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机会与进口竞争对工业机器人企业的叠加影响：基于出口持续时间的视角

工业机器人企业是中国推动制造业数字化革命、抢占国际分工制高点战略的主力军,然而其出口持续时间平均不足1年,需引起高度关注。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运用Cox风险模型分析了出口机会增大和进口竞争加剧对工业机器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出口机会增大更有利于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进口竞争加剧则提高了企业的退出率,这一结论在产品多样化程度低、产品核心度低、行业竞争小和市场集中度低的企业中尤为明显;出口机会与进口竞争,主要是通过企业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面对双重叠加影响,工业机器人企业应充分利用产品间的技术关联效应提高出口持续性。     

最低工资标准、FDI与出口结构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大型微观企业匹配数据、手工查找的全国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和国泰安城市数据库,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是强化还是削弱了FDI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影响.结果 表明,FDI显著地抑制了中国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最低工资标准削弱了FDI对中国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负向抑制作用,...     

人民币汇率、企业出口边际与出口动态

基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文章深入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决策、出口数量、出口价格和出口额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从标准化系数来看,其对出口数量、出口价格和出口额的影响相对较大,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更多体现在集约边际上,并且在集约边际内部,企业主要通过调整出口数量来应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其出口的冲击;(2)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企业生产率水平、规模、融资约束、所有制和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3)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企业出口持续期的生存分析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显著缩短了企业出口的持续时间。     

政府补贴与中国本土企业出口行为研究

本文通过对2001~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处理,系统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选择以及出口数量的影响。在对G-H-S模型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刻画并分析了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选择以及出口数量的作用机制,并使用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选择和出口数量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通过系数的标准化发现,政府补贴更多地促进了企业选择出口从而导致低价竞争,但也给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转型升级造成了障碍效应。在进一步分视角研究中还发现,针对不同的样本,政府补贴的影响效果存在明显差异。     

贸易成本如何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多产品企业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海关数据,从多产品企业的微观视角分解了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发现融入产品维度和市场维度后,随时间动态变化的扩展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略高于集约边际,而随截面静态变化的集约边际在中国出口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发现,贸易成本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长,其中对中国出口企业数量的影响尤为显著。为此,中国应进一步降低多产品企业的出口成本,以扩展边际的增长提高中国出口企业数量并实现出口的多元化增长。     

国家质量声誉、国家软实力与企业出口利润

文章在理论模型中证明了当存在产品质量信息摩擦时国家软实力的发展对出口利润的影响。当进口商面临在不同国家的同类产品之间做出购买决策时,特别是这些出口国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国家质量声誉时,国家软实力会起到类似广告促销的作用。实证分析中利用中国2004~2006年企业微观出口样本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在不被施加任何约束的条件下,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发展不但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利润总额,也提升了出口利润增长率。但是,由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速度落后于国家软实力的发展,随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企业的出口利润增长率不升反降;在出口利润增长率陷入恶性循环时,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和发展战略都会面临挑战。因此,提高产品质量是提升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最低工资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价格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各地市最低工资标准在增幅上的外生差异,利用2005-200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微观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价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劳动密集型行业最低工资每提高10%,出口产品价格将上升1.12%。相较于印度,当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16%以后,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将不复存在。(2)东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商品出口价格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其次,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3)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产品,其价格受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影响大于一般贸易出口方式。     

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本土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出口选择抑或出口数量

要素市场扭曲是影响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对企业选择更多出口还是选择更高的出口数量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两种成本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工业部门2001~2007年的企业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质检验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本土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的出口选择和出口数量具有相反的影响作用,刺激了更多的企业选择出口,但是抑制了出口企业出口数量的提升;分所有制视角的检验发现,上述影响对于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在采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以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     

出口企业竞争强度是中国出口低价格的主要因素吗?

利用匹配的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与中国出口六分位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出口企业竞争强度对出口低价格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结论发现:尽管出口企业竞争强度降低了中国出口价格,但是其影响程度不到1%;相反,进口国价格水平这一"非中国因素"却解释了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变化的50%以上。因此出口企业竞争强度以及中国自身行业特征并非中国低价出口的主因,这意味着获得"出口定价权"是解决中国低价出口的根本之道。     

出口行为与企业生存:内部资源、政府补贴重要吗

文章利用1998-2011年新成立的中国工业企业纵向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出口行为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效应及内部资源、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倾向负向影响企业生存,而出口强度与企业生存之间存在非线性的“S型”关系。管理冗余和创新资源显著调节出口行为与企业生存之间的关系,有效缓冲了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面临的生存风险。然而,财务冗余和政府补贴对出口行为与企业生存关系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采用加速失效时间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本项研究的结论依然成立。     

