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理论辨析、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文从"人口红利"的最初含义入手,厘清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内涵的误读,对"第二人口红利"概念提出了质疑;从"人口红利"理论预期出发,分析了兑现"人口红利"成果的现实困境,区分了"抚养比"和"抚养负担","家庭抚养负担"和"国家抚养负担"等概念,提出了"谁的人口红利"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应对"人口红利"的理性选择,指出在解决"三不占优势群体"就业方面国家的责任,否定了单纯为应对老龄化而调整人口政策的观点,给出了调整人口政策的5个考虑因素。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大城市户籍人口人户分离的特点与成因——基于广州市越秀区X街道、天河区Y街道的调查和分析

由市内人口"人户分离"而造成的对实有人口管理的影响给我国大城市人口管理带来相当不便。通过对广州市市内人口"人户分离"的实际调查和分析,探讨了解决我国大城市市内人口"人户分离"问题的对策。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是一个与人口变动相关的经济理论,现阶段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人口红利"期的缩短,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就"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可逆性,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力素质,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不要用人口红利误导我国人口政策

"人口红利"是从"人口机遇"延伸而来的一个人口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归因于生育率迅速下降的人口年龄结构橄榄型变带来经济加快增长的一种人口与经济的正面关系.最近,不仅世行的《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预测我国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消失.     

福建省城乡人口投入产出实证分析——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福建省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众多人口问题,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分析福建省的城乡人口投入产出关系是一个新的思路。分析表明福建省的人口基数将继续加大,农村人口的"少增多减"与城镇人口的"多增少减"形成不协调的情况。城乡关系正在不断转化中,形成城乡人口的双向转换,未来将出现"人口农村化"。     

人口转变时期的经济增长与仿真

文章建立模型探讨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利用由Compertz函数的导函数衍生出的单峰函数模拟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生育率及人口参与率的变化过程。将具有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生育率与劳动力参与率变函数引入经典的索洛模型,得到一个非自治的微分方程。该微分方程的解是渐近稳定的。文中利用数值仿真展现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变动与劳动力参与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通过比较常值人口增长率下人口增长与Logistic人口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探讨产生"人口红利"的原因及"人口机会窗口"的大小。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实践与思考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的指导方针。"十一五"期间,陕西积极实施"两个统筹"战略,推动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及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出现了可喜的变化。目前转型期各种新问题交织,面临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统筹任务艰巨,需要树立全局的、均衡协调的发展观,综合运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加大统筹力度,落实统筹措施,创新人口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以期推动全省"十二五"人口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单独二孩"政策广受社会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普遍认为其可以延长人口红利的持续期。本文基于人口红利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湖北省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情况,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机理,然后基于湖北省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未来30年人口发展的预测结果,评估了"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影响。基本结论是:"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数量红利效应较小,但是对人口结构红利会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可持续深化人口素质红利。要继续有效实现和收获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素质红利,应尽快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     

论“人口红利”效应的可持续性——基于内需规模和结构的探析

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劳动力供给充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机遇期。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增长因素,"人口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关键在于充分就业。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内需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规模和升级内需结构有助于挖掘和缓释"人口红利"效应。     

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演进与出口增长——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城市层面包含人口流动信息的人口结构指标,从微观层面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以劳动人口比或抚养比为表征的城市人口结构变动会显著影响出口,城市劳动人口比的提升或城市抚养比的下降会显著促进出口。对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表明,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会伴随用工成本的上升而逐渐弱化,即存在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出口的"成本效应"。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会伴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弱化,即存在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出口的"人力资本效应"。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主要源于对劳动力投入的依赖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出口转型升级的重要思路。     

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1959~1961)

1954~1959年,我国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中,出现"迁移重报"人口1162万,同一时期还出现"死亡漏报"人口750万,上述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1960~1964年期间被注销。而且1960~1964年我国市镇人口大精简中,出现"迁移漏报"人口1482万。这些原因造成我国1960~1964年户籍统计人口减少量高达3394万。一些论者将其归结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这是错误的。因为户籍统计数字的减少,并不就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减少。对我国1954~1982年人口数据进行调整,估计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超线性死亡"人数为366万,其中由于营养缺乏的原因而死亡的人数约为250万左右。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建国以来山东省人口分布地域格局及集疏变化分析

