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与我国的性别工资差距

对外贸易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新领域。本文利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针对对外贸易对我国城镇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扩大了城镇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工资差距。这个结论与新古典理论不符,而与非新古典理论相符。具体来看：（1）从外贸依存度来看,进口贸易依存度和进出口总的贸易依存度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都是正效应且显著,进口依存度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效应最大。（2）从外贸方式来看,与加工贸易相比,一般贸易的进口依存度和进出口总的依存度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效应要大且显著,一般贸易的进口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显著且效应较大。（3）从贸易价格来看,虽然贸易价格与性别工资差距的关系都表现为负效应,但是,与总体贸易、加工贸易的价格变化相比,只有一般贸易的进口价格和进出口总价格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是显著的。（4）贸易条件变化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为正效应,但是,都不显著。     

贸易开放度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增长理论角度入手,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发现以贸易依存度度量的地区对外贸易开放程度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形式显著的促进了全国经济增长,但在地区之间有差异,东部地区较高的对外贸易开放度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     

数字贸易的减污降碳效应分析

本文使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贸易的减污降碳影响效果及机制效应,并进一步考察了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和环境污染、碳排放的结构效应。研究发现,数字贸易能够实现减污降碳目标,并主要通过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规模效应、技术创新和结构优化升级渠道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贸易在降低碳排放和环境污染方面存在胡焕庸线、数字基础设施、自贸区等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对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市场化程度非线性边际效应递减的负向抑制效果,环境污染、碳排放越高,数字贸易减污降碳效果越明显。     

中国对外贸易就业效应的系统广义矩估计——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全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出口对中国的就业有正的影响,出口依存度每增长10%,会带动就业增长0.35%;进口对中国的就业有负的影响,进口依存度每增长10%,就业会减少0.19%.经济增长对扩大就业有重要影响.但资本存量对就业没有明显影响.阐述了实证发现的政策含义.     

生产性服务进口、FDI与制造业生产率——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制造业的高级要素投入,生产性服务进口和FDI提高了进口国和东道国的专业化分工,从而促进了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对中国制造行业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比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要更为明显,而且二者都更能促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专有权与特许权使用费的进口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其次是建筑服务、保险服务和金融服务的进口;专有权与特许权使用费最能促进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而建筑服务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效应更明显;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明显有利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但对资本技术密集性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     

自贸区升级协定的贸易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东盟的证据

立足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协定的现实背景,本文梳理了升级协定影响域内外贸易的内在机理,并利用1999—2018年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总量贸易层面上,升级协定会显著促进中国的域内出口,但对域内进口影响不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中国域内出口促进效应对小型、低收入、高贸易依存度的国家以及SITC目录下第4-9类产品影响更为显著。在域外进口效应上,研究发现升级协定使中国的域外进口显著增加,对东盟的域外进口影响不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贸易成本是影响中国域外出口的中介变量,中国域内出口和收入水平则是影响中国域外进口的重要渠道。     

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通过对区位熵的加权处理，给出产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借助2006—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门槛模型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带动效应，而这种效应表现出阶段递减特性。从分解效应看，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正向带动效应表现出单门槛非线性特征，而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分区域看，相较于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对东中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强；分行业看，科学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呈现倒U型特点，而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临界减小特征。     

基于VECM模型的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运用1982—2009年的数据构建VECM模型,分别采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国内研发投入存量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旅游服务进口和其他商业服务进口渠道获得的国外R&D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正面影响;运输服务进口则会产生负面影响;国内研发投入存量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大于服务贸易进口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     

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基于收入分配的中介效应

聚焦“金融发展→收入分配→居民消费”的传导路径,构建收入分配情形下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微观机制模型,可从理论上分析金融发展通过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基于199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关于收入分配的中介效应,且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即收入分配 “遮掩”了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致使总效应有所下降;金融发展通过规模性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分时期、分地区的检验结果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充分支持金融发展会通过改变收入分配而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影响的观点,也揭示出可能存在更大的正向机制尚未纳入研究视野,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提高了碳生产率吗？——采用回归控制法的实证分析

设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2016年和2017年设立的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有福建省、江西省和贵州省。在“双碳”目标约束下,有效提高碳生产率成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利用2004—2020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回归控制法分析福建、江西、贵州三省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设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后,三省碳生产率的增长快于其他26省份的均值,且福建省比浙江省、江西省比安徽省、贵州省比云南省有更快的碳生产率增长;设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产生了明显的碳生产率提升效应（福建省、江西省、贵州省的年均政策效应分别为0.1378万元/吨、0.0654万元/吨、0.0403万元/吨）,该结论在时间安慰剂、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和用信息准则选择最优子集等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设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产生了明显的能源消费结构改善效应、技术进步促进效应、劳动生产率提高效应。应持续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有效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中国OFDI、要素禀赋结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

