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8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2002~2015年的季度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并分类影响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因子,包括传染因子、国际金融因子、经济基本面因子、国内金融制度因子、投资者情绪因子以及汇率因子等,再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各因子对跨境资本流动及其分解部分的影响。据此,重新考察和评估危机前后各层级影响因子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作用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看,文章选取的七大影响因子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入都有显著影响,其中传染因子是第一主因,其次是国内流动性因子和宏观经济基本面因子,最后是国际金融因子和汇率因子等。(2)从分解部分看,国内经济基本面是影响FDI流入的主因,但国际金融因素影响不容忽视;跨境证券组合投资更易受汇率、利率以及国际风险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且不敏感于国内流动性宽松与否。而国际投资者避险情绪对跨境银行信贷影响程度较高,因此需要重视这部分跨境资本流动趋势,预防风险。(3)危机后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更具复杂性,各个影响因子对跨境资本流入影响程度加深,国际金融因素和国际投资者避险情绪的作用逐渐增强,凸显了危机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联动性加强的隐患。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的视角

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两个视角揭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增加了银行风险,且三者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风险累积效应;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通过影响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以及境内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等信贷渠道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实现银行风险累积,从而增加银行风险;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提高了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实际汇率的波动水平,且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将波动水平传染至银行系统,增加了银行风险,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更是强化了这种传染效应。     

重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管理跨境资本流动渐成共识 危机后跨境资本流动成为讨论和批评的焦点,尤其遭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猛烈抨击.在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上,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成为主题之一.峰会首脑宣言中,首次认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存在过度波动的风险,要求发达国家特别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平抑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运动,并认可那些储备充足、实行浮动汇率的新兴市场国家采取宏观审慎措施,以应对资本流入,防止货币汇率高估.     

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理论界和国际社会基本秉承资本自由流动能够改善资源全球配置的理念,宣称资本流出国与流入国都将从中受益。然而2010年开始,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轮资本管制的浪潮,新兴市场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主张采取征收资本利得税或者金融交易税的方式,抑制跨境资本的大范围流动,维持本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作者结合"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思想,比较分析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利弊,提出新兴市场国家在特定条件下针对短期资本流动应该加以管制。同时,发达市场政府对资本自由流动态度的变化是国内利益集团矛盾冲突与调和的结果,不同利益集团党派偏好和选举周期最终影响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欧美国家本国经济低迷迫使其实行国内保护的资本流动政策来缓解矛盾。全球化下的国际金融市场需要一种全新的国际管理机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应对资本流动产生的跨国溢出效应需要有效的国际协调,构建反映新的实力分配的全球治理框架,从而寻找到集体利益和本国利益的平衡点。     

短期跨境资本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动态影响及对策研究北大核心

在全球"负利率"背景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性不断下降,跨境资本大规模、聚集性流入流出已成为常态,容易造成国内金融市场结构失衡,致使输入性风险跨市场传染。文章构建TVP-VAR模型,就2008年以来中国短期跨境资本对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资产价格的动态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短期跨境资本对汇率、股价和债券收益率的动态影响有明显的时变特征,且受到监管新政及国际重大事件的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在不同时期存在对短期跨境资本的"虹吸"和"互替"效应。最后文章提出审慎有序开放金融市场、完善跨境资本"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加强短期跨境资本的国际监管合作等政策建议。     

美元M_2紧缩诱发世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内外因论及其检验

本文提出一个金融危机的内外因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经济的变化通过某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内部因素,引发了以资本流入的大规模逆转为重要特征的金融危机。为了检验这一理论,我们分析从1990年开始的前苏联经互会可兑换卢布分裂以后到2005年欧元尚未兴起的准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时代。我们发现,美国国内的流动性松紧程度与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的逆转有着密切联系。在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最频繁的时期(1994～2000年),美国的M2/GDP也恰恰处于历史的最低水平。通过跨国计量分析我们进一步发现,当美国M2/GDP低于50%时,经济基本面较差的新兴市场国家发生资本流入逆转的概率将提高12%～30%。当前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印证了我们的理论:由于危机发生时美国国内信贷持续紧缩,M2/GDP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也随即发生了国际收支的危机。随着美联储大幅扩张M2,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风险也得到了缓解。     

诸多不确定性下的国际金融市场

2002年到2003年第三季度,国际金融市场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投资者担忧美国经济增长是否强劲到吸引足够的国际资本流入,以弥补其经常项目逆差;二是国际投资者对风险的过度规避。受此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突出表现为美元弱势、国际负债证券融资低迷,以及美国资本流入减缓...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汇率波动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特点,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及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进行经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币升值预期是吸引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的重要因素,人民币升值将会抑制FDI 的流入,但不会使我国的FDI 明显下降,国内利率也与FDI 呈负相关关系.本文认为,人民币名义汇率的适度升值和长期稳定性有利于外资的合理流入,但目前阶段应加强资本监管,预防经济风险.     

