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与环境规制的实证分析

低碳经济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正积极致力于低碳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还处于高碳时代,如何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环境规制是影响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加强环境规制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通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碳排放量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加强环境规制有利于降低碳排放量.     

旅游经济、环境规制与入境旅游碳排放

文章基于"自上而下"法对2001-2017年中国入境旅游碳排放量进行了估算,通过对IPAT模型和STIRPAT模型的扩展,构建了探究旅游经济、环境规制与入境旅游碳排放关系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并采用全国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旅游经济与入境旅游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二是环境规制与入境旅游碳排放呈负相关关系;三是旅游经济增长对入境旅游碳排放的促进作用大于环境规制的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并未通过抑制旅游经济的增长而减少入境旅游的碳排放.并据研究结果提出环境规制强度需从宏观顶层设计;环境规制方法应多措并举;通过调整能源消耗结构实现对入境旅游碳排放的抑制;积极践行低碳旅游发展模式,走旅游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对策建议.     

基于VAR(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我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

本文运用VAR分析方法,考察了我国1994-2007年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经济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人均碳排放量变化却不是引起人均收入变化的原因;2.经济增长导致碳排放量上升,而碳排放量的增加反过来会抑制经济增长速度,但其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期;3.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人均GDP能解释人均碳排放量预测方差的很大比重,而人均碳排放量在解释人均GDP的预测方差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小。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水平提升是以环境为代价;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缺乏一个碳排放权的有效交易市场,使得环境污染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无法通过碳排放权的清晰界定而影响到微观企业的生产行为,使得环境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有限。     

基于回归分析的城市碳排放影响途径与模式研究

本文以中国30个省级以上城市1999-2008年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人口密度、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特征与交通等因素对城市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密度与城市人均碳排放量呈“U型”关系,表明适度紧凑型城市有利于控制碳排放,但过高的人口密度反而导致碳排放增加;收入水平与城市人均碳排放量表现出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第二产业比重增加,在短期会增加碳排放量,但在长期会降低碳排放量.     

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关系的动态分析——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困扰,低碳经济模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以1994—2009年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数据为依据,利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法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在外部因素冲击下的动态响应态势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在10年的响应期下,环境规制强度与碳排放量之间在对方冲击下的响应曲线呈N型,技术创新能力与碳排放量之间的相互响应曲线为N型和倒U型;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相互响应曲线都为N型。     

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政府环境规制对低碳经济影响分析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低碳经济,而产业结构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环境规制的有效介入。基于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政府环境规制与第一产业单位GDP碳排放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政府环境规制是引起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GDP碳排放量变动的Granger原因。构建低碳型产业结构要完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环境规制体系,必须加大政府环境规制力度,优化政府环境规制结构。     

中国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基于1997—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分成命令型、市场型和自愿型三类,以核密度估计分析碳排放分布的动态变化,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997—2017年中国三种环境规制与碳排放量变化表现同步增长,碳排放区域差异明显,命令型环境规制占据主体,市场型环境规制波动性变化特征明显,自愿型环境规制稳步增长;碳排放和环境规制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并且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碳排放减少或增长的影响能力增强;三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均存在空间溢出,相比较而言,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正向溢出效应最为明显,不同环境规制影响的区域差异特征表现为:命令型环境规制"东部>中部>西部",市场型环境规制"东部>西部>中部",自愿型环境规制"西部>东部>中部"。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探究环境规制与区域碳排放的关系对实现我国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层面并选取2005—2019年数据,从异质性环境规制角度出发,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影响的关系进行探究,并进一步采取中介效应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1）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效果呈现“N”型特征;（2）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于碳排放的效果呈现倒“N”型;（3）命令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影响能源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水平抑制碳排放,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工业发展水平、资源协调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与能源发展水平进而抑制碳排放。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启示。     

中国省际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与时空演变特征

利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6)的方法估算了中国29个省份的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分析了中国省际间碳排放的区域差异与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比较了区域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的相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全国及东部、中部地区存在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西部地区不存在该曲线。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能源碳排放效率

文章通过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2006—2020年能源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中国能源碳排放效率呈现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分布格局,进一步将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能源碳排放效率纳入同一框架分析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能源碳排放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能源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环境规制通过抑制技术进步水平而降低能源碳排放效率。因此,应坚持新发展理念,优化绿色绩效考核,科学合理地选择和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同时应加大技术创新投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激励企业绿色转型,从而实现能源碳排放效率进一步提升。     

