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非农化下的我国粮食生产与安全——机理、趋势与策略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民的收入逐渐呈现非农化趋势,这种趋势在促进农业部门转型的同时也会导致农民种粮意愿降低,影响粮食生产,威胁粮食安全。本文在阐述农民收入非农化的成因机理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全球的粮食战略,分析收入非农化对我国粮食生产与安全的影响,并提出要辩证认识收入非农化的发展趋势,正确处理好农民增收和粮食生产的矛盾以保障粮食安全。     

准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与市场供给比较分析

从全面理解准公共物品的角度,理论上可以把准公共物品分为以下三类：具有强的非排他性和弱的非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具有强的非竞争性和弱的非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都不充分的准公共物品.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准公共物品的供给通常有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两种主要模式.政府供给准公共物品确有其巨大优势,但存在政府失灵问题,这为政府以外的主体供给准公共物品提供了可能.此外,由于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两种模式在权力利益关系和功能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准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可以实现功能互补.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探索

农村公共资源和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缺陷，是造成农民增收困难的致命要害。政府与农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上角色错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不足；公共物品的保障制度缺乏，致使挪用和浪费现象严重。因此，政府应当采取向农村适当倾斜的公共物品供给政策；政府应吸引私人资本进入公共领域，扩大公共物品供给规模；同时，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努力树立亲民、高效的政府形象。     

试论粮食安全范畴内的几个经济关系

粮食安全范畴质的规定性从根本上要求妥善处理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粮食安全与粮食产业化经营、粮食安全与粮食安全成本的合理配置、粮食安全与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关系。妥善处理好这些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要相对合理地调节政府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粮食产区与销区、粮食进出口以及由此而直接、间接涉及到的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财政经济利益关系。     

粮食弱质性与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的关系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特殊商品。粮食生产经营中对自然因素的依赖性强、抗御自然风险能力差、需求弹性小、比较效益低,而粮食的弱质性导致粮食生产呈周期性波动。从我国粮食生产的区域分布特征及其向主产区集中的趋势看,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丰产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对我国粮食生产的思考建议

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一直是党和国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农村经济的核心,特别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明确提出要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去年以来,粮食价格在沉寂多年之后的启动上涨,带动了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回升,这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为此,我们结合粮食生产,对新疆粮食价格变动、农民收入形式进行了专题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得出以下建议:     

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供给机制分析——基于准市场理论视角

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政府通过采取准市场机制来实现农民就业培训服务的有效供给,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和维护公平正义。文章基于准市场理论视角,对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准市场供给特征及优势进行了论述,指出在构建准市场机制环境中需注意的问题。     

我国林业财政支出效率分析——基于公共财政视角

根据公共物品的内涵，我国林业产业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其中生态林属于纯公共物品，商品林属于准公共物品，林业的正外部性决定了财政支持林业生产的合理性。我国2003-2012年政府对林业的支出效率越来越高，财政资金到位率普遍较高。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环境作为代价，森林的破坏也比较严重。     

中国农业政策历史沿革及现行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

中国农业政策由建国初的粮食自由购销制,到统购统销制,再到合同定购制和“价格双轨制”,然后到保护价收购制度和粮食储备制度,转变过程从1949年到2003年历时54年,这期间还一直实行农业税政策。政策运行结果是农民税费负担日益加重,农业生产积极性受到抑制,粮食安全难以保障;另一方面,国家财政进行的各种农业补贴资金越来越不堪重负。迫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压力和加入WTO的要求,为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在2004年出台了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政策运行十年来,取得了很好的预期效果,有效促进了粮食增产,农业机械化水平得到提高,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深入开展下去,农民增收明显。     

从公共物品的变革看物业管理的发展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出了“政府经济”的新命题．并形成了“政府经济学”的新理论：一是研究“公共物品”，二是研究政府的效率。一般来说，物品理论认为，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受益的排他性和盈利性可以分为公共物品、私益物品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准公共物品三大类。     

