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设计

由于现代企业制度里的"委托-代理"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公司治理风险。因此,为了更好地衡量和预防公司治理风险,基于股东(委托人)和经理层(被委托人)两个方面来设计预警指标体系,从而使公司治理风险在数据层面上得以显现和控制。     

新时期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风险

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治理风险以及金融风险之间逻辑关系来看,治理风险是新时期商业银行其他风险形成的主要诱因。其治理风险表现为:总行法人风险责任承担和风险控制能力不匹配,组织整体资源配置难以优化,整体竞争能力被严重削弱,总行战略无法得到有效贯彻。因此,防范治理风险是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造成功与否的必要条件。     

风险刑法的主体问题浅析

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有组织不负责任",在风险刑法中,除了主张个人责任外,还必须主张不减弱个人责任的法人责任,并采用法人与自然人责任标准同等原则和责任追究双轨制原则指导司法。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全球治理构架

跨国公司经营活动面临的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其社会责任治理超越了国家中心范式,需要进行全球治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全球治理框架建立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国家政府和政府性国际组织等主体之上,通过组建"超权威"国际社会责任组织来进行全球统一治理。     

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和政府政策

农产品进入市场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单个农户或农民进入市场;二是农户以组织的形式进入市场.单个农户进入市场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要承担较大的市场风险.农业生产组织分为两类:一类为他组织形式;另一类为自组织形式.后者是农户自身为治理的主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生产组织.自组织形式将是我国农业经济组织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这是因为,自组织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优势.当然,组织本身也存在不可忽视与小农经营方式有关的缺陷,这要求农户+农户的自组织模式的发展需要政府作为外部的支持力量存在,这有别于此前农业经济组织的政府干预模式.     

ISO 26000风险及中国应对策略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社会责任指南》标准,把企业社会责任拓展到了组织社会责任,涉及了人权、劳工权益、国际行为准则、政府治理、国际公约及协定等敏感问题,被认为会对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的组织产生负面影响,乃至遭遇风险。论文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应对ISO 26000风险的策略,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等四个方面的系统风险消减策略和治理、经济、技术、素质等四个方面的组织能力建设策略。主要结论是：要求组织履行社会责任,对于促进组织效益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社会发展模式的改良具有积极意义。组织应该根据各自具体情况与发展阶段,采取上述社会责任应对策略,有效地应对及避免ISO 26000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风险。     

论科技风险责任的承担——以软件漏洞风险为例

科技风险责任是建设创新型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科技经营者是科技活动的获利者,处于控制风险的有利地位,是科技风险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在经营者无法独自承担巨额科技风险责任时,有必要由国家进行适当分担。科技风险致人损害,责任主体承担无过错责任;在特定的高危险领域,可以对赔偿责任进行限制以激励创新。具体到软件漏洞风险责任,可以构建以无过错责任为核心的软件产品责任制度,提高软件安全性。     

基于公司治理的内部审计发展研究

公司治理改革的浪潮将内部审计由幕后推向前台,在公司治理框架中内部审计的基本活动是风险监控和控制确认.内部审计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密切,内部审计是其他主体极具价值的资源,内部审计在参与公司治理中面临着竞争性需求和服务于二主的报告关系,只有深刻地认识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架构中的定位,才能有效整合治理中的风险与控制.     

论科技风险责任的承担

科技风险责任是建设创新型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科技经营者是科技活动的获利者,处于控制风险的有利地位,是科技风险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在经营者无法独自承担巨额科技风险责任时,有必要由国家进行适当分担。科技风险致人损害,责任主体承担无过错责任;在特定的高危险领域,可以对赔偿责任进行限制以激励创新。具体到软件漏洞风险责任,可以构建以无过错责任为核心的软件产品责任制度,提高软件安全性。     

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发展与应用分析

现代内部审计除了关注传统的内部控制之外,对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和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日益关注.正是存在这样的需求,一种以内部审计主体组织的内部控制为基础、同时考虑公司治理在内的、以组织整体风险作为审计重点的审计——风险导向内部审计应势而生.本文从风险导向内部审计的含义、产生的必要性及特点、应用中的难点及对策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论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事权和支出责任分离

原有分税制改革受各种因素制约,制度框架继承了各级政府间原有的支出事项,与事权的关联考虑不多,缺乏明晰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规范划分的政治机制,同时政府间财政收入的分配格局并未伴随财政职能的下放而发生根本性变革,产生了政府间事权、支出责任、财权、财力不相适应的矛盾,引致事权重叠交叉、事权与支出责任分离、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事权与财力不确定等问题,带来制度激励偏离公共性和治理失效的风险,亟待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以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政府治理整体效能最大化。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构建

本文回顾并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基于理论分析探讨利益相关者相应的权责,界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并从企业动态履约的本质和企业社会资本积累的角度指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在此理论基础上,通过企业治理结构的重新构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自律性有意探索:既保留“三权分立”的治理框架,又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在企业治理机制构建方面还考虑到精英执政、政府、内外监督机制的融合.     