立足于外资来源国视角,强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基于2005-2018年中国OFDI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重点探究要素禀赋结构对中国OFDI效应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中国OFDI在整体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禀赋结构是中国OFDI影响沿线国家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中国OFDI主要通过增强技术进步效应和生产规模效应对沿线国家生产率产生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OFDI对较落后沿线国家表现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效应,而对较发达沿线国家表现为劳动力"防御性创新"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OFDI对沿线国家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生产率提升效应主要表现在"一路"沿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且主要源于绿地投资模式和广延边际效应,同时中国OFDI的促进效应集中于资本禀赋相近和技术禀赋差异较大的沿线国家.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本要素配置效应等中介机制,推动沿线国家生产率提升.     

出口贸易、人力资本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ＧＭＭ估计的经验分析

通过构建出口贸易、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模型,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的ＧＭＭ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出口行业存在要素配置效应,其中制成品出口的要素配置效应大于初级产品出口的要素配置效应。中国出口产业技术水平高于非出口行业,对非出口行业产生了技术外溢,人力资本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因其与出口产业发展不相匹配,出口行业不能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环境规制约束视角下企业投资偏好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约束视角,采用非线性面板数据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产权归属和规模异质性企业投资偏好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动态变化轨迹.结果 表明: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改变,企业投资偏好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和非线性特征;企业规模和产权差异均会通过影响企业的技术投资偏好和类金融投资偏好对碳生产率产生异质性影响.因此,...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

数字经济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产生重大影响。通过构建测算居民消费潜力的指标体系,使用2008—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这一促进作用对高收入、受教育程度高及东部地区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两种效应：一种是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和推动消费方式革新促进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即数字红利效应;另一种是通过扩大数字鸿沟阻碍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即数字鸿沟效应。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存在基于收入结构和教育经费的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为制定相关政策以引导数字经济促进消费潜力释放、缓解数字鸿沟效应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间产品进口、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多样性

运用2002年～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依据理论模型分析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中间产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及出口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从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均能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且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强;控制了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规模后的研究表明,从不同来源地进口中间产品均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目的地的增加,且来自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的影响作用更大;进口中间产品通过互补效应和技术/质量转移效应两个渠道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低价机制和技术/质量机制是中间产品进口影响企业出口多样性的两种机制.我国应积极实施中间产品贸易政策,促进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出口的多样性.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3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与境内技术引进3条技术进步路径入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在综合效应和直接效应方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间接传导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自主创新以及境外技术引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无法通过境内技术引进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进一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如何实现境内技术引进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在境内技术引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随着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投入的增加,境内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于显著,境内技术引进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中介作用逐渐显现。     

信贷约束与我国农户收入差距的面板门限回归——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平稳运行产生了重要冲击,对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差距的分析显示了二者间倒U型关系的存在,破除农户借贷资金的约束可以削弱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利用2 100户农户2005～2009年的微观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农户收入差距与信贷约束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检验了农户信贷约束中的门槛效应,数据分析支持了门槛效应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农户借入资金的信贷约束及其门槛效应是农户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诱因,因此,对农户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倾斜可以打破初始财富禀赋较低农户在信贷约束上的门槛效应,有利于改变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     

高价能源的中国效应

人类即将进入高价能源时代。高价能源对中国经济社会运行发展的影响,至少表现为成本推上、增长减速、产业重构、节能减排、加速耗竭、福利摊薄等六大效应,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溢出效应主要有增长动力减退效应、对外贸易转型效应、境外投资调整效应。为放大积极效应,抑制消极效应,迎接高价能源时代的挑战,除了中国加大改革调整力度以外,国际社会还应积极开展能源合作,大力开发新能源,努力推进全球性节能减排。     

对外贸易、劳动力转移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文章运用经验数据和实证检验分析了对外贸易、劳动力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并对其进行了结构分解。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倒U型影响,主要源自于进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与此影响相反,进出口贸易对综合技术效率呈正U型影响。劳动力转移可以显著提高综合技术效率而对技术进步具有直接负面效应,但通过推动对外贸易进而提高技术进步的间接促进效应不应被忽视。随着技术势差的缩小,通过对外贸易等渠道获得技术溢出的效应日趋减弱,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应转变为主要依靠自身技术研发和制度创新,同时应注重进一步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潜力。     

市场竞争环境下的制造业服务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趋势,制造业服务化显著影响了行业的市场竞争力水平。通过测算制造业各行业的服务化水平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制造业2003—2016年的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市场竞争环境下的制造业服务化对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地,制造业行业内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将强化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