采用人口密度、人口集疏度和人口稳定度等指标来研究建国以来山东省人口分布地域格局及集疏程度的时空变化情况。结果表明:①建国以来山东省人口分布一直保持较为均衡的态势,但基尼系数不断增大,人口分布日趋集中;②山东省人口分布地域格局从根本上受到自然环境条件的约束,人口密度随自然环境差异表现出沿"鲁西平原区—鲁中南低山丘陵区—半岛丘陵区"由西南向东北逐渐降低,且呈现出"高—高"关联和"低—低"关联的分布模式;③山东省人口空间集疏不断发展并将继续强化。前30年各县域人口普遍增加,人口集疏不明显,人口分布相对稳定。近30年各县域人口增减趋于普遍,人口集疏日益加剧,集疏程度不断提高,且人口流入/流出趋于频繁,影响范围越来越广;④改革开放是山东省人口分布格局和集疏快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和区域发展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地区发展差异成为人口集疏变化的重要原因,城市化成为人口流动的强大推力,极大地促进了山东省人口的再分布。     

"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以延缓老龄化趋势、缓解劳动力短缺、优化人口结构为目的,是政府在国内人口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符合社会需求的政策调整,然而政策调整的效果还有待考量.因而本文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利用Leslie人口模型和灰色模型,分别对政策不变以及"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中国人口情况进行预测,将政策实施前后的人口指标进行对比,最后得到"全面二孩"政策对人口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帮助中国走出目前的人口困境,短期内还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冲击的结论.     

基于广义创业学视野的人口价值再认识

根据广义创业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畴,指出传统经济学对人口价值判断上的偏颇。从正反两方面简要论述了创业主体、创业客体、创业过程等环节中,人口,尤其是就业创业人口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作用,即"人口超值论",人力资源因素不仅在微观组织中地位突出,而且在宏观经济领域仍然居于第一资源的地位,是产生中国人口型经济和人口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最后指出"中国人口无益论"的伪命题性,以及人口管理体制转型、发展人口型经济的必要性。     

高房价对劳动力人口的“驱逐”方式——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

充足的劳动力是经济社会保持活力和城市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的重要性将逐渐提升,在中长期内劳动力有可能成为城市竞争的重要资源之一。文章以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数据研究了城市房价与劳动力人口之间的关系,得到的主要结论为:(1)房价上涨将"驱逐"城市就业人口,并且高房价"驱逐"城市就业人口时,首先"驱逐"的是就业工人的家属;(2)高房价对第一产业劳动力人口的"驱逐"作用明显高于对第二、三产业劳动力人口的"驱逐"作用,工资水平相同的城市,高房价对第二产业劳动力人口的"驱逐"作用又大于对第三产业劳动力人口的"驱逐"作用;(3)财政加大在教育、科技、城市维护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可削弱房价上涨对城市劳动力人口的"驱逐"效应。     

"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和劳动力配置效率.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长期看,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将下降;短期看,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依然存在,不利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是实现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的重要措施.     

中国完善生育政策战略研究—基于“十二五”期间放开“单独”的思考

生育政策对人口发展具有先导性、递延性,生育政策通过调控出生人口,渐次影响人口发展全局。须在科学预判人口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不同时期制定不同导向的生育政策。通过测算表明,放开"双独"、"单独"、"全面二孩"等生育政策,分别有占总人口4.1%、18.8%、24.0%的人群获益。应遵循"公平性、时机性、渐进性、均衡性"的原则,逐步完善生育政策。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再审视——基于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的视角

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时代终结的是人口红利拐点的提前到来,引起一定的恐慌。然而事实果真如现象所揭示那样吗?马克思"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的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有些学者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片面做出的人口红利消失的判定掩盖了事实。马克思"两种生产"理论,是对人口红利消失说的最有效的反击,文章以此为研究出发点,在研究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辩证关系的同时,深入剖析人口红利消失的认识误区,得出"静态人口红利"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结论,因此应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将老龄化的压力转化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