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与全球视角下的中国模式

自从雷默提出了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以来,由"北京共识"引发对中国模式的激烈的探讨。在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比较的基础上,将中国模式置于全球其他发展模式的视角下,阐述中国模式对转型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     

从"北京共识"看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世界意义

"北京共识"是国际社会用以表述和概括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成功经验的概念."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彰显了"北京共识"的意义与价值,国际社会对"北京共识"认同并推崇,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高度评价.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无论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还是对于现在是或者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与地区、西方发达国家都具有启迪意义.     

论中国的“共识型”体制

相对于西方流行的以"多元主义"和"多数决"为基础的决策模式,"共识型"决策正在引发更多理论关注和实践探索,但是限于西方国家体制中广泛存在的相互否决权力结构的制约,这一决策模式更多应用于分立的国家权力架构的某个层面。本文基于中国重大公共政策决策经验的分析,提出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共识型"决策,它除了致力于探索如何实现更大的包容性与参与性之外,在政策偏好集结以及体制的整体协作和系统管控方面也表现不俗。本文将之归功于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并以中国"共识型"体制概括之。     

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

本书汇集了2005年8月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在天津举办的“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全书祭紧围绕“中国发展模式”和“北京共识”展开讨论，诸多海内外学者的论文观点新颖、视角独特。此书对关心与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专家与学者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略论"北京共识"对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启迪

本文从"北京共识"出发,揭示了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其实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传播、提升其"软实力"的手段。在分析"软实力"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作用基础上,强调中国的和平崛起,应该在强化中国的"硬实力"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两个方面努力。本文最后还就我国的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提升中国"软实力"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北京共识":发展价值观的新境界

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北京共识"所体现的发展价值观.它继承了先辈经济学家们重视发展伦理价值的优秀思想传统,摈弃了"华盛顿共识",即新自由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发展价值观.它以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发展的终极价值,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回答了在21世纪中国如何更好地发展的问题,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社会理想和独特智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价值观的新境界.     

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评析

"华盛顿共识"的失误促使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兴起一波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浪潮。新一代经济发展理论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发展观念更具有包容性,即强调公平的发展、民主的发展、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关注影响发展的深层因素,包括制度与治理、经济结构的变迁、人力资本与创新,以及资源环境约束;三是反对华盛顿共识推荐的"最优制度实践",探寻更加多元的发展路径;四是采取"发展诊断"和"因势利导"的方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的政策制定框架。面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深刻变革,新一代发展理论需要对现有理论范式进行整合,并采取更加开放的研究视角,为理解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提供更加有效的分析框架。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新共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出现了一种"新共识",近年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新共识"宏观经济模型中,货币存量不起作用,但货币政策被赋予非常重要的作用,货币政策可以决定通货膨胀;货币政策采用盯住通货膨胀的方式,通过调节利率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财政政策在管理总需求水平方面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新共识"宏观经济学体现了"货币主义与财政主义的综合"。     

从“华盛顿共识”看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华盛顿共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华盛顿共识"在其推行国的失败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也给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前车之鉴和启示。各国在选择发展道路时,必须根据各国具体的国情,走自己的路。对于我国来说,则是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30多年来的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现行模式被实践证明这一选择是成功的,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如今,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转轨国家到市场化国家的进程在加快,"北京共识"模式在变化了的大趋势下需要创新,需要学习发达国家成功的发展模式,但从"北京共识"到发达经济体的模式需要一个符合循序渐进的制度转换,"后华盛顿共识"的可持续、协调、创新、民生化等发展理念可成为未来中国通向发达国家过渡期的选择。     

“新共识”宏观经济学货币政策理论述评

“新共识”宏观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本世纪以来出现大量经典文献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新共识”宏观经济模型中，货币存量不起作用，但货币政策在“新共识”中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通货膨胀对经济效率和增长具有破坏性作用，而货币政策可以决定通货膨胀。“新共识”宏观经济学中的货币政策采用盯住通货膨胀的方式，通过调节利率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利率可以通过利率渠道、财富效应渠道、汇率渠道、货币渠道、窄的信贷渠道和宽的信贷渠道六个渠道对经济产生影响，以实现它的最终目标。“新共识”宏观经济学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20世纪80年代的新凯恩斯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在某些政策主张上甚至“恢复”了货币主义。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比较初探

