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限模型检验

利用我国高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门限模型,从金融发展与多维度吸收能力视角实证检验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金融发展和吸收能力"门槛效应"。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经济发展3个维度的吸收能力均存在最低门槛,小于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跨越门槛后,呈正向FDI技术溢出,FDI技术溢出随着吸收能力的提高而增强。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最低门槛值,小于该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越过该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为正;而金融发展超过某一临界值时,FDI技术溢出效应发挥会由正变得不显著。     

FDI创新溢出与门槛效应——基于非线性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的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和非线性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对1998～200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13个细分行业中FDI的创新溢出和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和测算,结果显示：FDI创新溢出效应在我国高技术产业各细分行业中存在明显差异;行业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市场竞争程度对高技术产业FDI创新溢出效应皆存在门槛效应,具体而言,当内资企业行业技术水平超过0.756的门槛值后,FDI创新溢出提升的速度明显加快;当内资企业的人力资本跨过的7.79门槛值后,FDI创新溢出效应出现显著的跃升;FDI创新溢出效应只有在市场竞争程度较激烈（赫芬达指数〈638.0）的行业才更为明显;与人力资本、市场竞争程度相比,行业技术水平对FDI创新溢出的影响最为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FDI是否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针对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可以使用汉森（Hansen）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FDI可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在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确实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人力资本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之间呈非单调的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种提升作用就会发生显著性改变;随着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FDI促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系数就发生由负转正的变化,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     

FDI溢出、人力资本门槛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采用永续盘存法(PIM)测算出FDI存量的基础上,利用1998-2012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在知识生产函数框架下,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来分析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通过把人力资本与FDI的交互项引入到模型中,证实了人力资本门槛的存在,同时通过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人力资本门槛的存在。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区域层面分析,FDI并没有直接地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只有跨越相应的人力资本门槛,FDI才能有效地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门槛效应——来自省际面板的证据

基于1999—2012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从门槛面板分析角度,以收入门槛和研发投入门槛为切入点,检验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表明,在低收入阶段FDI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段FDI则具有减排效果。研发投入门槛表明,研发投入可以显著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减排效果降低。因此,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应对FDI迅猛增加的现状,加快研发投入,完善节能减排政策,促进经济发展转型。     

人力资本视角下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和R&D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现有研究却往往忽视了人力资本可能是影响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门槛因素。在构建一个二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31个省市2000-2014年的数据,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等。结果表明:理论上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依赖条件,即在临界值两侧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存在基于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中国省级层面的R&D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形成了基于人力资本的显著三重门槛效应规律,且这种非线性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其他条件有关系;中国省级层面的人力资本随着门槛变化形成等级,且人力资本属于高等水平的省市数量较少,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参差不齐,具体表现在人力资本属于低等水平的省份数量逐年减少,大部分地区人力资本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只有少数地区人力资本到达高等水平。因此,我国应在增加R&D投入的同时加速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并优化其效用等。     

外商直接投资、新型城市化与中国碳排放

基于2006-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新型城市化评价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对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进行测度，通过建立以城市化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中国碳排放影响的非线性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碳排放影响具有明显的城市化水平双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区域异质性——基于产业结构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路径和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实践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存在非线性影响;从整体来看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由负转正;从区域比较来看,目前大多数沿海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已经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大多数内陆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会对当地劳动力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发展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环境规制,防范和减少环境规制的就业风险;根据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精准施政,合理引导环境规制下的劳动力再配置;积极施政引导劳动力技能提升和劳动力空间流动,实现环境规制在环保和就业方面的“双重红利”。     

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OECD国家和中国的经验数据考察

本文运用2000~2013年OECD 31个国家和中国的样本数据,检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将会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上升,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出口技术复杂度将提高0.08%;国内技术进步水平、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水平、制度质量、产业结构优化、服务业开放度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都是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提高的积极因素。本文以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了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存在双重金融发展水平门槛值,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积极影响越大。     

数字技术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数字生产力的视角

运用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构建了数字技术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促进了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农业生产力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技术对周边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数字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中间门槛值、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单门槛值的地区，数字技术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强。     

论隐私伦理的变异

从传统社会到法治社会,隐私权随着隐私伦理的发展而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保障.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崭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得伦理价值取舍因虚拟空间的存在而失去了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人们对待隐私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隐私伦理的变异导致了隐私权保护的新问题.因此,通过对隐私伦理变异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隐私权保护的困难,对于在信息时代确立新的隐私伦理价值,并在制度和技术上完善隐私权的保护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司法对仲裁的监督

本文通过回顾国际仲裁法发展历程,探究其成败之处.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结束了我国没有仲裁法典的时代,确立了仲裁法律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标志着我国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仲裁法的基本内容,反映了仲裁的本质特征,符合仲裁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仲裁法所确立的若干原则和制度与国际仲裁制度相符,表明了我国仲裁制度在与国际仲裁制度接轨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对企业竞争力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2012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报表数据,研究了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对企业竞争力三大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投入对市场竞争力的影响为负向,对效益竞争力、成长竞争力的影响为正向,而且对效益竞争力的影响最大;企业创新产出对企业竞争力三大维度的影响均为正向,对效益竞争力的影响最大。     

基于前景理论对储户挤兑行为的分析

运用了行为金融学方面的相关理论,对储户面临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分析,认为行为主体的非理性行为能够加剧危机的扩散.因此,要从宏观及微观两方面消除存款人对银行的猜疑及不信任.     

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就业效应分析

本文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影响的研究现状从产业层面推进到行业层面,将外资对不同行业就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纳入到一个理论模型中予以测算,进而得出外资在不同行业对就业的总效应.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行业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其对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等七个行业的就业影响表现为促进就业增‘长,而对农林牧渔业、采掘业、社会服务业等行业的就业影响表现为抑制就业增长.     

中国城市化对GDP影响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的深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但是城市化的发展不一定意味着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分析我国近些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城市化对GDP增长的影响,提出一些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FDI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分析

目前,中国吸引境外直接投资(FDI)达到历史的高峰,但外资在中国经济的角色和作用却引起了质疑。通过对FDI经济效应的分析,可以看到FDI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有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因此,业内人士应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     

城镇化对反贫困的影响研究综述

城镇化和反贫困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前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在界定城镇化和反贫困概念的基础上,梳理和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后发现:对城镇化水平的测度现多趋于选用多指标衡量方法,对贫困水平的测度也趋向于多维度衡量;城镇化发展会带来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进而对反贫困工作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城镇化对反贫困的正负向影响效果存在时效、区域和规模特征。未来应深入探讨城镇化和贫困水平的动态测度指标,实证分析城镇化对非物质贫困的影响,研究反贫困工作的开展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基于AHP法的自然人流动壁垒指标分析

通过建立自然人流动壁垒指标体系。从自然人流动的各个环节全面研究了其壁垒形式,并且通过层次分析法(AHP法)实证分析了自然人流动壁垒体系中各指标的重要程度,为进一步了解自然人流动壁垒及中国服务贸易谈判提供理论依据。     

职场学习新方法的研究

现今社会，人们对学习空间的理解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学校教育领域，而是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职场作为一种有效的学习空间，其内发生的学习行为与学习方法业已引起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介绍了三种职场学习的方法：偶发式学习、非正式学习和转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