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手工查找的2005-2010年全国2855个县区最低工资标准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就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2000-2011年总体呈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U"型变化;(2)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研发投入、企业规模、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融资约束则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并且这一结论非常稳健;(3)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存在行业、所有制和地区间的差异,劳动要素密集度越高,抑制作用越大;对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对中部地区的抑制作用大于东部,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     

最低工资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生存分析法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企业和城市层面主要特征变量后,最低工资上涨不仅没有降低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反而提高了其在出口市场的生存概率,该结果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显著。通过对最低工资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可能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本文发现企业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提高企业生产率是导致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呈正向影响的重要渠道。     

网络经济视角的中国企业出口产品价格定位研究

网络经济时代,出口产品的价格定位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网络经济条件写的价格定位特点,将博弈理论引入我过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定位中,给我们国的出口企业的价格定位带来新的启示和建议。     

上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分配效应:实证与模拟北大核心CSSCISSCI

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正在扩大,并且已经对于促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和制约。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占比偏低。按照国际经验和目前劳动力工资的实际情况,上海通过调整最低工资改善收入分配关系,甚至试图借此缩小收入差距问题。但是实证分析表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能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也无法使基尼系数出现下降的拐点;而只有通过调整高收入户收入增长过快以及收入增长过程中的分配不公问题,基尼系数会出现下降的拐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尽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缓解劳资关系,但是一味提高则可对于劳动者就业等产生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上海收入分配要解决的问题和重点是分配不公,而不是急于缩小收入差距。     

最低工资政策对中小制造业的影响分析

当前北京、上海、浙江等20多个省份均上调了最低工资水平,尤其是一些大型制造业企业也纷纷加薪。但总体来看,最低工资制度在我国推行时间不长,还面临着许多理论难题和实践上的困难。本文首先综述我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必要性,然后分析目前最低工资制度存在的缺陷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对中小制造业的不利影响,并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发挥对中小制造业的积极作用提出政策建议。     

劳动力保护抑制了出口产品质量吗？——基于资本深化视角的经验研究

加速资本深化是出口企业应对劳动力保护冲击的常见策略,这一过程有助于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加强产品和技术研发、改进生产工艺,可能会削弱甚至扭转劳动力成本增强对出口产品质量冲击的不利态势。本文使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样本,利用回归反推法测算了“企业-年度-产品-目的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借助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政策冲击,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劳动力保护的影响以及资本深化机制。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保护增强显著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在利用省内地理最邻近的三个城市最低工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剔除离群值和考虑滞后效应后该结果依然稳健。中介效应检验证实,劳动力保护增强促使企业加速资本深化,这一调整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异质性回归检验发现,劳动力保护的产品质量升级效应在传统制造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外资企业及长三角地区企业样本中更强。本研究为厘清劳动力市场变化对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区域城镇就业的影响

本文对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最低工资制度对城市就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首先,对三大区域最低工资实施概况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其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三大区域最低工资标准对城镇就业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最后根据模型计量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安徽省最低工资制度的发展趋势分析

在全国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偏低的现状下,文章着重分析了安徽省最低工资标准,在制度设计、标准调整值等方面对安徽省最低工资制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安徽省最低工资标准偏低、需要提高的一般结论.     

出口对企业遵守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85个地级市2004-2007年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了出口对企业最低工资遵守情况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能更好地遵守最低工资标准,本文结论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同时,没有证据表明出口企业更倾向于将工资压缩在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线的水平,出口对低收入劳动者工资水平具有实质性影响。影响渠道检验表明,工资溢价和供应链压力是出口导致企业更好遵守最低工资标准的主要渠道。以上发现表明中国在创造出口奇迹过程中实现了劳资双方的共赢,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对外开放与维护劳动者权益并行不悖。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农民工，农民工这一新成长起来的群体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目前，农民工劳动市场供大于求和工资低廉已是不争的事实，文章旨在通过分析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探讨最低工资制度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并分析其中的原因。提出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的政策和建议。     

最低工资对工业行业效率的影响

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是否会降低工业行业生产率,目前尚缺乏实证研究。文章根据2007-2010年全国各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最低工资对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对大部分工业行业生产率具有正效应,对小部分行业效应不显著,对很少行业具有负效应。     

出口产品结构仍需优化

虽然短时期内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将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但必须加快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使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转变为技术含量高、加工程度深、附加值高的新型产业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价格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汇率传递的视角,详细考察了中国贸易价格的汇率传递问题,通过构建贸易价格指数和汇率指数,分析了中国总体、分类商品、分贸易伙伴的汇率传递弹性及其对称性。从总体上看,中国贸易价格的汇率传递弹性具有不完全传递的特征,出口和进口的价格汇率传递弹性仅约为20％,且两者变化均与人民币汇率变动密切相关。从分类商品上看,各类商品的汇率传递弹性体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其中,矿产品和化工产品的出口;12率传递弹性较大,动植物和金属产品的进口汇率传递弹性较高。人民币汇率变动方向和幅度对汇率传递的影响基本存在对称性,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也并未明显影响汇率传递的程度。从分国别上看,以美国和韩国为例,中国与前者贸易价格的汇率传递弹性明显较大,是与后者的2．5～3倍左右。     

2004年以后中国最低工资对就业率的影响

自2004年中国颁布《最低工资规定》以来,最低工资的调增越来越频繁,执行力度也有所加强。本文使用省级宏观面板数据和9个主要省份的微观家庭纵向数据评估2004到2011年期间最低工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与之前研究得到的结果有所不同,本文认为当年最低工资对就业有显著地促进作用,并且对中部地区促进作用较大,对青年工人就业的促连作用较大。     

汇率变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国别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1999年第一季度到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对8个国家(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面板数据,考虑进口国的收入水平、国内的劳动力成本等控制变量,分析了人民币汇率与主要竞争对手货币汇率变化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出口并无显著影响,而主要竞争对手欧盟货币汇率的变化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     

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最低工资理论模型进行了拓展分析,并以深圳为案例分析了最低工资制度对区域就业的影响。在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区域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趋近最低工资标准,并且不会导致区域就业量的下降。     

最低工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

认识最低工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需在居民户与厂商之间建立的劳动要素供求关系下展开,并从影响厂商生产的各类因素中去具体把握。文章以作者所在地区的服务行业为考察对象,就最低工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展开讨论。最低工资政策构成了我国保障事业的重要内容,该政策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的民生保障举措。目前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主要增大低端劳动力的供给、较难改善劳资双方议价地位、倒逼企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制约初创企业原始资本积累。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引资行为

文章基于Heckman模型,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283个城市最低工资匹配数据,运用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引资(FDI)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最低工资标准对外资、劳动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FDI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对企业引进港澳台地区资本的影响有限,且最低工资标准的动态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此外,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的FDI,通过生产率效应促进企业的FDI,但前者作用效果更大。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提升了地区FDI的质量;并通过改善各城市资源配置对FDI规模具有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