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产品制造企业供应链协同收益分配机制研究

合理的协同收益分配机制是提升复杂产品制造企业供应链协同绩效的主要途径之一。本文在对供应链协同动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博弈论的思想,运用Shapley值模型对复杂产品制造企业供应链的协同收益分配机制进行了研究,并结合案例提出了优化供应链协同收益分配机制的一些措施。     

供应链低碳技术采纳与产品定价协同决策研究

针对碳交易机制下供应链低碳技术采纳与产品零售定价问题构建各方收益模型,就Stackelberg博弈和协同决策下的制造商、零售商以及供应链总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协同决策情形下供应链总收益显著高于分散决策情形下的总收益,且采纳的低碳技术水平更高。提出基于线性定价契约的协同收益分配策略,在实现供应链总收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实现供应链各成员企业收益的帕累托改进。研究表明:提升消费者低碳消费意愿对企业采纳低碳技术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供应链协同决策能获得整体利润最优;基于讨价还价能力的线性定价契约,可保障供应商和零售商得到公平的利润分配,并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基于Shapley值及Gahp的供应链知识共享收益分配研究

针对供应链知识共享中难以建立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问题,基于供应链知识共享及分配评价理论,结合供应链自身特点,构建了供应链知识共享收益分配体系。在传统Shapley值算法基础上,加入新的修正因子,利用群体层次分析法(Gahp)和Yaahp软件求出修正因子,并给出算例进行验证。认为分配体系的建立最大限度规避了合作企业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将定性问题定量化、模糊问题明晰化;引入修正因子的Shapley值评价方法更具合理性、公正性,也更利于调动联盟企业的积极性;基于Gahp修正因子的计算,使得专家自身的权威在Ahp分析中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基于改进Shapley值的生态产业链共生耦合稳定性研究

根据生态产业链共生耦合形成中企业间合作的特点,利用Shapley值法对企业稳定共生耦合关系中的收益分配问题进行探讨,并且考虑企业间合作的风险因子和资金投入大小的影响,对Shapley值法进行修正,所得结果保证生态产业链共生耦合能够稳定形成。     

MRO线上销售联盟及收益分配问题研究

以制造企业、网络平台和中间商作为工业品线上销售模式的构成主体,对其不同组合形成的三类销售联盟：单方联盟、两方联盟和三方联盟进行分析描述。运用Shapley值法及考虑实际收益权重的改进方法计算MRO线上销售联盟的收益分配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三方联盟的附加收益大于等于任意两方联盟附加收益之和的一半,即可保证三方联盟中各方收益都达到最大值;任意两方联盟的附加收益增加都会使得第三方成员的边际收益减少。且基于实际责任、风险、成本及损失权益四个综合因素的变权计算方法,可使得线上销售联盟成员之间的收益分配更加公平合理,更加有利于工业品领域线上销售发展。     

基于质量安全的生猪产业链纵向契约关系分析

分别运用混合战略模型和重复博弈模型分析了生猪产业链中市场契约和生产契约的履行情况。分析结果表明:市场契约的履行与关系租金正相关,与抽检成本、遵守契约所付出的额外成本负相关;生产契约的履行与关系租金、专用性资产投资和贴现率正相关,与遵守契约所付出的额外成本负相关。提出建议:政府应扶持猪肉产品品牌建设,促使优质猪肉产品在市场上实现优质优价;政府应增加对屠宰加工企业的抽检补贴;屠宰加工企业在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同时也应要求养殖场户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     

猪肉流通质量安全信息追溯系统研究

一、研究现状目前中国的猪肉生产事故发生频繁,现状不容乐观,猪肉消费安全问题一贯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在监管过程中,猪肉生产、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等流通环节信息断裂,造成食品安全监管、追溯体系在信息上的困难,从而导致消费者对猪肉产品的信心明显不足。解决猪肉质量安全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建立肉品流通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系统,按生猪养殖、屠宰加工、肉品流通环节,运用信息化手段,将各环节加工及流通的信息相关联,形成完整的信息追溯链,构建起高效、统一的政府监管平台。通过对各关键环节的信息加以有效监控和管理,以实现猪肉质量安全问题的预警和溯源。     

