通过熟练劳动力偏向的劳动要素配置效应以及其他途径间接推动技术进步,而中间品进口对技术升级的作用则更多地依赖投入引导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     

产品内分工下制造业服务化与出口二元边际——基于系统GMM的经验研究

采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法,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实证考察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1)服务化对出口市场扩展边际、产品种类扩展边际、价格边际有倒U型作用,对数量边际有抑制作用。(2)服务化对扩展边际、价格边际的倒U型作用和对数量边际的抑制作用在OECD与非OECD国家同时存在。(3)按技术复杂度划分服务部门后发现,低端服务化和高端服务化对扩展边际的影响较为一致,但低端服务化对价格边际的影响不显著,且对数量边际的抑制作用大于高端服务化。(4)产品内分工加强了服务化对价格边际的积极影响,弱化了服务化对数量边际的不利作用,但对服务化与扩展边际关系的影响不显著。深入产品内分工体系,循序渐进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有助于提升高端出口能力,对优化出口结构有重要意义。     

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结构与就业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和社会经济账户数据(SEA),采用WWZ方法测算了2000～2014年中欧双边制造业与服务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与结构,并对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制造业来看,中国通过与欧盟的贸易往来,提升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及地位。不过目前中国制造业GVC地位依旧落后于欧盟,但是差距在缩小。从服务业来看,中欧中间服务融合程度较高。中国进口中间服务的目的更多为下一个阶段出口,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与全球价值链地位得到一定的优化升级,而欧盟服务进口更多为自身消费,进一步再出口的比例在下降。总体来看,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就业水平,但对服务业就业有负向作用;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就业和不同细分行业就业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     

出口产品质量测度与干中学效应研究

本文使用1995~2009年中国制造业对世界180个国家的出口数据,采用事后反推法算出中国出口的2518种产品的质量指标。我们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在逐年缓慢提升,产品的质量与出口目的国的发展水平正相关。在得到产品质量指标的基础上,对照生产率的出口干中学效应,检验产品出口是否带来质量升级即质量的出口干中学效应。使用非线性回归方法我们发现,先前出口经验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存在质量的出口干中学效应。     

自由贸易抑或贸易保护——国际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再考察

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关于自由贸易的争议也变得空前激烈。国际贸易是否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国际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领域颇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而在当下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贸易理论对贸易合理性的探究尽管触及了经济增长问题,但在贸易静态收益理论的框架下,国际贸易究竟是否会促进一国经济增长,既取决于各个国家在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究竟偏向于出口部门还是进口部门,也取决于各种贸易政策对各个部门的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的影响。本文对现有针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所做的实证研究作了系统回顾和分析总结,明确指出了目前各种看似矛盾的实证证据背后的理论和技术根源。在此基础上,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和GMM动态面板回归技术,对1960～2006年期间全球各国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组别分别就其贸易占GDP比重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文章发现,上述实证研究证明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关,但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而言则存在差异,同时进口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表现也存在差异性。总体来看,对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贸易占GDP比重与GDP增速之间的关系最强,进出口均有较强带动作用;高收入国家贸易占GDP比重与GDP增速之间关系较弱,进口的作用甚至大于出口;低收入国家贸易占GDP比重与GDP增速之间的关系最弱,进口甚至有抑制作用。     

数字化转型能否推动中国企业进口扩大——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积极扩大进口对助推我国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促进贸易平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通过整合2007—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其与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提取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构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合并，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规模扩张，且这一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减特征，对进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最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推动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和生产规模扩张三个途径来促进企业进口，从进口构成上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进口额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国家层面和产品层面的进口集约边际和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产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推动了出口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中间品的进口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还有助于提升企业进口概率、延长进口持续时间以及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和技术类产品进口份额。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主动扩大进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互利共赢: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出口能力提升

文章利用2002～2014年中国对120个国家提供的援助与受援国出口数据,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提升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对外援助促进了受援国对华出口规模扩大,提高了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这对于提高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和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来说都是有利的,符合中国对外援助"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对外援助促进了符合受援国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产品,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产品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但并未促进农产品等非制造业产品以及初级品和资源品等制造业产品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从而较为全面地驳斥了西方国家提出的"资源掠夺论"等负面观点;中国对外援助不仅促进了非洲国家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也促进了非洲以外其他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尤其是中低收入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中国"促贸援助"并未显著促进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受援国工业发展在中国对外援助促进受援国对华出口能力提升方面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进口中间品质量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测算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深入分析了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多种计量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他贸易方式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管企业是从非OECD国家进口,还是从OECD国家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的提升都可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相比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低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相比高生产率企业,低生产率企业能够从进口中间品质量中获益更多,全面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可以自动地缩小企业间生产率水平的差距。     

出口、出口目的地和技能需求结构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对于企业技能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分析了影响的两个渠道:第一,由于高收入国家收入的边际效用更低从而相对偏好于更高质量的产品,于是对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需要多雇佣熟练劳动力来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第二,出口过程中所需要的销售调研、运输配送等"必要服务"是高技能劳动密集型的,高收入国家由于地理位置、语言文化等与中国差异较大,从而企业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需要更高水平的"必要服务",相应地对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就会增加。然后文章将2004年海关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对接,从实证层面证实了理论预期。基于一般贸易的回归结果表明,总体出口显著地抑制了企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但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却显著促进了技能结构的优化,并且影响的两个渠道确实存在。     

出口、出口目的地和技能需求结构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对于企业技能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分析了影响的两个渠道:第一,由于高收入国家收入的边际效用更低从而相对偏好于更高质量的产品,于是对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需要多雇佣熟练劳动力来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第二,出口过程中所需要的销售调研、运输配送等"必要服务"是高技能劳动密集型的,高收入国家由于地理位置、语言文化等与中国差异较大,从而企业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需要更高水平的"必要服务",相应地对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就会增加。然后文章将2004年海关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对接,从实证层面证实了理论预期。基于一般贸易的回归结果表明,总体出口显著地抑制了企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但对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却显著促进了技能结构的优化,并且影响的两个渠道确实存在。     

移民汇款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环境调节效应的实证考察

基于1981—2018年114个发展中国家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广义矩估计法(GMM),实证检验了移民汇款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汇款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制度环境对移民汇款与人力资本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对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移民汇款对中低收入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更大;就制度环境在国际移民汇款对人力资本影响中的调节效应而言,中高收入国家更显著。     

出口模式转变与企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稳就业是“六稳”的首要工作，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出口模式转变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出口模式转变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净增长，生产规模扩张、提高就业创造和降低就业破坏是出口模式转变促进企业就业净增长的重要渠道。进一步检验发现，出口模式转变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就业净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文章研究还表明，出口模式转变不仅促进了企业就业净增长，而且也促进了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此外，出口模式转变明显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是因为出口模式转变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大于工资率效应，从而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上述结论表明，企业出口模式转变对中国保障就业稳步增长、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鼓励企业直接出口的同时，也要注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