出口是否促进了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4-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企业的数据,通过扩展Olley和Pakes(1996)的模型,修正了以往分析中普遍存在的选择性偏差;运用出口产出比来测算企业的出口,结果发现出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实证研究显示,出口企业有着比非出口企业更高的生产率,但这种生产率优势一般在出口企业进入市场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不是因为进入市场之后出口企业显著提高了生产率.我们认为,出口效应不显著的原因除了中国的市场体系不完善外,可能更在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     

出口企业具有学习效应吗?——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出发,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进行了考察。使用倍差分方法对企业出口学习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即使加入研发、劳动生产率、资本密集度等控制变量,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具有提高生产率的作用。进一步使用出口量代替出口行为后,出口学习效应也仅在一般贸易企业显著,而在加工贸易企业并不显著。上述结论在改变企业的行业、所有制和地区等特征后仍较为稳健,这说明仍需谨慎对待出口学习效应的本土适用性。     

生产率是出口决定因素吗?——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1999～2003年全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的因素,特别是企业生产率对出口的贡献。为了得到有效的实证结果,我们采用了OP方法及动态面板GMM估计,特别控制了零贸易观测值产生的估计偏差。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企业出口经验和企业生产率是影响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3个重要因素,其中企业规模是最重要的因素,企业生产率对出口的贡献要小于企业规模和企业出口经验,企业区位和外资企业虚拟变量也是影响企业出口的因素。研究表明,中国的出口扩张依赖于资源和劳动力投入而非依赖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中国出口的增长是一种粗放型增长。     

出口企业是否有更高的价格加成: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新新贸易理论认为,出口企业会有更高的价格加成。本文运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估算了企业层面的价格加成,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估计方法,考察了出口行为对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中国企业并未因为进入出口市场而获得价格加成溢价;在进一步考虑产业要素密集度、企业出口密集度、所有制性质后发现,只有资本密集型的内资企业在由不出口转为低出口密集企业时将收取更高的价格加成。     

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探究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汇率上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促进作用,对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抑制作用。从影响机制上分析,人民币升值通过"种类效应""创新效应"和"资本效应"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并通过"种类效应"以及"竞争效应"降低中国制造业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一般贸易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和东部企业的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敏感,国有控股企业和中西部企业的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不敏感,而加工贸易企业的进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敏感,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汇率变动不敏感。     

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兼论新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建立与不断发展,基于生产率异质性研究企业出口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首先提出数理模型来分析生产率对出口的决定机制,再通过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样本检验企业生产率对其出口决策以及出口规模的影响。结论认为:生产率的提高会使企业更具有能力选择出口,但是在自由决定进入国内市场以及出口市场时,企业未必会因为生产率的提高而选择出口;对于全体样本,实证检验认为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行为是负相关的,对于出口企业样本,实证检验也认为企业生产率与其出口规模是负相关的。这样可以看出,新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还需更进一步研究。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引资行为

文章基于Heckman模型,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283个城市最低工资匹配数据,运用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引资(FDI)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最低工资标准对外资、劳动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FDI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对企业引进港澳台地区资本的影响有限,且最低工资标准的动态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此外,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的FDI,通过生产率效应促进企业的FDI,但前者作用效果更大。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提升了地区FDI的质量;并通过改善各城市资源配置对FDI规模具有正向影响。     

出口固定成本、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参与

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和中国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现实,建立离散动态出口模型,发现克服出口固定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可以促进企业出口参与。进而运用2004～2008年中国七十余万家制造业企业数据,从内源融资、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3个维度衡量融资约束,实证检验理论分析。结果发现,克服出口固定成本是企业参与出口的关键,商业信贷对企业出口参与贡献最大,银行信贷次之,内源融资贡献最小。细化样本后发现,克服出口固定成本仍然是出口的关键,但是,无内源融资企业较之有内源融资企业,内资企业较之外资企业,出口融资都更多依赖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国有企业出口融资更多依赖银行信贷,而民营企业更多依赖商业信贷。变化融资约束衡量方法后,结果依然稳健。     

人口集聚、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与技术复杂度

在中国人口增长趋势放缓的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城市人口数据和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探讨了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首先，对企业所在城市的人口集聚和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度，运用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其次，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中小城市的企业相较于大城市的企业、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未受到人口集聚的显著影响；再次，本文还检验了人口集聚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三个渠道：企业创新、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拓展分析中，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验证了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人口集聚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企业出口行为的就业波动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

就业的稳定是中国经济与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约束条件之一。文章将海关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得到2000～2007年的企业样本,试图从企业这一微观角度探讨中国出口对就业波动的作用及机制。研究发现,相比纯内销企业,有出口行为的企业面临更高的就业波动率。企业出口强度对就业波动的作用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影响。基于产品要素类型、贸易方式及所有制类型的分样本检验发现出口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就业波动存在非均衡性的影响。此外,文章还发现企业出口产品及市场的多元化经营能够显著降低出口行为对该企业就业波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