完善我国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度的增长,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量的境外资本尤其是国际短期资本纷纷流入我国.文章从汇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宏观经济、货币政策等方面分析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入的危害,介绍了其他国家经历的由短期资本流动造成的金融动荡与危机,提出需要加强和完善对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     

国际资本流动态势变化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稳定

在新兴市场国家融入金融全球化过程中,进出入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激增,其波动性也越来越强,这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稳定产生的冲击也越来越大,而且发达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溢出效应也日益凸显。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后,国际金融形势、市场预期等因素变化会使得国际资本流入突然停止并逆转流出,这在金融溢出效应和共同贷款者效应作用下,会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稳定产生极大冲击。中国应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提升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有效性,审慎开放资本账户,积极深化与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合作,努力维护中国和新兴市场的金融稳定。     

国际金融资本流动中的汇率杠杆效应

国际收支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从根源上看,汇率受到的影响并不仅是取决于国际市场上的收支。当国际市场的各类经济因素出现问题时,汇率的波动也更为频繁。文章通过深入分析国际金融资本流动中汇率杠杆效应的影响机制与模式,有助于维持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均衡性,推动国际金融的稳健、平衡发展。     

风险偏好改变、多重均衡与危机传染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一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作为启发性事件引发投资者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风险偏好的降低。尽管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下降，从这些国家大规模撤资，引发这些国家也发生金融危机。本文利用多重均衡模型分析了投资者风险偏好改变导致的危机传染。     

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负面冲击与钉住汇率制度危机的理论分析

本文通过一个货币模型说明在国际资本有相互替代和流动的可能性、国内政策和经济基本面表现良好的条件下,如果外部国际收支账户冲击的规模足够大、持续时间足够长,钉住汇率亦不能够坚持,从而发生货币危机。得到的政策建议是,如果外部冲击来自资本账户,则加强资本管制,有助于钉住平价的维持;如果外部冲击来自经常账户,就要放松资本管制,才有助于维持钉住平价。另外,资产的替代程度与国际流动性对于汇率平价的影响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国际收支账户持续为负时,资产的替代程度的增加,可以延缓储备的耗竭,有利于钉住汇率平价的维持。把资产组合的调整速度和资产的替代性都包括在资本流动性概念中,是有缺陷的假设。     

全球资本流动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何应对?

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逐步退出,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经济基本面脆弱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难逃全球资本流动逆转带来的厄运。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短期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经济增长放缓不可避免。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和国内国际因素导致的高利率,中国的货币政策要协调好与美国货币政策的同步性问题。     

跨境投机性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变特征——兼论国际间“跨境资本流动量交易市场”的建构

本文深入探究了投机性资本流动影响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增长的差异以及风险生成的不同特征和传导路径,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所受冲击影响的时变特征。研究发现,短期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FDI、国内基准利率以及汇率等因素都会使投机性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发生改变。此外,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所受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如2003～2007年,短期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推升作用非常明显;但2008年与2009年投机性资本则引致实际GDP增幅的回落。文章认为,宏观当局应充分掌控跨境投机性资本流动影响的动态特征,积极参与国际间"跨境资本流动量交易市场"的构建,确保短期资本流入或流出总量的基本平衡,以基本消除宏观经济增长发生宽幅震荡的隐患。     

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及商业银行的应对策略

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大幅下跌,累计贬值幅度达3%左右。人民币的大幅波动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宏观基本面、国际资本流动、非市场因素的影响等角度,深入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动因,并结合国内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境内外利率变化趋势对人民币未来的走势进行研判。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商业银行应通过加强市场分析、提高创新能力、加强风险管理,积极应对人民币汇率波动。     

我国利用外资结构调整及风险控制

当前,我国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资本流入与流出规模日趋扩大,资本流动的构成越来越复杂,影响范围和程度不断加深。同时,全球资本流动的主体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域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国际资本流动的整体波动性和风险性有所提高。因此,从国际资本流动构成角度看,我们正在迎来一个资本流动风险快速上升的时代。     

人民币未来的选择：有管理的浮动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指拉丁美洲、东亚以及东欧发展中国家中那些与国际金融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国家或经济体,即那些对国际资本流动较为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频繁爆发,导致对汇率制度选择研究再次掀起高潮。对我国而言,现行参考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是否还会改革,未来会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从与我国具有相近特征的经济体吸取经验和教训显得尤为迫切。     

G20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分析美国、中国、日本、欧元区及英国等G20五个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宏观政策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美元指数与大宗商品价格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影响美元指数的美国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将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基础货币总和与资本跨境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美联储、欧洲央行等量化宽松政策对资本跨境流动尤其是流入新兴经济体的资本产生较强溢出效应。同时,发达经济体占据产业链高端而通过产业链条对国际贸易形成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通过总量扩张、外汇储备资产积累及生产链条等渠道对大宗商品价格、国际金融市场及国际贸易产生溢出效应。为此,各国应进一步加强国际协调,降低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负面溢出效应。     

第三轮“资本流入潮”来袭:管制之后须平衡

国际金融学会(IIF)6月1日预测,2011年全球资本将有10410亿美元流向新兴经济体,2012年将达10560亿美元,中国是最大的国际资本净流入目的地,约占新兴经济体吸引资本总量的1/4。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国际跨境资本流动?采取何种政策工具有效实施资本流动管制?中国采取何种平衡框架应对资本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