北京城镇居民对不同猪肉质量安全特征的消费偏好和支付意愿

利用针对北京市城镇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选择实验法,采用多元条件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消费者对生鲜猪肉的不同质量安全特征的偏好和支付意愿。结果表明:对猪肉产品的不同质量安全特征进行标识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北京市城镇居民对生鲜猪肉建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偏好和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生鲜猪肉通过产品质量安全认证、柔嫩度较好,对生鲜猪肉具有无瘦肉精和兽药残留的质量安全标识的偏好和支付意愿最低。据此提出:中国应加强生鲜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政府监管部门应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标识的申请和使用行为,确保农产品生产者进行安全生产,确保质量安全标识制度的有效实施。     

基于气候资源投入的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测度与区域差异

文章将气候生产潜力作为气候资源投入要素纳入农业生态效率测算体系，使用窗口EBM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了2003—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域的农业生态效率，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进行区域差异分析，最后使用SDM模型和Shapley值对区域差异成因进行量化解析，结果如下：(1)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东部地区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农业生态效率“领头羊”。(2)农业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总体呈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逐渐成为区域差异的主要表现特征。(3)SDM模型显示，受灾率、财政支农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与农业生态效率显著负相关，种植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生态效率显著正相关。(4)Shapley值分解显示，工业化水平是导致农业生态效率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且贡献率呈增长趋势，受灾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种植结构和财政支农水平的贡献率总体保持稳定。     

优质猪肉供应链中超市与屠宰加工企业竞合的博弈分析

解决我国猪肉质量安全水平相对较低的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实施供应链管理,而屠宰加工企业与超市的有效竞合是优质猪肉供应链平稳运行的重要条件。本文依据博弈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优质猪肉供应链中超市和屠宰加工企业的竞合机理,推导出双方竞合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点。研究表明：降低风险偏好、监督成本和违约超常收益,增加违约金额数、违约潜在损失和信用损失,是优化两者竞合行为的有效途径。选择优良的合作伙伴、实现信息共享与公开、健全利益分配机制、发挥政府作用、形成外部压力等是优化竞合行为的基本策略。     

品牌可追溯性信任对消费者食品消费行为的影响——以猪肉产品为例

利用北京市实地调查的495份消费者问卷,选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品牌可追溯性信任对消费者猪肉消费行为的影响,定量分析了品牌可追溯性信任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不同追责意识下品牌可追溯性信任变量对消费者品牌猪肉购买行为影响的差异,全面考察了消费者品牌猪肉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消费者普遍倾向于购买可以明确识别品牌的猪肉,且多数消费者将之转化为行为习惯;消费者对品牌可追溯性的信任度整体较高,大多数消费者相信对可以明确识别品牌的猪肉比不能明确识别品牌的猪肉更易追查到安全事件责任人;消费者对品牌猪肉可追溯性的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购买行为,忽略品牌可追溯性变量的内生性会明显低估该变量对消费者品牌猪肉购买行为的影响;品牌可追溯性信任变量对具有追责意识消费者品牌猪肉购买行为的影响不管是显著性还是作用程度都要明显高于不具有追责意识的消费者;购买成员、性别、年龄、是否有小孩等变量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购买行为。因此,政府应鼓励企业加强品牌化建设,通过多样化渠道的宣传和引导来增强消费者的追责意识和维权意识,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管。     

产学研合作联盟收益分配的两种方法分析与比较

本文在给出产学研合作各方收益的经典Shapley值和区间Shapley值的两种算法,然后依次运用经典Shapley值法、区间Shapley值法对产学研合作利益分配问题做了算例分析,并对结果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即三方合作是大家所共同期望的,运用Shapley值法来协调解决产学研合作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是合理的、可行的。     