本文对转型经济中“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作了初步比较分析。“华盛顿共识”不仅曾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产生过不利影响，而且曾作为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初始阶段的重要政策，在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广为推行。这一政策导致这些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发生衰退。2004年5月“北京共识”的问世，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失败。“北京共识”是中国转型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它表明，对于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来说，实施什么样的转型政策决定着一个国家转轨与发展的绩效。     

中国作为华盛顿共识的异端

中国的经济变革经验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鉴于中国经验的难以解释,持华盛顿共识的机构大都在解释世界范围的经济变革与发展时排除了中国经验。然而事实上,中国的确在1993年至1997年间相当程度上实施了华盛顿共识性质的经济政策,但仅以导致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收场。自1998年以后,面临诸多问题和对这些政策日益见涨的社会抵制,中国逐渐转向建设和谐社会。这一转变代表了对一种基本上偏离了华盛顿共识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     

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

斯蒂格利茨指出,“华盛顿共识”是指这样一种教条: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而这些“共识”对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华盛顿共识”要求受援国过快地开放国内市场,让穷国实行紧缩政策,这极易导致金融动荡,进而引发经济危机。     

“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

一“、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和在实践中的失败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John Wlliamson)在一个会议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一术语,其实质含义是指,美国所实行的一切经济制度及其价值观,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蓝图,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世界上大多人的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完全私有化、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最小化的政府职能配之宏观经济稳定。究竟“华盛顿共识”对世界是不是真正具有“普适”价值,我们不能够…     

不同宪政秩序下的转轨路径与转轨绩效--"北京共识"的内涵与应用

文章从对"北京共识"的认识出发,认为对于发展中的转轨经济国家,转轨中的制度选择对转轨的绩效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各自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文章设计了一个公共选择模型以解释各国间转轨效益的差异.转轨的成本不仅取决于经济考虑,更取决于政治的因素.政治选择影响新制度安排的效率,因此与转轨成本正相关.中国在转轨中选择了宪政平滑变迁的方式,这可在短期内化解转轨的经济体制成本和政治体制成本问题.     

中国社会的转型路径与转型风险——兼论“中国模式”

自经济体制改革为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表现为"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全面社会转型期。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而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转型"药方"存在着诸多制度缺陷,并不适合中国发展的模式。本文对比了中国改革前后的主要社会变化,分析了"华盛顿共识"的施行效果和中国发展模式独特的转型途径与制度设计,最后在探讨中国社会转型期存在的转型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思路。     

致命的“华盛顿共识”

十五年前,华盛顿国际经济学研究所的John Williamson(约翰·威廉姆森)杜撰了一个新词叫“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他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对拉丁美洲经济事务的一致观点按照自己的理解归纳成十条。不久之后,此共识逐渐被看作一种适用于     

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部力作——评丁任重教授《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研究》

正中国的经济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它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是中国理论界一个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2004年,英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了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相区别的"北京共识",以此概括中国发展道路的主要特征,至今仍有很大的国际反响,反映出国际上亦力图加深认识中国发展道路的内在特色。国际社会的各种"解读",反过来     

中国经济模式是一个凸显“变革”的转型模式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入一个以"变革"为特征的战略调整期。中国基于比较优势理念,将充裕的劳动力视为"现代化加速器"的契机,但由于"后人口视窗期"的紧迫逼近,原有的主要依赖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的高速低效发展模式已趋于终结。现阶段中国经济模式升级的突破口是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变革主攻方向,以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为基本变革重心,以政府成功转型为内在变革动力,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关键变革主线,大力构筑创新驱动的以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开放型自主经济模式。我们应该尽快地完成中国经济模式这一重要的变革和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