河南省碳排放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基于EKC和VAR模型

以河南省为研究对象,利用1978—2013年的宏观统计数据,首先运用EKC分析了1978—2013年河南省人均碳排放的特点,然后建立VAR模型,通过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分析以及方差分解分析等,对能源强度、实际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对人均碳排放的动态冲击效应和影响程度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1978—2013年河南省人均碳排放量的发展曲线大体上并不呈"N"型或倒"U"型,人均碳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河南省的能源强度对其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大。最后提出建议以促进河南省低碳经济的发展。     

异质性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如何影响碳排放？

中国式分权治理的制度背景下,环境规制成为地区间流动性资源争夺的博弈手段,明晰异质性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效应是解释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现象的关键所在。论文将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与碳排放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就区域间环境规制的策略性行为及其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规范性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省域间异质性环境规制存在显著的空间策略互动,市场型和环保型环境规制呈现互补性策略互动,而行政型、公众型和技术型环境规制则表现为替代性策略互动;纯粹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具有碳排放抑制效应,而异质性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则存在明显差异,“以邻为壑”现象普遍存在;地方政府竞争参与进一步诱发环境规制策略互动的“逐底效应”和“绿色悖论”难题,最终表现出显著的碳排放促增效果。论文据此提出,中国在破解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的过程中,需要匡正地方政府无序竞争行为并改革中国分权激励机制,建立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同时强化异质性环境规制的多元化实施路径,加速区域协同治理进程。     

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状况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基于改进的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利用1996～2011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并计算了人类发展指数,对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类发展指数对人均碳排放量有显著影响,但在不同区域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存在细微区别。因此,在不断提高各区域人类发展指数的情况下,应针对各个区域不同的发展特性,分别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以推动低碳经济转型。     

地方政府“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减排效应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策略的调节效应

加强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治理，是“双碳”目标下实现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以2013—2020年高碳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差分模型考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碳交易制度对企业碳排放的协同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碳排放权交易与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下，高碳企业的碳排放量显著下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会导致企业碳排放量增大，而碳交易制度在环境规制策略与企业碳排放量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碳交易市场机制的建立能够有效缓解环境规制执行中的策略选择缺陷。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显示，环境规制与碳交易制度的减排作用具有负向的空间相关性，地方政府规制策略对企业碳排放的消极影响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在这种空间相关性下，碳交易制度的负向溢出效应依然可以纠正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给企业减排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采用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面板协整检验表明：区域碳排放量与人均GDP、产业结构、人口数量、能源价格、能源效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内生经济关系。运用面板模型估计各因素的影响系数分析,认为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碳排放量影响最大的三大因素为人均GDP、人口数量和能源效率。     

我国省域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和居民生活消费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8—2009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截面数据,构建了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省域碳排放量与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产业机构和居民生活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居民生活消费和环境规制均是影响我国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且前者均与后者正相关;我国的自发碳排放量存在一定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各省市的自发碳排放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1991～2008年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LMDI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量的因素分解模型,基于1991～2008年数据分析了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等因素的变化所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动趋势.结果显示:经济发展与人均碳排放量成正比关系,与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成反比关系,且这两个因素与人均碳排放量呈倒U型曲线关系.这说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碳排放量仍在增加.因此,我国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尤其要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省域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及减碳机制探讨——以浙江省为例

论文基于1990—2015年浙江省碳排放时间序列数据,采用STIRPAT模型,探讨驱动浙江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明确碳排放控制的主要领域。结果表明人均GDP、人口规模、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量增加有正向驱动作用,而城镇化率对碳排放量增加有负向驱动作用。人均GDP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增长的贡献最大,但2000年后人口规模的驱动作用逐渐减弱,经济规模扩大成为碳排放量的主要增长因素。能源强度和城镇化率对碳排放量减少的贡献最大,能源结构的贡献率较低。基于此,提出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城镇发展转型、提高能源管理效率等具有针对性的减碳对策。     

数字经济赋能低碳发展：机制识别与空间溢出

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利用2011—2019年中国内地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信息产业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普惠金融3个方面构建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考察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该结论在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及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积极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现阶段我国智能产业转型以及技术进步机制尚未成立;进一步的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我国各地区碳排放存在空间依赖性,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降低邻近地区碳排放水平。     

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线性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采用200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采用线性面板模型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互联网发展提高了地区人均碳排放量,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存在倒"U"型关系,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程度提高减少了人均碳排放量,第二产业增加提升了人均碳排放量。考虑门槛效应时,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单门槛,即互联网发展与碳排放是倒"U"型的关系,当地区互联网水平处于中低水平时,互联网发展显著增加了地区的人均碳排放,当互联网发展水平越过门槛时,互联网发展又表现为抑制碳排放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