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如何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数字经济成为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的背景下,研究城市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16年数据测算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探究数字经济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我国城市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市场竞争是其中两条重要路径;城市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二三线城市以及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外部需求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下,数字经济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兼论“双轨制”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2005—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非线性关系检验模型实证研究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理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解析了“双轨制”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数字经济与市场活力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呈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具有显著的出口科技含量、区域和时期等异质性;“双轨制”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会增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激发市场活力来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OECD国家和中国的经验数据考察

本文运用2000~2013年OECD 31个国家和中国的样本数据,检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将会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上升,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出口技术复杂度将提高0.08%;国内技术进步水平、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水平、制度质量、产业结构优化、服务业开放度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都是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提高的积极因素。本文以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了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存在双重金融发展水平门槛值,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积极影响越大。     

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文章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人力资本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理并以此提出了理论假设。在此基础上通过测算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采用两种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抚养比)以及交互项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力资本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等同的变动比例下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力度大于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交互项的作用力度之和,理论假设通过了逻辑一致性检验。据此,提升人力资本能有效抵御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不利影响。     

市场化进程推动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吗?——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考虑了地区开放度、地区创新能力等因素后,实证考察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地区特征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在总体样本层面上,我国市场化进程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更进一步地,各市场化分项进程的作用具有差异性,按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经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依次减弱,而产品市场发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在分地区层面上,地区市场化总进程整体上有助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其中,沿海比内陆地区的驱动力更强,东部比中、西、东北部地区的作用更为明显。上述结论对新一轮改革中进一步推进我国市场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及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具有启示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基于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越高,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就越明显。进一步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在市场化进程更深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中国新一轮深化对外开放及招商引资质量亟待升级的背景下,应在加大引资力度的同时注重优化外资结构,并着力推进地区市场化改革和契约环境建设,进而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溢出效应,以促成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数字经济是否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制造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新引擎,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成本节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为中介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研究数字经济是否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提升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成本节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均可以在数字经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说明数字经济在跨过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有边际递增效应。     

贸易网络地位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1-2014年86个主要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全球贸易网络，并从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系强度、网络异质性三个维度分析个体国家的网络特征与地位，以及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的贸易网络地位提高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由条件分布的低端向高端攀升，贸易网络地位提高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呈现弱化趋势；贸易自由化水平提升能够强化一国贸易网络中心性及异质性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但削弱了贸易网络联系强度的正向效应。研究结果对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前端环境治理、异质FDI溢出与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的检验

本文利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五批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的企业名单,在测度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考察了清洁生产与异质性FDI溢出的协同效应对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清洁生产对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整体上表现出微弱的正向作用,清洁生产与合资企业水平溢出的协同效应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但与外商独资企业水平溢出无显著的协同效应;协同效应对中污染密集度行业、低融资约束的企业出口绿色技术复杂度有更突出的影响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合资企业的人才流动效应和前向、后向溢出均与清洁生产有显著的协同作用,但外商独资企业仅后向溢出与清洁生产有显著的协同效应.     

创意商品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G20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通过测算G20国家创意商品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从G20国家整体层面、发达国家层面及发展中国家层面,运用2003~2012年跨国面板数据对创意商品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贸易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意商品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实际人均GDP与物质资本变量对G20国家创意商品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差异性影响。     

环境管制、区域异度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基于HS大类数据,通过适当修正的Hausmann(2005)模型测算了2002~2008年中国28个省级区域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环境管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基于区域视角进一步研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2002~2008年间中国的环境管制不但没有削弱对外贸易的整体竞争力,而且具有促进作用,环境管制可以作为贸易结构调整的备选政策工具。本文的另一个启示是:要想提升出口复杂度以实施有限"赶超战略",不同地区必须实行有差别的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制定引导政策。     

工业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浙江省工业制成品出口复杂度为研究对象,探究提升商品出口复杂度的因素,在Hausmann和Rodrik(2007)模型基础上,把出口复杂度的指标加以完善和改进,对浙江省制造业的出口产品技术水平进行测度,之后构建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市场化转型对浙江省工业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为改善出口结构和提高产品质量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和建议。     

跨境电商对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跨境电子商务作为一种贸易新业态,是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基于2003—2022年我国86类产品的出口贸易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跨境电商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我国从2012年开始实施的跨境电商政策有效提高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但对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跨境电商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因此,建议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导中小企业参与。     

“双循环”视角下国内市场整合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选取中国2002—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国内市场整合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省域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梯度递减的格局,并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在考虑空间关联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整合程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市场整合的空间溢出效应是驱动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重要因素。市场整合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时期异质性特征,在市场整合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时期,其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而在市场整合处于较高水平时期,其空间溢出效应大幅增加,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起到显著推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技术制成品技术复杂度越高,生产过程中需要的高级生产性服务投入就越多,生产性服务进口可通过提供更多更好的中间服务投入来促进一国专业化生产和出口高复杂度的高技术产品,从而提升一国商品尤其是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复杂度。本文根据52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所有商品出口复杂度相比,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更大;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发达国家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更突出;不同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也差异明显。     

集聚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技术差异的视角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框架为基础,从理论上探讨了经济活动集聚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2~2009年的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证实:我国制造业经济活动的集聚,显著提高了我国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绩效;分行业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中技术密集型行业经济活动的集聚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最大;从不同所有制结构样本的估计结果看,外资企业的集聚对出口绩效的影响最为明显,同时企业技术复杂度的增加对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出口效应的发挥所产生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为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提升作用最低。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

通过建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模型,测算2001—2013年包括中国在内的43个国家（地区）的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表明中国通讯服务商品技术含量偏低,位于全球通讯服务价值链低端。对复杂度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发现,中国通讯服务商品技术内涵没有显著提高,主要受通讯服务贸易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通讯服务业、通讯货物贸易对通讯服务贸易的带动作用较弱,成为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偏低的次要原因。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影响服务出口复杂度吗——基于OECD-DSTRI数据库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OECD-DSTRI和WIOD-WIOTs数据库,利用37个国家18个服务行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显著地抑制了服务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金融保险和信息通讯服务业的负向影响最大,对专业科技和批发零售服...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演进机理与路径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的双重层面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演进机理及路径,得出如下结论及启示:中国工业行业1995~2010年间的出口技术结构呈现出不断优化的趋势,其优化动力主要来源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FDI资本要素的积累与进步。但随着这些要素禀赋条件的变化,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演进机制和路径也发生了动态变化:2001年前,物质资本是影响中国出口技术结构的首要要素,但2001年以后,物质资本对出口技术结构的提升效应明显减弱,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加显著,且呈现出边际贡献动态上升的趋势。因此,加大对人力资本要素培育和创新将会成为中国出口结构优化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驱动力。     

中国OFDI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中东欧16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03~2014年中国对中东欧16国OFDI以及3位SITC编码的200多种产品出口贸易数据,采用Haussmann等(2007)的方法测度中国对中东欧16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以两国人均GDP、贸易距离、出口总值以及合作机制等数据作为控制变量,实证检验OFDI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分析表明,中国对中东欧16国OFDI显著促进了对该区域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而且中国人均GDP、出口总值均起到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16+1合作"作为中国首次进行次区域合作机制,显著提升了OFDI对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