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创新生态系统风险归因及治理体系研究

人工智能在迈向产业化过程中会逐渐形成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但同时也会引发风险危机和治理挑战，给创新生态系统稳健发展带来极大隐患，亟需对创新生态系统的风险治理进行深入探讨。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出发，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创新生态系统风险治理议题，根据风险诱发属性，将其归结为内生性风险（数据风险、算法风险）和外生性风险（算法歧视、算法滥用），并围绕治理主体、治理原则和治理路径3个方面建立风险治理体系，系统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创新生态系统的风险治理主体构成以及形成的多层次群落结构，分析和归纳出风险治理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并详细揭示内生性风险和外生性风险的具体治理路径，旨在为降低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风险，促进创新生态系统升级提供理论指导和有益启示。     

技术进步与秩序失调：我国技术时代的社会稳定风险起源

根据主客关系，将技术分为象征技术、治理技术、工程技术、生活技术，进而对4种技术进行论证，探讨其理论意蕴。我国技术发展指导哲学经历了人民意志论、务实的实践理性、有机论的实践理性3个阶段，不同阶段4类技术地位不同，但总体上不匹配。技术进步具有双面性，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原因不仅在于其直接负面效应，更深层次的是4类技术不匹配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包括文化结构去认同化、治理结构去权威化、社会生活结构物欲化，上述损害是对社会秩序的“蚁穴式蚕食”。社会稳定的核心在于4类技术相互匹配与动态均衡。从技术风险到技术秩序需要着眼于明确象征技术、系统化治理技术、重塑生活技术理念3个途径。     

内部控制、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一个职能论的视角

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内部控制是制度,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之间存在交叉重叠的关系。这会导致多套管理制度并存于企业的混乱局面。事实上,内部控制不是制度,而是职能,是管理职能中的控制职能。内部控制、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不存在谁包含谁的问题,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涵义相同,公司治理中体现了内部控制或风险管理思想。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统一于一套企业管理制度之中。     

The ro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ength in crisis and non-crisis times

This study evaluates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listed firms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investigates whether corporate governance mitigates/exacerbates the impact of leverage and risk on firm performance during crisis and non-crisis times. The study constructs a corporate governance index not only to examine the dispute of the ro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during the crisis but also its influence on other factors that fuelled the crisis. A firm-level panel data is used that spans the period 2008–2012 of all listed firms on Abu Dhabi Securities Exchange (ADX) and Dubai Financial Market (DFM). The study finds a positiv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ength on the accounting performance, but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firms’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normal times, corporate governance mitigates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leverage and risk on the accounting and economic firm performance. However, this synergy effect varies acros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during crisis.     

高科技社会我国风险沟通重塑

高科技社会衍生“人为风险”，西方发达高科技国家倡导新型风险沟通，而后发场域由于系统落差，呈现出迟滞型风险沟通。通过构建全球化高科技风险社会、全球本地化风险沟通的新分析框架，发现高科技社会我国风险沟通面临着风险的社会放大、气泡结构、路径互动阙如、手段叠加、目标战略缺失、过程碎片化等迟滞困境。通过创新理念、吸纳型风险沟通、复合式路径、平衡化手段、连续统、政府学习和政府职能的“七位一体”再造，可有效重塑高科技社会我国风险沟通，推进国家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创新——兼论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

企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微观市场主体,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应对和解决突发性社会公共问题,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实践议题、实践主体、实践范式等方面阐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导向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转向。更进一步地,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为例,深入阐述在特大型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企业如何通过社会责任实践参与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多元范式（基于传统个体型的原子式、基于供应链的价值链式、基于战略联盟的联动式,以及数字化平台经济时代基于平台企业主导的商业生态圈与基于公共治理平台主导的社会生态圈等5种范式）推动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手段与工具优化创新,从而为企业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产业集群治理:一个基于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的视角

治理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国际、国家、社区的不同领域的管理,治理的形式一般有企业治理、区域治理等。产业集群治理的提出与多重背景有关: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产业集群系统的复杂性和产业集群组织失灵的存在。产业集群治理包括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外部治理主要是通过全球价值链治理来进行,而内部治理主要是网络治理。在治理结构中,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文章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集群治理结构的关系,并以浙江产业集群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探求产业集群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深层透视——基于责任博弈失衡的视角

社会责任缺失现象已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行业性、产业链式的责任缺失情况不断出现,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已向社会敲响了警钟。本文在界定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概念的基础上,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维度,对六大行业的典型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进行了归类总结,以形成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系统性分析,并深入探讨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特征：隐蔽性和长期性,从众性和常态性,破坏性和不可逆性。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源于不同主体的责任博弈失衡,需要构建多元主体之间的联合监督和共同治理机制来推进群体性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工作。