试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单一性缺陷及多元化政策取向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为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所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或服务，是与农村私人产品相区别而存在的。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多层次的特征，一是按照消费竞争性、收益排他性的大小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农村纯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如农村基层政府行政服务、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江大河治理、农业信息系统、农业环境保护等。     

新时期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多种多样,必须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加以解决。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对策是要适应新形势,树立新型粮食安全观念;要切实保护耕地,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因地制宜,不断优化粮食生产的区域布局;以农业科技为支撑,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建立新型粮食流通体系;加强粮食宏观调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论公共物品的提供

本文首先对公共物品进行严格定义 ,对其进行了分类 ,并分析了为什么公共物品不能由私人而必须由政府提供 ,同时作者重点强调了政府提供不是政府生产 ,列举了国外政府委托私人部门生产公共物品的几种做法。最后作者强调 ,制度是最重要的公共物品 ,政府在制度创新中具有关键作用。     

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与农民权益保护

在“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安排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要。我国农民的税费负担与享受到的公共物品供给极不相称，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没有相同的国民待遇。因此，必须通过改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来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以保护农民的公民权益。     

农业保险是私人物品吗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农业保险不是私人物品,而是准公共物品.官兵 (2008) 却独树一帜,认为农业保险不是公共物品,而是私人物品.然而,他仅反驳了"农业保险是公共物品"的观点,就得出农业保险是私人物品的结论,这值得商榷.农业保险不是公共物品,也不是私人物品,而是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更接近于私人物品的准公共物品.所以,发展农业保险,必须从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相结合上寻求破解之道.     

论公共物品的提供

本文首先对公共物品进行严格定义,对其进行分分类,并分析了为什么公共物品不能由私人而必须由政府提供,同时作者重点强调了政府提供不是政府生产,列举了国外政府委托私人部门生产公共物品的几种做法。最后作者强调,制度是最重要的公共物品,政府在制度创新中具有关键作用。     

信贷信用评级的准公共物品地方运行机制研究——以江西第三方外部企业信用评级试点情况为例

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第三方外部企业信用评级具有准公共物品特征。以江西第三方外部企业信用评级试点情况为例,分析在信用评级管理微观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因素在准公共物品供给运行机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制约外部信用评级地方有效运行的障碍,提出几点改进企业信用评级的政策建议。     

文物保护单位旅游景区门票涨价现象之分析

以平湖莫氏庄园为例,用公共物品理论分析了文物保护单位旅游景区门票涨价现象;指出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类风景区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与普通商品不同,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区的门票价格具有公益性、调节性和非成本性的特点;提出了改革此类景区门票价格管理的建议:改革现有体制,加大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力度,完善价格听证制度,加强立法和社会监督。     

吉林省建立优势商品粮基地的建议

粮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粮食安全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吉林省是农业大省,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把粮食生产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好国家粮食基地建设,对于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地方政府何以稳粮：官员激励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确保粮食安全，不仅要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还要激发地方政府稳粮积极性。我国粮食生产取得重大成就，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主政官员的贯彻落实。通过官员激励，确保中央与地方在粮食治理上目标一致，是政策落实的重要方面，但鲜有研究关注。以晋升锦标赛理论为基础，利用2003—2019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官员晋升模型，从官员激励角度分析提高地方政府稳粮积极性的路径，考察粮食生产绩效是否是官员晋升的要素之一。结果显示，粮食生产绩效利于主产区官员晋升，而对产销平衡区、主销区和全样本的官员晋升作用不显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也验证了这一结论。证实在粮食生产“主战场”的主产区，地方官员稳粮晋升通道已建立，晋升锦标赛是稳定粮食生产的重要机制。未来应优化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体系，提高官员在保障粮食安全工作的激励精准度和针对性；强化地方粮食安全考核结果运用，提高粮食安全官员激励强度；增强地方党政官员的稳粮责任意识，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