考虑承接商隐性收益的外包主体收益博弈

在对外包过程中的主体收益分配研究中,现有研究模型主要针对外包主体的显性收益,很少把隐性收益作为考虑因素.本文构建一个不对称信息的外包商和承接商收益博弈模型,研究外包商在同等激励条件下,承接商考虑隐性收益和不考虑隐性收益时,外包主体付出努力程度及收益分配的变化.研究发现:(1)隐性收益对承接商付出的努力是有影响的.随着承接商的成长,承接商更多考虑显性收益.(2)无论承接商是否考虑隐性收益,发包商都会对外包过程进行监管,其努力水平不变.(3)考虑隐性收益后承接商的总收益增加,随着承接商的发展,隐性收益时总收益产生的增量减少.     

企业进入技术标准联盟决策条件分析

研究了基础专利持有企业是否进入技术标准联盟的战略决策模式。具体而言,借助不确定理论以及博弈模型,分析了伙伴知识协作与共享水平、企业生产成本、联盟成本、收益分配比例等重要影响因素对企业是否进入技术标准联盟这一战略决策的影响方式。研究发现：除了企业对联盟成本的分担比例因素之外,伙伴间知识协作水平、收益分配比例、企业在生产成本方面的相对优势这3个因素与企业进入技术标准联盟意愿的强度都呈正相关关系,其中,生产成本水平对企业进入意愿的影响机理存在分段效应。     

基于博弈理论的科技资源共享研究

科技资源共享对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通过构建科技资源共享博弈模型,分析探讨了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进行科技资源共享的均衡条件,求得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并基于合作博弈中改进的Shapley值模型分析了各共享主体的所得利益,最后提出了促进科技资源共享的对策建议。     

供应链企业协同创新利益分配策略——基于夏普利值法改进模型

在借鉴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考虑创新资源投入、创新创造收益和创新承担风险的夏普利值法改进模型,用于解决供应链企业协同创新利益分配合理化问题。将该模型用于研究一个由单个供应商、制造商和销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协同创新联盟的利益分配问题,经仿真计算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基于面板GARCH模型的汇率风险联动VaR测算

为弥补现有VaR测算模型在同时测算多汇率风险因子VaR值过程中的不足,笔者将面板CARCH模型应用于汇率风险的VaR测算中,通过与一元GARCH模型、多元GARCH模型中的BEKK模型和DCC模型相对比,发现其联动VaR测算的结果优于后三种模型.基于残差项正态分布假设下的面板GARCH模型能够较好地捕获汇率的波动,其运用能提高VaR测算的精度,增强金融机构或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水平.     

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可追溯系统评价体系的构建——基于熵权理论

为系统、科学地评价企业生产或加工的畜产品可追溯程度的提升情况,需要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文章运用可追溯体系建立的完整度指标、可追溯体系实行的有效度指标具体量化指标体系,并基于熵权理论为分指标赋值从而形成最终评价指标,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农业产业化视角下“农超对接”收益分配研究

基于J省18个农业产销合作社的实地调查数据,以大白菜、葡萄和鲜鱼这三个典型农产品为研究对象,本文利用Shapley值研究方法考察了我国农业产业化背景下的“农超对接”收益分配问题.基于多产品数据的研究结论表明,采用“农户+合作社+大型零售商”这种对接方式,有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行,具有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发挥农业产业化规模经济双重优势.而收益分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合理的农户和大型零售商的分配比例中,现有的农户收益分配比例相对偏低.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农超对接”的双重优势,需要从政府部门应加强“农超对接”宣传力度、通过多种途径疏通“农超对接”的对接渠道、构建“农超对接”收益返还机制等方面入手.     

老龄化、社保缴费与企业诞生*

本文分析了我国不同经济区域老龄化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轨迹,发现经济发达地区老龄化出现下降趋势。测算不同省份企业的最大社保缴费能力和缴费负担,发现我国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过重。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社保缴费对不同省份、不同行业企业成立数量的影响,发现社保缴费能力对企业成立数量有正向影响,社保缴费负担则有负向影响,统计显著但影响力较小。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合理划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社保负担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